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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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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街垒！
它的战术微乎其微，但它的象征意义却十分强烈。因为街垒，在一个受过教育的法国公民心目中都是神话般的起义标志，是革命传统的生动形象，这种传统始自1789年，在1830、1848、1871、1936年屡次得到续延，并且又在现在，在1968年5月，再度显示出了自己的生命力（但这未必可能）。
街垒越筑越多。盖吕撒克街出现了10座，乌尔姆街出现了2座，图尔纳福街又出现了2座，其总数到天亮前已达60座。④
这混乱是令人陶醉的。人们劈开了广告牌，挪走了路标，放倒了绞手架和铁丝网，推翻了小汽车。被打碎的东西在马路中央堆起一座座小丘。人人意气风发，一派节日气氛。“大家顷刻间都认识到了自己的实际愿望，”事过不久一位参加者在概述当时人们的心态时写道，“破坏的热情从未显示过如此巨大的创造力。”⑤
电台记者在街上游逛。起义者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也向全国播放了实况，这些谈判富于戏剧性，但毫无实效。为冒险的前景所吸引，增援的人们开始大批涌入拉丁区。街垒上，半导体收音机广播着新闻，抗议者们斗志昂扬：我们在创造历史！
成千上万为观念所陶醉的人，下定决心去接受命运的挑战。
凌晨两点刚过，警察戴上防毒面具。两点一刻，进攻开始。
有秩序的军队高高地抛出燃烧弹和催泪弹。捣乱的军队则以石块和燃烧瓶反击。警察进攻时的吼叫，学生负伤后的呻吟，远处传来的沉闷的爆炸声，透过无线电电波传遍了整个法国，震颤着千百万全神贯注的听众的心灵。⑥
三小时后，“街垒之夜”算是过去了。然而对于年轻一代的政治活动家来说，——对于米歇尔·福柯来说亦同样如此，一个崭新的世界却蓦地展现在眼前。
天亮了，人们看到了一片浩劫后的惨景。在拉丁区那些曾短暂地筑起过街垒的漂亮的街道上，散布着200来辆夜间烧剩下来的汽车残骸。没有人被打死——这场战役，尽管很血腥，却仍是一种游戏，参加游戏的警察和抗议者双方都懂得适可而止，都对此心照不宣。但警方的野蛮进攻，毕竟造成了350人受伤（其中有的伤势还不轻）的后果，目击者为之震惊。为抗议政府的镇压，法国的一些大工会，包括强大的、由法共领导的法国总工会，号召在5月13日（星期一）举行总罢工。⑦
就在那个星期一，100多人走上了街头。大学生的造反转变成对戴高乐威权主义政府的全面抗议浪潮。同时，人们还在一般的意义上，把矛头指向了现代世界的社会制度本身——这一点虽然不很清楚，但更具爆炸性。
直到这时，政府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终于，它在星期一晚间作出了让步的姿态：让警察撤离索邦大学，并释放了那四名被捕的学生。
然而这种让步太有限了，为时也已太晚。戴高乐的统治突然显得那样不堪一击。年轻的激进派迅即占领了索邦大学。“涂鸦”的做法（即用喷漆筒在建筑物上喷写大标语，这也许是这场运动最富于新义的表现）开始盛行。墙壁遭殃了，理性受到了践踏。这种“涂鸦”的目的显然是要人们把激情、迷惑和狂暴的精力统统宣泄出来：
残酷无情！
不许阻止！
我们不想承担任何责任，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要攻夺，我们要
占领要动口，不要动手！
我的愿望就是事实，因为我相信我的愿望的真实性
冲啊，同志，旧世界已在你身后！
迅速行动起来！⑧
大学生们撞开索邦大学的所有大门，宣布该大学为“自由大学”。数以千计的没有规矩的年轻人涌入这座古老的知识殿堂。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新世界可能采取的形式。“愿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热情所驱使，而且毫无负罪感。”一份广为散发的宣言提议。“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暴力，所有的政治行动都是暴力，”另一份宣言声称。“暴力是主观性自我表达的惟一途径。”⑨
长期受到抑制的热望突然得到了表达。全法国的办公室职员，都在开会讨论如何重新进行分工的问题。工厂里的工人们在有传染性的愤怒情绪中，自发地举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罢工。在索邦大学，一个“革命鸡奸行动委员会”碰过头，讨论过问题，最后悄然解体，没留下任何组织的痕迹，然而却为在后来几个月里形成的法国同性恋解放运动提供了一个灵感。⑩
一位名叫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的青年哲学家在5月运动后不久后总结说，这场风暴把“所有准贱民式的社会成员，如青年、移民劳工等等”联合了起来；它取消了一切“少数民族居住区”和传统的界限，结束了“社会和种族的隔离及性压迫等等”；它将索邦大学变成了“一艘新的‘愚人船’”，而在这艘船上，统治阶级将会重新发现“一切令他们伤脑筋的反常行为”。
