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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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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空间内的真实”的时候；因为，即使现代的学识也常常表现出“那些被人们想像成‘邪恶’的权力和危险”，无论其看上去多么“庸俗乏味”。
他向听众们解释说，对话语起支配作用的各式各样的礼仪，有可能把这类“权力和危险”中和掉。中和的方法很多，如：强加一些逻辑和语法规则；审查某些词语和论题；规定在某学科内可以接受的各种研究和计划；只认可关于某些选定作品的某些评论方式；将作者假定为作品的自觉的（因而是负有责任的）、创造性的本源。福柯指出，所有这些相互间毫无逻辑联系的计谋，都可以被用来“祓除”话语中的权力和危险，就像牧师们曾试图祓除恶魔一样。由此看来，控制着语言的那张错综复杂的惯例网，无非是“我们施于事物的一种暴力”，一种“我们强加给它们的习俗”，一种无意识的、“人们在每一句话中都必须加以调动的推论‘监察’”。
这里，福柯简要地谈到了他对“权力”问题的日益明显的兴趣，并把它同他以前关于理性的范域和“来自外界的思想”等问题的兴趣联系了起来。他还暗示着，至少他本人已经透过超越学究式话语，通过再现一种被遗忘已久的、“真实”而充满野性力量的话语，打破了这一模式。这种话语，如若我们不怕它内在的种种危险，有可能像古希腊诗人们的作品那样引起“尊敬和恐怖”。通过启发人类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和行动，它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将它自己融入人类命运之中”。
与此同时，福柯还意味深长地表示希望：除了其他角色之外，他还要做一个学者中的佼佼者。在演说的结尾，他向自己的前任、他以前的教师和导师让·伊波利特，表示了一番措词十分得体的敬意。
他的演讲体现了一种悖论（在这方面很像《词与物》）。从它公开表明的意图看，它具有激进的颠覆性；而从它展示的雄辩和学识看，它又具有让人放心的传统性。这篇演讲的传统形式，实际上是福柯自己实施的一种“暴力”，其目的是为了包容（并传达）他自己那不守规矩的“来自外界的思想”。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6）
升入这一神圣的学术机构之后，福柯从一个方面看是很守规矩的。他履行作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社团义务；认真遵守学院的章程，努力撰写富于独创性而且学识渊博的讲稿。但是，这不过是他的投资。和那里的很多教授不一样的是，福柯从不在巴黎的某一研究中心建立自己的独立基地，对招募门生毫无兴趣。按他的同事皮埃尔·布迪厄的话来说，福柯的整个职业生涯“几乎完全失去了明确的学术影响力甚至科学影响力，由此也就失去了这些影响力可以带来的门徒，即使他借助自己的名气，对出版界，并透过它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这后一种影响力（对“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影响力），福柯在1970年以后行使得淋漓尽致。他把大众传播媒介当作传声筒，力图利用自己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加入了一个由一些名声很响的持不同政见者组成的精英团体——其中有萨特（这是自然）、热奈（Jean Genet）这类的作家，和伊夫·蒙当及西蒙娜·西尼奥雷之类敢于仗义执言的影星。而且，他还于1971年2月（即在他就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仅两个月之后），张张扬扬地宣布：他要创立一个自己的政治团体——“监狱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
创立这一组织的主意是福柯和达尼埃尔·德费尔一起想出来的。德费尔现在已经是他的主要政治合作者了。
“我是在1960年9月认识米歇尔的，”德费尔回忆说。他当时是一个学哲学的大学生，刚刚念完高等师范学校文科预备班，年龄比福柯小10岁。当他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就投身左翼政治活动，是“法国大学生全国联合会”（UNEF）的一名活跃分子。（“UNEF”是一个敢说敢干的学生联合组织，曾带头反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
福柯赞同德费尔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但并不同意法国左派60年代早期对戴高乐政府的分析。他们提出“法西斯主义必败”的口号。德费尔回忆说，福柯“从未接受这种看法。这是最重要的”。暗示戴高乐主义是一种类同纳粹主义的现象，如同1968年5月后在法国左派中流行的一些类似提法一样，令福柯感到荒唐。
