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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生死爱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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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尼埃尔·德费尔常常想起他在福柯最后的日子里去硝石库医院作的一次探访。当时福柯《性史》的第二、三卷刚刚出版。“你知道，”德费尔回忆道，“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了。就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告诉他说，‘如果真是艾滋病，你最后的两本书就真成了《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了，’因为你知道，波德莱尔这本书写的就是他自己的性生活和梅毒。”　　　　
　　　　据他回忆，福柯听后竟眉开眼笑，说：干吗不呢？　　　　
　　　　

第一章　作者之死作者之死（7）

　　　　1984年6月29日上午，福柯去世4天后，已故哲学家的朋友和崇拜者们聚集在硝石库医院后面的一个小院里。他们前来参加一种法国传统的遗体告别仪式。那是棺材被搬离太平间的时刻。这种仪式常常是人们相互问候和逗乐的场合。但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小院里鸦雀无声。　　　　
　　　　至少有一位著名的送葬者后来承认，他当时“模模糊糊地有点窘迫，想离开那里，但又只想偷偷地溜走”。然而在那水泄不通的人群里，这简直就不可能。关于这次仪式的消息，起初只通知了朋友们，但后来被《世界报》公开了。结果来了好几百人，而那院子太小，无法宽宽松松地容纳这么多的人。老朋友们对于如何记录这一事件感到不大清楚，便挨挨挤挤地在人群中寻找熟悉的面孔。雅克·德里达来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一些著名的同事也来了，其中有保罗·韦纳、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乔治·杜梅泽尔（Georges　Dumézil，研究古代宗教的历史学家，他为推进福柯的事业而做的工作，决不少于任何一个人）。身为作曲家的福柯的另一个老友皮埃尔·布雷（Pierre　Boulez），还有法国司法部长罗贝尔·巴丹特尔（Robert　Badinter），都前来向他表示最后的敬意。现已无声无息的左派斗士和旧情人、亲朋好友、著名出版商、影星挤在一起。伊夫·蒙当（Yves　Montand）和西蒙娜·西尼奥雷（Simone　Signoret）这两位常在游行队伍中和福柯并肩前进的老行动主义者，也都出席了仪式。西尼奥雷显然受到了很大震动，表情悲伤。事实上，许多人对福柯的猝死都缺乏心理准备。　　　　
　　　　人们等待着棺材的出现。那一片肃穆，本来就已令人窒息，随着时间的流逝又变得愈益凝重。　　　　
　　　　在院内靠近停尸房的一个角落里，吉尔·德勒兹登上一只小箱子，开始用一种颤抖的、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读一份文件。　　　　
　　　　文件里的那些话是德费尔挑选的，摘自福柯《性史》第二、三卷的那篇干巴巴的序言——他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这些话很像是一种概括，它阐明了这位大思想家的投身极限体验的“耶稣受难”举动究竟妙处（亦即苦处）何在：　　　　
　　　　至于我的动机，那很简单。我希望它在一些人看来是自足的。这就是好奇心，一种绝无仅有的好奇心，它是值得人们去加以满足的，哪怕执拗一点也行。这种好奇心无意于找出任何适合知道的东西去加以玩味，而毋宁是要让人们摆脱他们自己。求知的顽强决心如果只保证了认识的获得，而保证不了认识者以某种方式和在可能的程度上发生偏差，又有何益？　　　　
　　　　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时刻，这时绝对必须知道人们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思想，能否用非常规的方式来观察，——如果人们打算继续观察和思考的话。　　　　
　　　　人们会说，这些同自己玩的游戏只需在幕后继续；这些游戏至多只是那种准备工作的一部分，这种准备工作一旦有了结果就会自我抹消。但是，既然如此，当今的哲学（我指的是哲学活动），如果不是关于它本身的批判性思考，又该是什么呢？而且，如果这种哲学仍只在乎证明人们已知的事物有理，而不在乎去弄清楚怎样和在什么限度内有可能用异样的方式思考，它又能是什么？　　　　
　　　　仪式结束了。人群踌躇了片刻，便开始散去。灵车则开始了返回普瓦图省（哲学家的诞生地和最后归宿）的漫长旅程。它载着遗体，驶上街道，转过街角，不见了。　　　　
　　　　题记　　　　
　　　　勒内·夏尔，“死亡的同伴”，见《全集》（巴黎，1983）第363—364页。“有些生物/人具有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意义。他们是谁？他们的秘密隐藏在最为深邃的生命奥妙之中。当他们向它靠近，生命却将他们毁灭。但是，那被他们窃窃私语唤醒的明天，却将他们转变和创造。啊！这极端的爱的迷津！”英译本见《勒内·夏尔语案》“死亡的同伴”，玛丽·安娜·考斯（Mary　Ann　Caws）和乔纳森·格里芬（Jonathan　Griffin）（Prhcetrn；NJ；1976）。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1）

