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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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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宣传某些特殊监狱内的情况；在狱中发生绝食的时候，组织还予以声援。
“惟有在监狱里，人们才能看到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权力，而且极力在那里被说成是道德的力量，”福柯在1972年指出，“监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权力在这里从不隐藏或掩饰自己。它以一种被推行得淋漓尽致的暴政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它玩世不恭，同时又很清廉，并且完全‘正当’——因为它的实施完全合乎道义。结果，它那凶残的暴政表现为善良对邪恶、秩序对混乱的沉静统治。”
但是，似乎出于偶然，混乱方面的力量往往会出乎意料地、自发地沸溢和爆发，摧毁良心之城，扯去“道德”虚饰（福柯和毛派都从1968年5月的事件中总结出了这一教训）。按照毛主义左派的兴致，这种自发的反叛是再好不过的事，它的发生可以提供一个搞鼓动的好机会。吉尔·德勒兹在一些年后忆述说，“米歇尔具有一种政治的直觉，能觉察到某件事将在某个特殊地点（不会在别处）发生。”德勒兹是德费尔和福柯在GIP里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他和福柯的心是相通的，当时就已是他哲学上的战友。德勒兹虽然也是个渊博的学者，但他对福柯仍怀着几分敬畏。“他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先知，”德勒兹后来解释说。“他能幻视事物，而且像所有懂得幻视、能够看见什么并且看得很深的人一样，他发现他看到的净是些不可容忍的事情。”
恰如事态将要表明的（和GIP搜集的资料将要显示的）那样，法国监狱里面的情况常常真是不可容忍的。监狱绝妙地说明着“正义”可能会是多么的野蛮。尤其是法国监狱在70年代初还提出了一个实际的改革目标，听起来特别美妙。这些塞满了毛派分子的监狱已成为这样一种地方：里面，政治活动家可以鼓动造反；外面，GIP又可以把消息传遍法国。
“米歇尔感到狱中存有某种躁动不安的情绪，”德勒兹回忆说，“他觉得这不是小问题。”
GIP就这样工作着。德勒兹帮助德费尔和福柯搜集消息。他们分发小册子。当纽约北部阿提卡监狱的囚犯发动血腥叛乱的时候（法国报刊对此作了广泛的报导），他们怀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
同时，他们等待着。
1971年12月9日，图尔的监狱发生了暴乱。一群犯人洗劫了狱中的木器厂；另一群纵火焚烧了监狱图书馆；一些单身牢房的犯人砸坏铁窗，把垫褥、椅子、盘子扔了出来。该监狱有三座楼房，暴徒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座，一遍一遍地高呼“打倒专政！”并高唱《马赛曲》。据监狱牧师的传达，他们的主要要求是：暖和的浴室和较好的牙病医疗条件。（这种显然琐屑无聊的要求，这些年在法国其他监狱发生的暴乱事件中频频出现。这使福柯感到很兴奋：他感觉这是一种“无罪化”的标志，说明现代囚犯们已变得多么缺乏羞耻感，多么“问心无愧”。）
从收音机中听到这一暴乱的消息后，巴黎的毛派们立即行动起来，一边策划发新闻特刊来报导此事，一边组织人员去了解真相。
正在这时，这所监狱又发生了第二次暴乱。但这一次警察反应很快，他们迅速控制了该监狱，并在此过程中打伤了几十名囚犯。
事过不久，福柯和德勒兹来到了图尔，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此之前，该监狱的一名医生——一个名叫艾迪丝·罗斯（Edith Rose）的精神病学家交来一份证词，详细描述了图尔监狱惨不忍睹的内部情况。福柯和德勒兹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舆论界披露这份证词。在他们看来，这份证词不仅本身就是一份证明材料，而且提供了一个足以作为教训的实例——它让人们看到，何至于一个官方委任的专家竟敢违背保持缄默这一职业规定，用最明白的语言道出了她的所见所闻。
她的语气，事实上是很平静的。罗斯大夫这样写道：“最令我难受和痛苦的事情，是看到犯人们被套在锁链上整整一个星期甚至更久。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还戴着镣铐。我在医务室曾听见他们叫看守用叉子给他们喂饭。……有些目击者告诉我，他们的牢房里满是粪便，不过我没亲眼见到。”然而她看到的已经够多了，以至于强烈地感到，在图尔监狱坐牢还不如死了的好。“我敢说，自从我去图尔监狱工作以来，那里自杀企图的发生率之高一直令我吃惊，”她宣称：“自缢的，割腕的，吞勺子、叉子、氖光灯管等等东西的，都很多。”
