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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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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动力和灵感，为破坏“确定着各种固定同一性的常识”（德勒兹语）作出协调的努力。
1968年5月事件后，他俩之间的哲学和政治同盟关系进一步深化。“1968年5月事件是纯粹状态的‘生成’的显现和爆发，”德勒兹后来说。“这恰恰就是尼采称之为‘不合时宜’的那种东西。”
德勒兹也被卷入了学生运动。像福柯一样，他也欢迎大批新的群体投身“无定形流动”的试验。他开始了同精神分析学家弗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的长期而富于成效的合作。加塔利是一位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正统弗洛伊德学说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和加塔利及福柯一起，德勒兹参加了左派的一个都市化问题研究中心；他也参加了GIP的工作，并支持毛派斗士更直接的行动；他还为从反文化中滋生出来的各种新生活方式（包括在各种“群居村”吸毒和法国同性恋者解放运动的最初几次风潮）作过辩护。
当福柯进入法兰西学院的时候，德勒兹接任了他在樊桑纳的工作，同时也接任了他所扮演的极左派先知的角色。一个经历过这些激动人心的日子的老斗士回忆说：“像神情紧张地行走在绷索上似的，德勒兹每个礼拜都为一大群听众包围着。他的那间小教室总是被听众塞得满满的，像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土耳其浴室”——因为人们抽烟，室内乌烟瘴气。“他情绪亢奋，趾高气扬，同时又总是很宽容，像唱着歌儿的疯子那样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他涉及的论题极其庞杂，“从斯宾诺莎到音乐，从中国冶金术到鸟语，从语言学到帮派争战”，几乎无所不包。而他的目的，据他在这个讨论班上所说的，是为了“制造材料以便利用各种力量和思考不可思议的事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勒兹言行不一（这一点和福柯完全不同）。对于自己在演讲和作品中极其生动地论述过的那些大胆而危险的事情，他本人大都没有实践的兴趣。他有家室，有两个孩子，外表上过着传统式的法国教授生活。他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留着长长的指甲。据他解释，这是因为他没有“正常的起保护作用的指纹”，故而在“碰到东西，尤其是布”的时候，手指会感到“钻心的疼痛”。尽管他着迷于流浪的部落生活（他把自己幻想为一种“流浪的”思想家），他却很少旅行。正像休谟曾遭遇过的那样，他大胆的信念和他个人温和平静的生活之间显见的不一致，引起了人们的非议。而他则反驳道：“我虽然没有走动，没有旅行，但我像大家一样静坐着旅行过多次了。我能用各种不同的手段获得类似于同性恋者、酒鬼或吸毒者的感觉，你说我和这些人有何不同？”
在他的这些“不同的手段”中，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那种越来越随便的写作方法了。1968年以后，德勒兹的文体变得越来越语无伦次，这种演变在他的《意义逻辑学》（Logique du sense）（1968年出版）中达到了“非现实主义”的化境。据说这是德勒兹最重要的一本专著，是对他迄今所学到的一切知识的一个总结，也是他“奇境”冒险的开端。《意义逻辑学》这个书名显得朴素稳重，但这本书却不是什么传统式的论著。它深受路易斯·卡洛（Lewis Carrol）的“爱丽丝”（Alice）丛书的影响，毋宁说是一系列思想试验，哲学在这些试验中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像爱丽丝一样），变得既大又小。它放弃了对于逻辑严格性的古老领土要求，放弃了对于各种合理命题的有规则的论证，魔术般地变成了一支机动灵活的隐喻大军。循着爱丽丝的足迹，德勒兹希望用新的方式来表达“反叛的生成”（rebel becomings），说明“意义”的生产何以是（自相矛盾地）“无意义”（nonsense）的一种功能，以及新的思想怎样从“幻想”和肉体消散中产生。虽然德勒兹仔细地界定了他的每一个关键术语，读者还是感到不知所云，被害得天晕地转、浑身燥痒。德勒兹通向创造性发现的路线弯弯曲曲，错综复杂，令人困惑。而福柯在读完该书后，却兴致勃勃地赞道：这正是一座“巨大的内心迷宫”！
