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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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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法国后，各主流党派都丝毫引不起他的兴趣，而知识分子中的激烈争论在他看来都“书生气十足，毫无意思”。在独立左派方面，这时正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全盛期。然而福柯对这种形势的反应，却是悄悄进入某种“内心流放”状态，消失在他自己的语言迷宫之中，以至于那些对他的书只略知皮毛的读者，都开始怀疑他是一种神秘的新式戴高乐派，在那里哇哩哇啦地说着冷酷无情的结构主义行话。
在这些年里，福柯好像还饶有趣味地（同时带着某种狡黠）玩过学术游戏。在1965年和1966年间，他曾在戴高乐的教育部长克利斯蒂安·富歇（Christian Fouchet）建立的一个委员会里供过职，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改革法国的高等教育。像同一时期美国的克拉克·凯尔（Clark Kerr）一样，富歇希望使大学合理化、现代化，而这些目标，福柯自己在原则上也是赞同的。在1966年的一次谈话中，福柯曾这样说过：“如若当今某个诚实的人带有某种野蛮文化的印记，那么造成这一印记的原因，便只是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的教育制度源于19世纪，其中居支配地位的仍然是最平庸乏味的心理、最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
福柯直言不讳地反对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终于使一些左派分子忍无可忍——试想，根据这种信念搞出的政治改革方案，会是个什么名堂？
在1967年的一次记者专访中，福柯自己不仅承认存在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刻意强调了他的观点的一个最令人不安的政治含义。他对记者说：“我们显然正在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但我怀疑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简单得多的问题，即幸福的问题。我相信，人道主义至少在政治层面上，可以定义为各种认为政治的目的就是创造幸福的态度。现在，我并不认为幸福的概念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了。一般的幸福尚且不存在，更遑论人们的幸福！”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3）
按福柯的萨德—尼采式世界观，幸福可能不是“真正可以思考的”东西。但创造性精力的释放所带来的狂喜却毫无疑问是这样的东西。而且不管杜梅泽尔或萨特会怎样想，也不管福柯自己在1968年以前是怎么看的，这种狂喜绝非纯个人的或仅具有文学性要素的东西。与突尼斯学潮接踵而至的“街垒之夜”表明，可能存在着某种类似于集体共享的狂喜的东西，它至少能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摧毁习俗的禁条。或许，如福柯在1978年所说的，甚至在当今时代，这种野性集体能量的爆炸都会重新引起“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那是一种牺牲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的行为，它“毫无功利色彩，也不含任何个人野心”。
5月底，福柯回巴黎作了次短暂的逗留。自德费尔5月10日给他打过电话以来，他每天都看《世界报》、听广播，像对突尼斯的事情一样密切注视着法国的事态发展，而他在突尼斯的经历已使他对问题有了一种定见（或许是偏见）。当他最终亲临其境来看这一事态的时候，索邦大学仍在学生手中，政治体制仍在受到困扰，年轻的“愤激派”仍沉醉于“不断革命”的狂想。
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索邦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显然就在这个时候，他同他最喜爱的文学理论家莫里斯·布朗肖谈了几句话。福柯在一生中，也仅仅同布朗肖谈过这么一次话，尽管他当时（这很自然）对于他在和谁说话仍浑然不知。“不管五月事件的诬蔑者们会说些什么，”布朗肖后来评论道，“这反正是个美妙的时刻，其间每个人都可以和别人说话，没有个性特征，不带个人色彩，仅仅作为人群中的一员，而且仅仅以自己是‘另一个人’的资格就可以受到欢迎。”
在他逗留期间，福柯还同让·达尼埃尔闲逛了一次。作为《新观察家》的编者，达尼埃尔的工作曾使他得以及时了解事件的进程。当他们的眼前出现一支学生队伍的时候，福柯向达尼埃尔转过身来。
“他们不是在干革命，”哲学家说，“他们就是革命。”
但这些青年男女所体现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革命呢？福柯有理由感到疑惑。因为革命总是以创造全新的“新人”为宗旨的，这是马克思和尼采的共同理想；然而这种理想却指向两个截然对立的方向。
马克思的“新人”具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和谐感，摆脱了主人和奴隶、老板和工人之间的残酷冲突，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和普遍知性的形象表现，它以思想、劳动和爱体现着整个人类的天使般的本质。按福柯在1978年的一次谈话中所说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恢复我们‘失去的’同一性，解放我们被囚禁的本性、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随着异化的结束，以及共产主义的胜利，马克思称之为“真正的个人”的那种东西将最终以完整的姿态显现于世。
尼采的“新人”则与此相反，具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力，超越善与恶的划分，是令人失明的权力和守护神狂暴的形象表现，不为一般人对幸福、公正或怜悯的渴求所羁约。“对我来说，”福柯在1978年解释道，“必须造就的并非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向往的）与自己同一的人，就像自然对他的安排那样，或者是按其本质所规定的那样……这毋宁是一个破坏‘现有的我’的问题，是一个创造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问题，总之是一种全面的革新。”
在1968年5月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巴黎的学生，就像柏克利和柏林的学生一样，在爱与恨、和谐与冲突、和平与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寻找引路人，有些人转向了马克思，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尼采。他们想得到哪一种世界？他们想成为哪一种“新人”？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辞职），终于向法兰西民族宣布了以下几点决定：他不会下台；他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要动员军队粉碎任何进一步的闹事行为。总之，他要战斗。这位伟人的权威由此重新得到了确认，成千上万的人又涌上巴黎街头——但这一次是为法律和秩序而示威了。
共产党敦促它的数百万党员复工。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取缔了最好斗的学生组织。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戴高乐派便在选举投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员人数被削去了一半。
对于“愤激派”来说，这个党派算是玩完了，而认认真真的斗争即将开始。
那年夏天，福柯被邀请出任一个新成立的哲学系的系主任，该系位于离巴黎不远的樊桑纳市（Vincennes）一座试验性的新校园之内。这项任命和五月事件有密切的因果关联。戴高乐的新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发起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教育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为了消除学生运动危害性。樊桑纳大学便是富尔的试点。作为一个典范式的学校，这个大学将实施民主化和跨学科，将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同时，它将成为吸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块磁石：一旦把激进的学生从拉丁区吸引到城外的校园里来，就可以对那些好斗分子的破坏性影响加以隔离了——这至少是很妙的一着棋。