米歇尔·福柯当然不会没注意到这一事态，因为街垒之夜所开启的，似乎正是他的革命。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2）
但是，和在抗议运动中再次成为众所瞩目的人物萨特不同，米歇尔·福柯哪儿也没有露面。
他远在1000英里之外的突尼斯。
福柯是1966年秋去那里的，由此逃离了克莱蒙·费朗大学沉闷的外省生活氛围。他在突尼斯的一个叫做希底布萨伊德（SidiBouSad）的小村里住了两年。他的小房子很不起眼，坐落在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眺望地中海。这段时间里，他一边在突尼斯大学教哲学，一边作长时间的思考，同时撰写关于研究方法的论文（后来汇集成一册《知识考古学》）。但他的时间并不完全花在工作上，他对突尼斯阳光充足的海滩和物美价廉的印度大麻都十分着迷，尽情地寻欢作乐。同时他还有达尼埃尔·德费尔做伴，后者从1960年起便做了他的同性恋伙伴。福柯的巴黎公寓里（德费尔1990年还住在那里）挂着一张两人在突尼斯拍的照片：他们正共享着一只小小的烟斗。
就在这个时期第一次邂逅福柯的让·达尼埃尔后来回忆说，这位哲学家给人的印象很奇特：他看上去像“一个柔弱的武士，乖戾、冰冷、超凡；他的眉毛泛着白色，脸上透出一种带点凶狠意味的魅力，一种贪婪而又令人愉快的奇特色彩，它能引起所有人的兴趣”。观察着他的工作和娱乐，达尼埃尔看到了“一种内心深处的斗争：一方面他在热切地追求肉体快感，另一方面，他又显然想限制这种欲望，要将它转变成一种苦行的方法，或一种理念的训练”。
这种“内心深处的斗争”的特性和风险，将随着1968年5月10日事件的爆发而发生变化。
事件发生时，德费尔正在巴黎。那天夜里，他目睹了盖吕撒克街上的街垒被摧毁的情景，然后便回到了他的公寓。他感到一场大乱已迫在眉睫，而这场大乱犹如一幅极乐世界的全息图，令人兴奋不已。怀着这样的心情，他拨通了突尼斯的长途电话，并在向福柯通报过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把话筒放到了一部收音机跟前。就这样，福柯和许多法国人一样，透过无线电电波及时了解到了这场激战的情况。
街垒之夜显然具有关键意义，它使福柯多年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一种新型的政治还有可能改变法国社会。
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从60年代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已发生了变化，而我自己的生活肯定也是如此。这是一个事实。”一些令他关注的问题——从消除负罪感直到探索体验的边缘，现已进入了公共领域。1968年5月事件后，他的早期作品，尤其是《疯癫与文明》，将获得一批全新的读者，因为他们的口味已经改变，可以接受这些书的实际含义了。“而且可以肯定，”福柯在1982年的这次谈话中还指出，“这一情况并不是由他们的政治派别造成的，而是许多运动所产生的后果。这些社会运动已切实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我们的态度，以及一些并未参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这一点非常重要，具有非常的积极意义。”
这些变化，许多都是由1968年5月事件及其在法国引出的后果所带来的。但作为一个全身心卷入1968年政治风波的知识分子，福柯自己采取的第一步行动与巴黎事件无涉，却是对两个月前爆发的一场学生运动的反应。这场学生运动发生在突尼斯本地。
动乱的策源地就是福柯工作的地方：突尼斯大学。自法国给予突尼斯独立起，12年来，该国总统哈比勃·布圭巴（Habib Bourguiba，他还以道德监察官自居）一直试图把突尼斯建成一座“完美无瑕的纪念碑”。这位总统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传统的影响，又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事业，总以某种现代罗伯斯庇尔（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自比。他在突尼斯大力清除宗教迷信，力图在一个充满古风的社会造就一个开明的民族，并透过该国惟一的一个合法政党来表达这个民族未受败坏的统一意志。布圭巴世俗幻想的一些中心内容已化作突尼斯大学的制度。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一个步骤，突尼斯大学于1963年建立了哲学系，福柯就是来此贡献他的才华的。由于《词与物》的出版，他当时的名望已非常显赫了。
但在福柯来这里的时候，该大学的教育制度正在陷入危机。突尼斯最优秀、最富于聪明才智的青年人大多都在接受启蒙，不过这种启蒙并非来自国家认可的崇尚举国一致的公民宗教，而是来自马克思、托洛斯基和福柯的老友及教师路易·阿尔都塞（他当时在操法语的激进派中享有极大的威望）的学说，即一种“在冲突中求进步”的幻想。一种旨在支持该国正趋于现代化的各精英阶层的教育，却正在引发强烈的批评浪潮，这使布圭巴的公民“纪念碑”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