福柯这位年轻的新朋友神采飞扬，英俊潇洒。但是，最令福柯着迷的，恐怕还是他那紧张而投入的政治生活作风。据德费尔自己的回忆：“我觉得米歇尔能在这个时期喜欢上我，是因为我当时过的那种学生斗士的生活。”福柯将他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在克莱蒙—费朗大学找了个职位。1964年，德费尔离职赴突尼斯参加一项志愿服务，福柯也随同前往，结果在突尼斯大学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工作。1968年后，他俩再度携手合作——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德费尔作了那里的社会学教授，并在1969年1月24日夜里和福柯一道同警察干过一仗。
像所有亲密的朋友关系一样，他俩的关系也几经起落。但自始至终德费尔对福柯一直忠贞不渝。一位认识他们俩的朋友说：“我觉得达尼埃尔是真心爱他的。”
同时，福柯也感到很难离开德费尔。“18年来我对某个人一直处于一种热情状态，”福柯在1981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在某些时刻，这种热情状态采取了爱的形式。但事实上，这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问题。”所谓“热情状态”，按照福柯在这次谈话中的描述，是一种超越了爱情、超越了理性，甚至超越了某种对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求的状态；毋宁说这是一种广阔无垠的、起离解作用的状态，它破坏着“‘做自己’的感觉”，创造着一种强烈的、融合的“苦乐”感，使人得以“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事物”。由于“已全身心投入了”对这种“我们两人之间的热情状态”的探索，福柯承认：“我觉得，当我需要找到他并和他说话的时候，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去这样做——绝对不能。”
福柯常常同德费尔说话，尤其是在1968年之后，谈他们最新的共同兴趣——政治。德费尔经久不衰的政治活动癖，又被新的学生左派，尤其是1968年底出现的“无产阶级左派”引发了。在这个组织于1970年被正式取缔后不久，德费尔自己就做了该组织的地下成员。他回忆说：“我入会了，这是因为它已经被禁止活动了，被取缔了，成了一个处境危险的组织。”
像德费尔一样，福柯这时也在急切地为自己找寻政治行动的新形式。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他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
但是，一个像福柯那样博学多才的人，怎样才有可能通过加盟一个转入地下的革命运动来获取最大成果呢？这是个大难题。福柯便同德费尔一起探讨把自己的课题同毛派的计划联系起来的途径。据德费尔的忆述，在“无产阶级左派”方面，他们的目的只是建立“与法兰西学院的联盟”，以形成（用马克思主义行话来说）某种联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民阵线”；在福柯方面，目标则稍有不同：他想透过探讨作为一种“极限体验”领域的政治，找出某种方法，以“推展在《疯癫与文明》中宣布过的研究方案”。
福柯和德费尔后来得出的解决办法特别简单。德费尔向他的毛派同志们提议：让福柯领导一个调查法国监狱内幕情况的委员会（当时一些毛派斗士正在狱中服刑）。该委员会可望将公众注意力引向法国监狱系统的悲惨状况，并为狱中的毛派提供一个将难友们组织起来的口实。尽管“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成员反对德费尔的意见，理由是普通刑事犯和“流氓无产阶级”不适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过的那样）充当社会变革的动力，德费尔的动议仍然被通过了。
他策划的这场政治冒险，从长远看，在福柯关于新革命政治的实验中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意义。
1971年2月8日，在蒙帕纳斯火车站的圣贝尔纳小教堂里，福柯走到摄影机和麦克风跟前，宣告了“监狱信息小组”（GIP）的成立。选择此时此地来发布这一通告，不是没有用意的。在此之前的两个礼拜里，圣贝尔纳的教堂曾被毛派占据，他们在这里举行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狱中同志们的处境。（在当时的法国，“毛派”已成了对一切多少同“无产阶级左派”有联系的好斗分子的统称；由于“GP”已被取缔，这一稀奇古怪的名称对于斗士们自己是很有用的。）
那日上午，为抗议被捕的同志在狱中的悲惨处境，毛派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活动。当示威还在进行的时候，政府就表示它要作出某些让步，这就是它打算建立一个研究狱中情况的委员会，并打算把在押的好斗分子改定为“政治犯”——按法国的法律，这种犯人应享受较宽大的待遇。圣贝尔纳小教堂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在毛派宣布绝食斗争的主要目标已经达到、因而准备结束的时候开始的。当福柯那锃亮的光头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那里的左派们已经在弹冠相庆，一片欢乐的气氛。