这正是那种通常最令福柯感兴趣的资料——无论是他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的，还是某个像罗斯医生那样的人提供给他的。福柯赞许地评论道：罗斯医生“并不去批评”作为一种机构的监狱，而只是“在这样一个日子，这样一个地点，这样一种情况下，展示了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位监狱精神病医生用一种不带情感的语言（这能令人奇怪地想起罗伯—格里耶的那些冷漠的叙述者），冷静地再现了狱中最可怖的情景。
罗斯大夫的报告后来发表在《新观察家》杂志上。福柯为它写了篇引言，在文中亲自对一些最令人震惊的细节作了一番概述：“人日复一日地戴着脚镣手铐被关在合适的地方……每天不是受刑罚，就是服镇定剂；不是被拘押，就是被注射药物；不是下地牢，就是上城堡（多么让人放心的道德哟！）；在20岁就被变成终身罪犯的偷车贼”（这将成为《规训与惩罚》的中心论点）；而且——福柯怎么能够在这件事上罢手呢？——“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在企图自杀！”
事实上，GIP的第四份也是最后一份小册子就是专门论述这个主题的。这份1973年由伽利玛出版的小册子——《狱中的自杀》（Suicides de Prison），像前几个小册子一样，也是一种资料汇编（将一些事实和当事人的回忆录作些整理，略加一点评论即呈送给读者）。它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统计表，其中列举了1972年法国监狱发生的自杀事件，其数字高得惊人——共32起。编者将这些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在表内，并逐个详细说明自杀的方式，如：自缢、过量服药、服毒、吞叉子，甚至有躺在烧着的床垫上自焚的。
但书中的主要资料，是一个署名“HM”的犯人的一系列来信。HM出生于一个破裂了的家庭（其父是个酒鬼），现年32岁，是一个有鸦片瘾的同性恋者。他在17岁时就犯罪坐过牢房，后来又因盗窃、斗殴和贩毒等多种罪名在十几个监狱里服过刑。据他在好几封信里所说的，他最近的被捕是因为中了一个圈套：几个便衣警察诱使他去买鸦片，从而把他抓了起来。回到监狱后，他开始公开追逐男人。因为发生了一次口角，他的性活动被看守告发了，结果他被关入了单身牢房，随后他便上吊自杀了。
福柯对他的这位通信人极感兴趣，其原因是不难理解的。HM的文字漂亮而生动，带有福柯崇拜的几个作家［波德莱尔、拉英（RDLaing）等］的气息，和他喜欢的音乐（如“门”的韵味），同时还能使人感到他对自己命运的强烈愤怒之情。他所经历的存在是一种“陷阱”——一种由各种被派来专门对付他的监狱专家们构筑的陷阱：“也许正是这些善良的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尽管HM的表达力很强，但他显然缺乏自我意识。在一篇未署名的短评里，福柯指出，这些信函“不停地翻动着各种各样能够形成某种迷恋的东西”，由此向读者们提供了关于“囚犯们所思考的问题”的极富启发性的一瞥。
如果HM的信真的能作向导，那“囚犯所思考的问题”便是十足简单的：他渴望着（与福柯自己并无二致）“逃逸”、消失、消散。
在他不同的时间写的一些信函里，HM表达了这样一些梦幻，如：逃往印度，加入克利希那派宗教运动（Hare Krishna movement），像拉英笔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避开现实，在药物的作用下遨游于“时空之外”，像黑豹党人乔治·杰克逊（George Jackson）那样越狱（杰克逊在1971年加利福尼亚的一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他是GIP前一份小册子的主题人物）。
尤其是，在他站到死亡的门槛上的时候，（事实上，此时他感到除了死就再也无法脱身了），HM做了一个最后的、也是本质的梦（按福柯论宾斯万格的那篇文章的说法）：他梦到了自杀。
“我每天都在考虑这件事，”他在一个后来被福柯引述过的段落里写道。“活着和死一样得难。”
福柯评论的最惊人之处，也许就是他赋予这种死亡愿望的意义。据福柯所言，HM的信，虽然“产生于孤寂之中”并以写信人的死而告结束，却应当被视作一种非常具有政治性的文件，它表达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思考，这种思考意在消除公与私、性与社会、集体要求与一种个人生活方式之间的传统区分”。有人可能会认为，一种可能导致自杀的个人生活方式对于推进一场革命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福柯坚决不同意这一看法。
他宣称：“一种持久的自杀兴趣和某种形式的政治自觉性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这样，除了毫不畏惧地面对“绝对牺牲可能性”的突尼斯学生的英勇形象之外，福柯又加上了一个怪异得多也阴暗得多的政治斗争形象——一种被逐入内心的殊死战斗。似乎在某种绝望的情境下发生的自杀行为，如若得到正确的理解，有可能像福柯在他论尼采的那篇文章里所说的那样，以某种方式戏剧性地展示一具“烙满了历史印记的肉体”，并通过该行为本身的暴烈性，展示“毁坏肉体的历史”。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8）