　　　　①“主体与权力”（The　Subject　and　Power）（1982），载BSH，第211页。参见迈克尔·唐纳利（Michael　Donnelly）等：“星宿福柯”（La　planète　Foucault），《文学杂志》（Magazine　littéraire）总207期（1984年5月），第55—57页。　　　　
　　　　②有关福柯去世的吊唁文章，参见：《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韦纳），《新观察家》1984年6月29日（达尼埃尔，布劳代尔），《解放报》1984年6月30日—７月１日（１２版副刊）及《解放报》1984年６月２６日。　　　　
　　　　③“癫狂只在社会中存在”（谈话），《世界报》（1961年7月22日），第９页。参见罗贝尔·马乔里（Robert　Maggiori）：“米歇尔·福柯：关于捷径的一种思考”（Michel　Foucault；　une　pensée　sur　les　chemins　de　traverse），《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２页。　　　　
　　　　④MC，第398页；英译，第387页。　　　　
　　　　⑤SP，第22、23页；英译，第16、18页。　　　　
　　　　⑥VS，第62页；英译，第45页。　　　　
　　　　⑦NC，第176页；英译，第172页。　　　　
　　　　⑧MM，第54页；参见MＭ*，英译，第83页。我对“萨特一代人”的理解源出詹姆斯·韦尔金森（James　DWilkinson）：《欧洲知识分子的抵抗》（The　Intelectual　Resistance　in　Europe）（Cambridge；　Mass；　1981）。　　　　
　　　　⑨参见“作者是什么？”（Questce　quun　auteur？），《法国哲学学会会刊》（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franaise　de　philosophie）（1969年7—9月），第89、92、93页；英译，载LCP，第131、135、136页。如福柯所指出的，对“论述创立者”的观点不可避免的“曲解”，不可避免地引起向作者的著作（以及生活）的返归。　　　　
　　　　⑩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An　Exchange　with　Michel　Foucault），《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83年3月31日），第42页。杰拉尔德·魏斯曼（Gerald　Weissmann）：“福柯和丑女人”（Foucault　and　the　Bag　Lady），《医院实践》（Hospital　Practice）（1982年8月）。　　　　
　　　　麦基奥尔（JGMerquior）：《福柯传》（Foucault）（London；　1995），第160页。参见斯通：“我和福柯的一次谈话”，参见注释前文；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面对历史”（Face　à　lhistoire），《文学杂志》总207期（1984年5月），第40—42页。关于对标准的要求，参见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福柯论权力”（Foucault　on　Power），载《蛮横的作风》（Unruly　Practices）（Minneapolis；1989），第33页。关于菲力猫，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Minneapolis；1986），第183页。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77页；英译载LCP，第115页。AS，第28页；英译，第17页。亦可参见米歇尔·德·塞尔托：“福柯的笑”（The　Laugh　of　Michel　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第193—198页。该传记即迪迪埃·艾里邦《福柯传》（Michel　Foucault）（Paris；　1989）；英译：《福柯传》，贝齐·温译（Cambridge；　Mass；　1994）。　　　　
　　　　“作者是什么？”（1986），参见注释前文，第93页；英译见LCP，第136页。AS，第28页；“政治与伦理：一次访谈”（Politics　and　Ethics：　An　Interview，1983），载TFR，第374页。参见“JP理查的马拉美”，《年鉴》1964年9—10月号，参看第997—998、1000页。该文为理查德的著作《马拉美的幻想世界》（Lunivers　imaginaire　de　Mallarmé）作了有力的辩护。文中，福柯讨论了文学分析的“新目标”，这个新目标是由19世纪以来新发现的档案材料所开启的，其中尤其包括一些著作的提纲和草稿，以及有关作者生平的传记式的证据。在福柯看来，理查德这部著作的巨大功绩就是它在处理这个新的“文献总体”时所采取的灵活巧妙的方式：“在他的分析中，马拉美既不是纯粹的语法主体，也不是深度心理学主体；毋宁说，他是一个在其著作、信函、草稿、提纲、个人隐秘（les　confidences）……中述说‘我’的人。”　　　　
　　　　“和米歇尔·福柯的一次谈话”（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1983），载RR；英译，第184页（着重号是我强调的）。　　　　