被这种意义含糊的措施吸引来的大学教员中，有理想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最褊狭的极左派，这就使他们内部注定要发生不同兴趣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被吸引到樊桑纳来的学生，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净是些好斗分子的拔尖人物，其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五月街垒战的老斗士。
纷争在所难免了。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68年11月6日的一次教员和学生的全体大会上。以安德烈·格吕克斯曼为首的一帮死硬斗士中的骨干分子突然发难，大闹会场，号召学生们不要去理睬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的无聊争论。他们的靶子之一便是福柯；他们指控说，把这位有争论癖的哲学家雇来就是一个花招；政府在企图“用学术争吵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他们的意向十分明白，这就是：抛开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说：抛开大学。革命应该到大街上去进行！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4）
这些好斗分子误解了他们的福柯。在他的突尼斯经历的启发下，福柯迅速建立起一种具有突出的非传统色彩的哲学系。他让两个人担任了系里的高级职务：一个是米歇尔·塞黑——一位精通数学但又着迷于文学的学者；另一个是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cois Chatelet），他年岁稍长，也极善于把博学和想像结合在一起。这两人都同福柯本人一样，是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聘用的低级教员，造诣自然较差一些，但也几乎同样非同寻常：他们全都是五月学潮的老斗士。实际上，他甚至给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安排了一个工作！虽然格吕克斯曼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福柯的那些低级同事却都是同一类人物：他们之中，有一个托派，一个共产党员，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们极富批判精神，是所谓“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组织的成员。
1968年5月之后，一些极左派团体在法国名噪一时。其中，对于法国学生左翼的发展来说（或对米歇尔·福柯来说）至为重要的，便是这个“无产阶级左派”（简称“GP”）。该组织是一个名叫班尼·列维［Benny Lévy，他在这些年里是以“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化名进行活动的］的青年斗士在1968年底创建的，其中纠集了无政府主义组织“3月22日运动”（五月风潮的鼓动者）的一些老斗士，和一个被取缔了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宗派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rxisteléniniste］）（简称“UJC［ml］”）的骨干分子。“GP”的组织规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也只号称拥有二千来名资格充分的成员。尽管如此，它却享有极大的声望：这个组织极富于热情和献身精神，既像巴枯宁（Mikhail Bakunin）那样惟恐天下不乱，又很讲求列宁那种高超的策略手腕。
在当时的法国，惟有这个组织能够将5月里开始的这场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能够透过控制其混乱的精力来延长这一历史契机。
“GP”透过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工作和地下活动方面的经典技能：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透过一些卫星机构［如《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各附属的人民阵线组织［如“人民事业之友”（Les Amis de 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和一些准军事性的秘密团体，来行使的。这个团体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论，牢牢记住了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著名格言。他们还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级制、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很自然“GP”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耽迷于造反的幻想，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残暴现实却缺乏兴趣。）
同时“GP”还从1968年5月的学潮中，承继了该运动怀疑政党和重视直接行动（将它视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的心态。本着这一精神，该团体在1970年曾请工人们免费搭乘地铁，去进行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同年，一支附属于该团体的“突击队”对“福顺”（巴黎最豪华的食品杂货店之一）发动了一次罗宾汉式的袭击：将富人的馅饼偷去以接济贫困的移民劳工。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像“无产阶级左派”这样一个宗派性集团，这样一个充满禁欲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狂想的组织，会引起福柯的兴趣。他在1978年承认：“五花八门的理论、政治讨论、诅咒、排斥、宗派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这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相反却令我沮丧透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经历仍使他认识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肤浅的教条，但在一定情况下，却可能具有某种索雷尔式神话（Sorelian myth）的价值。他还认识到，“GP”里的大部分斗士，像全世界大多数学生造反派一样，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奉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他在1970年这样指出。“他们更相信的，是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分析”（或者说，革命精英的号令）。尤其是，“GP”热衷于直接行动的对抗风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诱发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发“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
如福柯后来所解释的，在1968年行将过去和他在樊桑纳大学的新工作就要开始之际，他很想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进行试验，而这些政治行动将要求“一种本人的人身投入，将是实实在在的，并将以具体的、精确的和确定的方式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为自己设计一种行动方式，它既可以再现那种曾在我写关于癫狂的书时引起我极大关注的东西，又可以再现那种我在突尼斯刚刚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重新发现的体验”。
30年代的乔治·巴塔耶（他的书又恢复了印刷，在法国学生中突然风行一时）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兴趣，欢迎过“无限制骚乱的突然爆发”、“各种人爆炸性的骚乱”，以及“灾难性事变”中的血腥暴行。怀着类似的情绪，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在1968年也曾对“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报以热烈欢呼。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无产阶级左派”的其他一些领袖也将号召人们“处死暴君，为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压迫进行一切形式的报复”。
然而，福柯对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在他对“体验”的渴求中，他现在难道也会欢迎“无限制暴乱”、“一切形式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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