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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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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⑧同上注。　　　　
　　　　⑨尼采：《超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Walter　Kaufmann英译，（New　York；　1966），第26页（§19）。尼采：《权力意志》，Walter　Kaufmann和R。　J。　Hollingdale英译，（New　York；　1967），第298页（§552）。我在这里和别处对尼采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历山大·尼哈玛斯（Alexander　Nehamas）的《尼采：文学式的生活》（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　Mass。；1985），尤其是第170—199页。　　　　
　　　　⑩尼采：《权力意志》，第463页（§866）。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Walter　Kaufmann英译，见《尼采便览》（The　Portable　Nietzsche）（New　York；　1954），第129页（序诗，§5）。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51页（Ⅱ，§20）。参见尼采：《快乐的科学》，walter　Kaufmann译（New　York；　1974），第232—233页（§290）。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第165页（§1）。　　　　
　　　　参见瓦尔特·伯科特（Walter　Burkert）：《希腊宗教》（Greek　Religion），John　Raphan英译，（Cambridge；　Mass。；　1985），第179—181页。　　　　
　　　　关于毕达哥拉斯派的守护神崇拜，参见狄奥奇尼斯·利尔提乌斯（Digenes　Laertius）：《贤哲列传》（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R。　D。　Hicks英译，（Cambridge；　Mass。；　1925），VIII，第32页。关于赫拉克利特，参见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中的有趣的讨论，见《海德格尔主要作品选》（New　York；　1977），第233—234页。关于苏格拉底，参见保罗·弗里特兰德（Paul　Friedlander）：《柏拉图引论》（Plato：　An　Introduction），Hans　Meyerhoff英译，（New　York；　1958），第32—58页；以及格里高利·弗拉斯托斯（Gregory　Vlastos）：《讽刺家和道德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　Ironist　and　Moral　Philosopher）（Ithaca；　N。Y。；　1991），第280—288页。　　　　
　　　　牛津英文词典介绍了“demon”一词涵义的演化。好daimon的观念并未从基督教里完全消失，而只是转变成这样一个观念，即每个人都有一个监管自己的“守护天使”。　　　　
　　　　在尼采这最后一句话的上下文里，“genius”一词是按拉丁文的旧义来使用的，指的是个人命运的力量：它实际上是古希腊daimon观念的翻版。参见Ｗilliam　Arrowsmith在他的译注里对这句译自“教育者叔本华”的话的评论，第163—164页（§1）。前面的一些尼采言论引自《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330页（III，§13），和《快乐的科学》第228页（§283）。尼采关于“genius”和“daimonic”的看法受歌德影响很深。关于歌德的观点，参见《真实与虚构》（Wahrheit　und　Dichtung），卷XX：“所有那些限定我们的东西似乎渗透在我称谓的守护神（the　Daimoniacal）中，与那些古代文明相同……它像是机缘，因为它不显示结果；它类似于神（Providence），因为它点出因果联系。”歌德对守护神的理解还含蓄地出现在他的舞台剧《浮士德》中。也可参见歌德的《与艾科曼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John　Oxenford英译，1984年，第202—203页：“诸如最高级的创造性（productiveness）这些事物，”歌德在此解释道，“人们必须将其视为意外的天赐，视为他必须满怀欣悦和感激去迎接、敬畏的神之赤子。它们类似于为所欲为的守护神（daemon）……”还可参见拉尔夫·瓦尔多·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有关“神魔研究”（Demonology）的演讲，收于《演讲集和自传纲要》（Lectures　and　Biographical　Sketches；　Boston；　1986），第9—32页。　　　　