但怀着对于迷宫的尼采式热情，还远不是福柯和德勒兹的惟一共同点。因为在这个语言迷宫的内核处，两位哲学家（像在他们之前的布朗肖一样）都发现了死亡——按福柯评注德勒兹思想的话来说，这是“头等大事”。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的高潮部分宣布：得到重申的“虚无意志”，即弗洛伊德称之为“死亡本能”的东西，“不仅是一种权力意志，是权力意志的一种特质，而且是一般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ratio cognoscendi（认识基础）”，是我们现代人认识本来意义上的权力意志的惟一途径。在文明的影响下，权力意志已被逐入内心，并掉过头来反对自身了——在人类的内心深处滋生了“‘毁灭自己’这样一个新的倾向”。正是这种由西方禁欲主义所形成、并造成现代虚无主义的倾向，导致了德勒兹“狄俄尼索斯哲学”的焦点问题（也是主要难题）。因为，权力意志（按尼采的说法它是一种求生冲动）怎么才有可能克服它自己这种由历史形成的自毁倾向呢？
解决的办法，据德勒兹所说，既简单又充满悖论。为了恢复健康，狄俄尼索斯必须利用他的虚无意志。他要运用他的破坏权力，积极地毁掉自己，同时消除一切阻遏他的权力的东西，重新发现大量新鲜的冲动。德勒兹自己特别感兴趣的，是痛苦粉碎性地化做由受虐狂的性行为产生的快感，是由毒品和酒精引起的各种幻觉［在这方面他讨论了英国小说家马尔科姆·劳利（Malcolm Lowry）］，是游击战争造成的混乱，是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分解作用，和在达到最后极限时用自杀来求得死亡。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9）
冯·萨赫尔—马索赫和劳利虽然还没有谈到癫狂、凶杀和自杀，但也像1968年5月事件中的学生们和阿尔托（德勒兹的另一个崇拜对象）一样，都说明了虚无意志如何在得到积极的掌握和创造性应用的情况下，可以被转化为它的对立面——即对权力意志的积极肯定（或重新肯定），承认它具有（未开化的）充满活力的本质。德勒兹写道：“每个人都有可能失去什么”——或是健康，或是理智，或是生命；但“每个人又都从中获得了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超越了固定的界限，炸开了一个“洞”：“铺路石下边是海滩”。通过由文明树立起来的社会和心理纪念碑上的这些裂缝，人们可以瞥见“一种单纯的、没有界限的生成”（一种“可怕的、无法无天的生成”，福柯评论道）。这一景象鼓起了人们的勇气，使他们有可能走得“更远一些，超出原来划定的范围”，琢磨出新的意象、新的观念、“新的生活形式”，超越善，超越恶，也超越“虚无意志”。惟有此时——德勒兹教导说，才能迎来“‘大政治’的开始”。
不过，德勒兹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特别的兔子洞下边，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在拼命地使自己解除痛苦、罪恶、怜悯、理性、逻辑、法律等负担的时候，人们可能会丧失一切秩序意识，不由自主地骤然坠入一片虚空。“这是一种‘黑洞’现象”，——德勒兹解释道：一个人“会闯进一个黑洞，以后便再也无法脱身”。德勒兹对这种“坠毁”的可能性是相当关注的。他引了斯各特·费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的一句悲观的话：“当然，整个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癫狂紧张症患者、瘾君子，或沉迷于政治暴力的“小法西斯主义”（microfascism）和恐怖主义的人们，都引起了“一种轻微的恐怖气氛”。德勒兹吐了句心曲，“反正他们让我害怕”。
但德勒兹仍努力抑制住了自己的恐惧感和总是过于敏感的疑心。“人性中任何美好而伟大的东西”，他在《意义逻辑学》中用种冷冰冰的果决语调宣称，都只能“在随时准备毁灭自己的那些人身上”显现——“死亡优于我们的健康”。
或者，恰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这段话德勒兹自然是熟知的）：“我爱那些沉重的雨滴，它们一个一个地从悬浮在我们头上的乌云中落将下来：它们预告着闪电的到来，并作为预言者而归于毁灭。”
福柯当然同意这一说法。而且，在1971年的一次谈话中，当提及1968年5月事件及其后果时，他还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个制度正在被粉碎，人们将赢得一个新世界。”
在这几年中，除了从事“监狱信息小组”的鼓动工作之外，福柯还利用一系列公开场合和记者采访，详细阐述了他那一独特的政治见解，反复表达了他对于尼采称之为“破坏的欢乐”的那种东西的独特兴趣。
例如，在1971年年中，福柯坐到一群好斗的中学生中间，同他们一起讨论了这场运动及其方向。谈话的录音经整理后，发表在《当前》（Actuel）月刊上，该杂志是1968年以后法国出现的一套新舆论机构中最自由散漫的刊物，其中总点缀有克鲁姆（RCrumb）的漫画，并充斥着关于当时国际反文化潮流各个方面的消息——从毛主义到迷幻药LSD，无所不包。