但这位法兰西学院教授并不是去那里庆祝胜利的。他是要借此机会宣布他的新组织的成立。对着摄像机，福柯念了一份关于该组织宗旨的简短声明。这个组织是他在皮埃尔·维达尔—纳盖（Pierre VidalNaquet，一位杰出的古典学者）和让—玛利·多梅纳赫［JeanMarie Domenach，天主教杂志《精神》（Esprit）的主编］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其目的，按福柯的解释，是具体而适中的：他和同事们希望搜集有关法国监狱内部悲惨状况的信息。他们特别希望听取亲身体验过监狱生活的人的讲述。为了顺利得到这些信息，“GIP”敦请狱中的人们同他们联系。该“小组”还告诉人们，他们已准备了一份调查问卷可供索取，答卷将在以后的某一天予以公布。
福柯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念的声明，给人留下了许多假象。虽然有像维达尔—纳盖和多梅纳赫这样有名望的人支持，“GIP”实际上完全不是一个常规性的“组织”，而毋宁是德费尔和福柯临时策划出来的一个流动性的鼓动中心。它从来就没有打算只从事信息搜集或慈善活动。它的毛派背景还暗示着，它从一开始就被预设成了一个战争机器，一种新的文化武器。
最首要的是，“GIP”被预设为一种试验场，它将对一种新型知识分子进行考验——这种知识分子不愿出风头，然而富于颠覆性，谦逊然而狡狯。
它要打击的靶子，一如既往地仍旧是让—保罗·萨特——当代在世的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法国在道德上持异议者的脆弱传统的化身。正如福柯曾概括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传统中，“知识分子以那些被禁止说实话的人的名义，向那些尚需要了解事实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意味着良心、自觉性和雄辩。”福柯还用反讽的口吻指出，正是本着这种奥林匹克精神，战后的存在主义者们告诉了人们“自由包含了什么，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什么、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不但自己决心抛弃、而且还决心在社会中全面加以摧毁的，正是这样一些以道德权威自居的傲慢姿态。“GIP”在这方面的策略是很明确的：它要建立一个论坛，所有藐视道德权威的人都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用他们自己的声音来揭露一个自称“人道的”社会曾用怎样一些残忍的方式惩罚过他们。
“我渴慕那种破坏证据和一般性原则的知识分子，”福柯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宣称。在这里，就像他在这些年里经常谈起的那样，他把这种知识分子想像成一种游击战士，来无影去无踪，徘徊不定，很难被抓住。他从边缘地带打狙击（福柯曾想像过一种拨弄癫狂火山的地下人，与此很相似），将“当代各种惰性和限制”中的“弱点、缺口和力量的分布情形找到并标出来”。他不愿提供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停地处在运动之中”，而且“既不知道他究竟在往哪里去，又不知道他明天会想什么”。尽管目的地仍未找到，但他已不再打地洞了。他现在欢迎公开的战斗，希望这种力量的较量有助于说明“革命是否应该受惩罚，以及哪一种（我的意思是，哪一种革命和哪一种惩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只有愿意冒生命危险将它提出来的人才能回答”。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萨特在这个时期原则上也已归附于某种类似的游击战的纲领。他宣布“老的知识分子概念”已经过时。而且萨特也和毛派携起手来——他在1970年担任了《人民事业报》的挂名主编，以防止该报被查禁。后来他又不知不觉地被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班尼·列维）控制了，并最终让他做了自己的私人秘书。
因此，作为一种独立的试验而发起GIP组织，并将福柯那一套不同于萨特的设想付诸试验，就更有必要了。“倡议一项改革还轮不到我们，”——GIP的成立声明最后说道（言下之意是他们已有了这一设想）。“我们只希望昭示事实，并希望一刻也不拖延地、差不多是逐日地昭示之，因为问题很紧迫。我们必须使舆论警觉，并使之保持警觉。”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7）
GIP从好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德费尔和福柯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德费尔将它分发给去探监的犯人家属；答卷收回后，两人便对它们进行筛选、摘录，然后以连载形式发表。GIP还同犯人家属们一道，通过斗争，使一些以往不许进监狱的报纸得以在狱中被自由传阅；它召集一些由富于同情心的专业人员如医生、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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