　　　　“阿克吞的散文”（La　prose　dActeon），载《新法兰西评论》，第135期，1964年3月，第444、447页。英文版见“阿克顿散文”，克洛索夫斯基（Klossowski）的《双性魔鬼》（The　Baphomet），索菲·霍克斯（Sophie　Hawkes）、斯蒂芬·萨塔雷里（Stephen　Sartarelli）译（Colorado；　Hygiene；　1988），第xxi、xxiv—xxv页。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福柯对守护神问题怀有终身的兴趣。1961年，在《疯癫与非理性》（Folie　et　deraison）的一个注脚里，他甚至表示将来要研究“守护神体验”及其在现代的“衰微”（参见FD，第39页注）。他从未将研究结果公之于众（如果有的话）。但在法兰西学院的最后几堂课里，福柯又提起了哲学生活中守护神的作用问题（详见本书第11章）。在这些年里，他曾敦促求学心切的学生们去读弗朗索瓦·范登布鲁克（Francois　Vandenbroucke）的“守护神”（Demon）一文，载《精神性辞典》（Dictionnaire　de　spiritualité）（Paris；　1957）第3卷。参见《话语和真实：说真话的困惑》（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在柏克利的讨论班记录稿，尚未发表也未经福柯审阅，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第88页注。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273—274页（§341）。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264页（III，§1）。参见尼采：《超善恶》，第162页（§231）。　　　　
　　　　尼采：“教育者叔本华”，参见注释前文，第191页（§4）。　　　　
　　　　宾斯万格的言论引自宾斯万格：《在人间》（BeingintheWorld），Jacob　Needleman英译并写了前言，（New　York；　1963），第2、3页。关于“爱情”的重要性，参见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The　Case　of　Ellen　West），Werner　M。　Mendel等英译，见罗洛·梅伊（Rollo　May）等编：《存在》（Existence），（New　York；　1958），第268、293、312—313、313—314页。关于人物背景的情况，参见《在人间》和赫伯特·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的《现象学运动历史导论》（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　Hague；　1969）。　　　　
　　　　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Paris；　1989），第64页；英译，第44—45页。　　　　
　　　　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243页。下述详情均出自宾斯万格的这一病例研究。见第238—267页。　　　　
　　　　同上书，第254、258、255页。（黑体字系宾斯万格所强调）　　　　
　　　　同上书，第256页。　　　　
　　　　同上注。　　　　
　　　　参见同上书，第262、267页。　　　　
　　　　同上书，第298页。　　　　
　　　　同上注。　　　　
　　　　

第三章　袒露的心注释（2）

　　　　MM，第66页；MM*，英译，第54—55页。RE，第94页英译，第6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65页；英译，第45页。艾里邦在他的书中，以及在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曾指出，要弄清楚福柯写那篇有关宾斯万格的文章和他的第一本书（即《精神病与个性》，也发表于1954年）时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大容易的。艾里邦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论宾斯万格的文章是先完成的。即使他是对的，我想仍有大量直接和间接的语气表明，这篇文章是在写那本书的工作已经开始之后才构想和写作的。福柯自己从来不喜欢那本书。1962年，在该书要重印的时候，他曾试图做些补救工作，打算重写最后的几章，并将书名改为《精神病与心理学》。但最后他还是停止了该书在法国的印行，并试图阻止（没有成功）其英文版的出版。而对于那篇论宾斯万格的文章，他却是另眼相看的：当人们在他快去世的时候准备将它译成英文时，他没有表示反对。还有一个旁证：莫里斯·班盖在他关于福柯的回忆录里曾明确提到，福柯的兴趣焦点在1953年发生了“从条件反射向此在（dasein）分析、从巴甫洛夫（这是他的第一本书中的关键人物）向宾斯万格”的“突然转变”。（对福柯青年时代关于巴甫洛夫的兴趣感到困惑的人们应该记得，1953年也是福柯退出共产党的年头，而这并非巧合）。参见班盖：“学习时代”，第127—128页。　　　　
　　　　RE，第126—127页；英译，第74—75页。关于福柯后来对“评注”规则的看法，参见NC，第8页；英译，第16—17页。　　　　
　　　　宾斯万格：“爱伦·威斯特病例”，参见注释前文，第323页。宾斯万格：“梦与存在”（Dream　and　Existence），见《在人间》，第247、244页。宾斯万格强调梦的实际可理解性，弗洛伊德强调本能和压抑的作用，而最近的研究更倾向于支持前一种看法，参阿兰·豪布森（J。　Allan　Hobson）：《做梦的大脑》（The　Dreaming　Rain）（New　York；　1988）。　　　　
　　　　RE，第28、40—41页；英译，第38、42—43页。　　　　