1966年12月，福柯来突尼斯大学后不久，那里就爆发了 一场空前规模的学生大示威。学生抗议的矛头，直指政府的家长式统治及其亲美反共的外交政策。大学教员也受到这种反政府情绪的感染，直到1968年3月的动乱爆发之前，校园里一直充满着紧张的气氛。
“我亲眼目睹了这场学潮，它闹得非常凶，”福柯在一些年后的一次谈话中回忆说。“事情发生在1968年3月，动荡却一直持续到年终：3月大逮捕引起了许多罢课事件。警察到大学里来打学生，许多学生被严重殴伤，并被投进监狱。后来开庭审判，一些学生被判处8年、10年到14年的监禁。”
动乱愈演愈烈。但直到这时，福柯仍未介入。首先，是学生言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令他反感。但更令他反感的，还是他们偶尔流露出的对以色列的恶毒敌意。1967年阿以“六日战争”爆发时，突尼斯曾发生过一系列反犹学潮，而这些学潮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特意安排的。这使福柯深受震动，并深感悲哀。正如达尼埃尔·德费尔所说的那样，“米歇尔怀有深厚的亲犹感情。”终其一生他都不能忘怀希特勒的总体战和纳粹的死亡集中营：在他看来，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合法性简直是不容置辩的。
然而1968年3月的学潮给他的印象就完全不同了。作为突尼斯大学最著名的外籍教师之一，他有权作大量的观察，而他越看越觉得，突尼斯学运的意义非同小可，它体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存在行为”。因为他终于看出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情况下产生某种神话的作用。这个“神话”是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意义上的，指的是这样一群意象，它们能激发“一种道义的力量”，激起“狂暴的行为、强烈的情绪和非同寻常的激情”，使学生能够承担起“可怕的风险，去发表和散发宣言，去号召罢课，哪怕会因此而坐牢。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在突尼斯学潮结束后，福柯面临着一项抉择：或是在公开场合替学生说话，然后被驱逐出境；或是偷偷地帮助学生，利用自己的显要地位来为学生服务。在学生的要求下，他选取了后一个方针。他冒着危险，把一些躲避了被捕的学生藏在自己的公寓里。他还窝藏了一部学生们用来印刷传单的油印机。他不止一次地为狱中的学生同当局作过交涉，但从未成功。而且他又开始阅读马克思、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阅读托洛斯基的巨著《俄国革命史》。在那年春天回巴黎的一次旅行中，他竟贸然声称他已是一名托派，把德费尔吓了一跳。当然他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个经历对我影响甚大。”福柯后来回忆说。
事实上，这是他第一次暗示人们：政治，像艺术和性活动一样，也可以引起一种“极限体验”。
但是，若以为福柯的政治兴趣是被1968年的事件在一夜之间引发出来的，那就大错特错了。毕竟，这个人曾当过三年的共产党员；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在自己最重要的一些书里曾赞成过对西方文化作“全面批判”；作为一个作家，他曾耽迷于这样一种幻想，即“癫狂火山”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摧毁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作为一个哲学家，他还曾试图证明他的思想同“某种进步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建设性关系（这是在他碰巧于1968年5月发表的一篇论文里提出来的）。认为这样一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同时，他的一些同事（如乔治·杜梅泽尔）和一些左翼知识分子（如萨特），总认为他是一个相当传统的、甚至保守的学术权威，也并不奇怪。正如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他在共产党里的那些日子，以及他后来在苏维埃东欧的旅行，使他产生了“某种痛苦的感觉，某种非常深刻的怀疑情绪”，而且他对此从来都是“直言不讳”的。他后来还回忆道，1960年他回到法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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