“GIP是一种思想试验，”吉尔·德勒兹在福柯死后的一次谈话中回忆道。“米歇尔总是把思想的过程看作一种试验；这是他承继自尼采的一个观点。既然如此，GIP的用意就不是拿监狱来做试验，而是将监狱理解为这样一种地方，那里的犯人们在经历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也是知识分子（或者至少是福柯所设想的那种知识分子）应该加以思考的。”
德勒兹能在这些年成为福柯最密切的哲学盟友，似乎是很自然的：因为在所有同辈的法国思想家中，惟有他能够真正理解福柯独特的天赋（包括他对自杀和死亡的矢志不渝的关注）的含义。德勒兹出生于1925年，在索邦大学读过哲学，1948年通过中学哲学教师资格考试。像福柯一样，他年轻时迷过阿尔托，并对发表“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萨特产生了终生的反感。和福柯（以及与他同辈的大多数学生）不同的是，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而且他对海德格尔只发生过短暂的兴趣，尽管他透过莫里斯·布朗肖间接地吸纳了他的许多关键思想。
传统上，法国哲学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德国思想上。德勒兹藐视这一传统，偏偏转向英美文学和哲学，在这方面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专长。他的第一本书——《经验主义和主体性》（Empirisme et Subjectivité），是讨论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这位英国哲学家从怀疑论立场对自我的实在和意识的统一提出的批评，成了德勒兹思想的一个前提。“心灵是一种剧场，”休谟这样写道，由此创造了一个将被德勒兹牢牢记在心中的意象。“严格说来，里面没有同一时刻的单纯，也没有不同时刻的同一”，只有“一种永恒的流动和运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其中“好几种感觉相继出现；它们来来往往，悄然逝去，混入无限多样的情境之中”。
60年代早期，德勒兹曾透过一系列极富于独创性的史学研究，对这幅永恒流动的图画作了反复的、精心的描绘。他研究的是这样一些人物：康德、斯宾诺莎和活力论哲学家亨利·伯格森；情诗作者利奥波德·冯·萨赫尔—马索赫（Leopold von SacherMasoch）、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但最首要的还是尼采这位改变了他的生活的作家。
“我在很长时间里‘做’的都是哲学史，”德勒兹曾这样解释。“正是尼采（我很晚才读到他），把我从这种状态中拉了出来。……他能使你产生一种反常的倾向（这一点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弗洛伊德都从来不曾做到……），即让你想以自己本来的名义来说一些简单的事情，想用情感、激情、体验、试验来说话，用一个人自己的名义来说点什么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个人以自己的名义说话，完全不是在他将他的自我当作一个‘我’（一个人或一个主体）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相反，一个人只有透过极严格的非人格化训练，只有敞开自己的胸怀，让多样性质贯穿全身，让激情流遍全身，让自己自由地探索‘无限多样的情境’，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本来的名义。”
读到德勒兹的《尼采与哲学》（Nietzsche et la philosophie）时，福柯很自然地感到了他们在哲学兴趣上的相似性。于是，他想请德勒兹来克莱蒙—费朗大学任教，但是这次未能如愿。6年后他又一次聘请了德勒兹，这次是在樊桑纳大学，两人相遇了，并成了极要好的朋友。关于其原因，德勒兹后来回忆说：“这不只是一个［相互］理解或思想一致的问题，其中还有激情、共鸣和音乐上的一致的成分。”
他们共同用写作来探索理性的界限，在“无定形的流动”中表达快乐，寻找恰当的词语来引起“一种非真实感”，这种非真实感能够像某种“认识病毒”一样，“透过语言向知性和人们传送自身”。从1962年起，他们就在工作中密切配合，仔细研读对方的每一本新书，加以评论，从中吸取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动力和灵感，为破坏“确定着各种固定同一性的常识”（德勒兹语）作出协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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