　　　　RE，第64页；英译，第51页。超现实主义是福柯工作背景中的一个恒在的因素，构成了福柯置身于其中的“épistémè”，通过莫里斯·布朗肖、乔治·巴塔耶、勒内·夏尔和安托南·阿尔托之类人物传达着影响；此外，安德烈·布勒东的作品也直接起到了这种作用。参见“这人在这两个词之间左右逢源”（Cétait　un　nageur　entre　deux　mots）（谈话），见《艺术闲暇》（Artsloisirs），第54期，1966年10月5日（特别是第9页），福柯在这里欢呼布勒东发现了“体验领域”——一个后来由巴塔耶和布朗肖探讨过的领域。　　　　
　　　　RE，第56、114页；英译，第48、69页。　　　　
　　　　RE，第101页；英译，第65页。　　　　
　　　　RE，第85、69、52页；英译，第59、53、47页。　　　　
　　　　RE，第64、54、69、66、70页；英译，第51、47、53、52、54页。尼采：《拂晓》（Daybreak），R。　J。　Hollingdale英译，（Cambridge；　England；　1982），第78页（§128）。　　　　
　　　　RE，第66页　［“坦露的心”（Le　coeur　mis　à　nu）］；英译，第52页。　　　　
　　　　波德莱尔：“我的坦露的心”（法文：Mon　coeur　mis　à　nu），Christopher　Isherwood英译，载《私人日记》（Intimate　Journals）（San　Francisco；　1983），第100、75、57、64页。　　　　
　　　　RE，第110—111页；英译，第68页。　　　　
　　　　RE，第70页；英译，第54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　　　　
　　　　RE，第114、113、73页；英译，第69、55页。　　　　
　　　　参见RE，第128页；英译，第75页：“按经验主义的规则，幸福只能表达的幸福”——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如何“表达”死亡之梦的问题。当然，福柯的文章本身就是对此问题的一个初步的回答，它论证了一条无需自杀就可以表达死亡之梦的途径。　　　　
　　　　“和米歇尔·福柯的谈话”（Conversazione　con　Michel　Foucault），载《文学报》（La　Fiera　Letteraria），第39期，1967年9月26日；我译自原始的法文手抄本，第17页。关于福柯和巴拉凯，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85—90页；英译，第64—68页。　　　　
　　　　这里和下面的有关巴拉凯生活的细节，出自安德烈·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Since　Debussy：　A　View　of　Contemporary　Music），Noel　Burch英译，（New　York；　1961），第163—203页。奥代尔的书也有一些有关梅西昂和布雷的有用的章节（他本人就认识这三个人）。　　　　
　　　　琼·佩瑟（Joan　Peyser）：《布雷：作曲家·乐队指挥·谜》（Boulez：　Composer；　Conductor；　Enigma）（New　York；　1976），第37、51、33页。关于福柯和布雷的友谊，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85—87页；英译，第64—65页。而我掌握的一些材料表明，福柯和布雷的关系比艾里邦所说的要亲密得多。　　　　
　　　　让·巴拉凯：“即席谈话”（Propos　impromptus），载《法兰西音乐邮报》（Courrier　musical　de　France），第26期，1969年，第78页。　　　　
　　　　罗斯—玛丽·冉让（RoseMarie　Jenzen）在“没完没了的中辍”［Linachèvement　sans　cesse，载《间隔》（Entretemps）1987年让·巴拉凯特刊，第123页］一文中，引用了巴拉凯1953年的这段评论。兰波致保罗·德门尼（Paul　Demeny）的信，见《兰波全集及书信选》（Rimbaud：Complete　Works；Selected　Letters），Wallace　Fowlie英译，（Chicago；　1966），第307页。福柯关于巴拉凯酗酒的谈论，见西蒙·瓦德：《福柯在加利福尼亚》（打印稿，1990），第21页。　　　　
　　　　奥代尔：《德彪西以来的当代音乐》，第194—195页。　　　　
　　　　贝克特的话转引自夏尔·朱利叶：“会晤贝克特”（Meeting　Beckett），载TriQuarterly第77期，1989—1990冬季号。“真实的理性代价是如何？”（Um　welchen　Preis　sagt　die　Vernuft　die　Wahrheit？），（谈话，1983）；英译，载PPC，第18页。　　　　
　　　　在《疯癫与文明》出版之后，福柯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答记者问。当记者问到这本书受到哪些因素影响时，福柯答道：首先是一些文学作品……［是］莫里斯·布朗肖……。”见“癫狂只存在于社会之中”，载《世界报》第5153期，1961年7月2日，第9页。也可见艾里邦：《福柯传》，第79页；英译，第58—59页。　　　　
　　　　关于布朗肖的神秘性，参见亚当·西特尼（P。Adams　Sitney）为莫里斯·布朗肖《俄耳甫斯的目光》（The　Gaze　of　Orpheus），Lydia　Davis英译，（Barrytown；　N。Y。；　1981）一书写的跋，见该书第163—169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79页；英译，第58页。1990年3月25日德费尔的谈话。论鲁塞尔的书的英文版非常奇怪地省略了福柯在最后一章里使用的一些破折号，这些破折号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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