这次谈话是由福柯向学生们提问开始的。他问他们所遭受的“最不可容忍的压迫形式”都是些什么。但转眼间，问题就转回到哲学家自己头上来了。于是他谈了谈他的一些最基本的政治观点。
他同意一个学生的看法，认为“知识的传授总是积极的”，即使（像另一个学生所抱怨的那样）人们传授的知识“带有偏见”。“正如五月事件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知识总会带来“一种双重压迫”：一是因为它总要排斥点什么，二是因为它总要把秩序强加于人。比如，在法国历史教科书里，“人民运动……总被说成是由饥荒、赋税或失业引起的；从来不说它们是权力争夺的结果，好像群众永远只想吃饱肚子而不想行使权力似的”。权力干脆被忽略了。同时，通过利用一堆让人放心的范畴，如“真理、人、文化、写作等等”，这些书力图“消除每日都会发生的各种震荡”，弥合“由事件引起的剧烈的破裂”，填平和掩盖“街垒之夜”之类的暴烈行动所炸开的那种德勒兹所说的“洞”。
福柯认为，问题的症结很简单：这就是“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的连带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
“在西方文明中一切限制权力欲望的因素，都是人道主义。”
——关于这一观点，我们在福柯的全部著作中也找不到比这更鲜明的表述。
权力——这个尼采的中心概念，终于在这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它要求占据一个适当的位置，即要求成为福柯自己的词汇表中的中心术语。现在，福柯开始将他的政治目标解释为“权力意志的一种‘非主体化’”了。
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革命行动”——一种“把意识和制度同时搅乱的行动”。
在制度方面，他强调说，革命的目标是横扫一切：实际上无非是把社会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完整的整体加以破坏。“所谓‘社会的统一性’，正是我们应予以破坏的东西。而且但愿从此再不会出现任何类似于这种社会统一性的东西。”在进行这种反对最古老的法律和契约的无条件战争的时候，很有可能发生（就像战时通常都会发生的那样）限制权力意志的传统道德信念的瓦解。从尼采的观点看，这是好事。但在不发生血腥内战的情况下，也有可能通过比较和平的和局部的团体鼓动（如福柯自己的GIP所做的那样），来有效地削弱这些信念。哲学家告诉学生们说：“GIP实行干预的最终目的，并不是把探视犯人的时间延长至30分钟，或在牢房里安上抽水马桶，而是对无辜和有罪之间社会和道德的区分提出质疑。”如若成功，GIP将摧毁“一种简单的、基本的意义形态”，即“关于善与恶的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这次谈话的题目被定为：“超善恶”。
同时，就政治问题的症结是“非主体化”而言，一个人可以不断地和这个敌人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并将“意识”本身看作推翻“作为伪统治者的主体”的一个战场。
他的年轻的对话者们不时地感到很难跟上福柯的逻辑。“这是不是说，”一位学生问道，“你的主要目标是意识，以及你可以暂时忽略反对政治经济制度的斗争？”
“不，”福柯回答说，“你严重误解了我的意思。”这毕竟不只是一个改变意识的问题，它同时也是个改变制度的问题。
福柯指出，这两个目标可以同时去接近，其方法便是向一切旧制度、旧习惯实施“‘文化’进攻”，即积极试验各种新的习惯：“取消性生活方面的各种禁忌、限制和划分；探索群居生活方式；放宽有关毒品的禁令；打破规范和引导正常人发展的所有禁条。”（在鼓吹这样一些越界行为的时候，福柯采纳的绝非正统毛派的路线：因为按照这一路线，献身革命的斗士应当发誓戒绝吸毒这种“资产阶级”恶习。）
“我指的是所有那些为我们的文明所弃绝的体验，”福柯解释道，“或者说那些我们的文明只在文学中接受的体验。”然而时代变化了：自1968年5月事件以来，种种“极限体验”不再只是作家和私人的专有领域，它们就处在“超善恶”的新政治的中央。
福柯的结论很乐观。他说：“未来社会的基本轮廓，很有可能是由人们最近的种种体验提供的，而这些体验均与毒品、性、群居村以及其他各种意识形式和个性形式有关。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产生自19世纪的一些空想（utoplas），那么一种真正的社会化将很有可能在20世纪的一些体验中产生。”
如果连熟谙法国哲学的中学生斗士们都感到福柯的思维方式过于怪异，那么，对于许许多多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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