　　　　参见RR，第10—12页；英译，第3—5页。参见“作者是什么？”（1969），前引书，第78页；英译见LCP，第117页：如果我们想解释“作家的标志”，我们就必须“掌握死亡在写作中所起的作用”（在第三章里，我们将看到，这是福柯和莫里斯·布朗肖的共同信念）。　　　　
　　　　RE，第71—72页；英译，第54页［福柯在这里明确地谈到了死亡和“确实性”（authenticity）问题］。“作为一种自由实践的自我关怀的伦理学”（1987年的谈话），载TFF，第9页。NC，第169、170、175—176页；英译，第165、166、171页。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约翰·马克加里（John　Macquarrie）和爱德华·罗宾森（Edward　Robinson）英译，（New　York；　1962），第302—303页。　　　　
　　　　吉尔·德勒兹：《福柯传》（Foucault）（Paris；　1986），第102、106页；英译：《福柯传》，肖恩·汉德（Sean　Hand）译，（Minneapolis；　1986），第95、99页。　　　　
　　　　NC，第176页；英译，第171页。德尼·奥利耶（Denis　Hollier）写过一篇文章，对其中的某些主题进行了探讨：参见“上帝的名言：‘我死了’”（Le　mot　de　Dieu：　“Je　suis　mort”），载MFP，第150—165页。　　　　
　　　　《世界报》，1984年6月27日，第10页。　　　　
　　　　《解放报》，1984年6月26日，第2页。　　　　
　　　　艾里邦：《福柯传》，第351页；英译，第327页。　　　　
　　　　米尔柯·格麦克（Mirko　DGrmek）：《艾滋病史》（History　of　AIDS），Russell　C　Maulitz和Jacalyn　Dufflin英译，（Princeton；　1990），第4页，参阅莱博威治（JLeibowitch）：《一种来自外界的奇怪病毒》（Un　virus　étrange　venu　dailleurs）（Paris；　1984）。　　　　
　　　　格麦克：《艾滋病史》，第70页。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萨拉·明登（Sarah　Minden）——作为一位亲身参与艾滋病研究的医生，她向我概括介绍了关于HIV病毒的最新医学研究成果。　　　　
　　　　关于法国传媒有关艾滋病的早期宣传，参见米切尔·波拉克（Michael　Pollak），《同性恋者与艾滋病：一种流行病的社会学》（Les　Homosexuels　et　le　SIDA：　Sociologie　dune　épidémie）（Paris；　1988），主要参看第144—151页。关于艾滋病是一种“男同性恋者癌”的误传，在法国的影响比在美国要持久一些。段末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批评家拉比·朱利亚·纽伯格（Rabbi　Julia　Neuberger）写于1985年的《守护者》（the　Guardian）；引自西蒙·沃特尼（Simon　Watney），《管制欲望：色情业，艾滋病与传媒》（Policing　Desire：Pornography；　AIDS　and　the　Media）（Minneapolis；　Minn。；1987），第3页。　　　　
　　　　参见“论述和真实：‘说真话’的疑难”（Discourse　and　Truth：　The　Problematization　of　Parrhesia），福柯1983年秋柏克利讨论班记录稿（未经本人审阅，也未公开发表），约瑟夫·皮尔森（Joseph　Pearson）编，（Evanston；　Ill；　1985）。在这些讨论班里，福柯像在自己的最后几堂课里一样，强调了说真话的危险性，尤其是当说真话可能触犯政治上的既得利益者，或触犯那些害怕说真话会使自己名誉扫地的人的时候。　　　　
　　　　埃尔维·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Paris；　1990），第110页；英译，同名书（To　the　Friend　Who　Did　Not　Save　My　Life），琳达·科弗代尔（Linda　Coverdale）译（New　York；　1991），第97页。关于吉贝尔这部影射小说的史料价值，参见第11章。　　　　
　　　　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348—349页；英译，第325—326页。参看吉贝尔：《献给没有拯救我的生命的朋友》，第31—33页；英译，第23—25页。　　　　
　　　　同上，第32—33页；英译，第24页。　　　　
　　　　

第一章　作者之死注释（2）

　　　　参见埃德蒙德·怀特（Edmund　White）1990年3月12日的访谈。在公开场合下，德费尔矢口否认任何类似的情感，我认为就这一点对他提问是不合适的（或是没有成效）。（关于德费尔的正式立场，注意他在1987年对让—保罗·阿宏的回应的措辞，下文有转载。）然而，在1990年3月25日我对他进行的访谈中，德费尔的确明确说过，他是一直到福柯死后才知道福柯患有艾滋病的。　　　　
　　　　关于德费尔和AIDES，参见热拉尔·考斯科维奇（Koskovich）：“巴黎来信”（Letter　from　Paris），载于《倡导者》（The　Advocate），1986年3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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