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生死爱欲-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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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与虚无》的出版表明，一种系统的新哲学正在考虑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萨特一起，伊波利特为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整合到这种新思维方式中来而运用了自己的渊博学识。他对他参与制定过的存在主义理论作过这样的概括：“现在处于我们的注意中心的，是异化和异化的克服这个主题。”像萨特一样，伊波利特终生不渝地确信进步的价值。历史，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主张的，乃是人类自由的传奇。不过，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理解都要彻底得多的是，这个传奇的情节是以真正的个人的勇气和信念为转移的，而所谓真正的个人，指的即是那种具有高度历史责任感，而且敢于行使其自由意志的人。确切地说，存在主义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道德动机的新解释，一个在马克思那里看不到的方面。“思考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有一种普遍的价值，”伊波利特在逝世前不久重申。“它不仅仅是一份历史遗产。它涉及到一个令人困惑的情况，这个情况可以不断地被复查，而且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可以获得新的意义。”　　　　
　　　　1968年伊波利特去世后，福柯对他这位指导教师的工作表示过由衷的钦佩。他赞扬伊波利特本着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精神，坚决认为历史是哲学的真实媒介。他也赞扬伊波利特的学者风范，说这种风范导致了“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了”。他回忆道，伊波利特“喜欢引用黑格尔关于无特性哲学家的谦逊的格言”。　　　　
　　　　那种“他自己的主观性被彻底冲淡抹消”，还有那种关于哲学的工作必须透过历史研究来进行的信念，无疑是福柯从他老师那里学到的影响最为持久的功课。至于伊波利特信条的核心，尤其是他关于异化能够而且应当被克服的信念，福柯以后就要斩钉截铁地予以拒绝了。　　　　
　　　　然而，这时他的态度全然不同。在他发表的第一批著作（这些著作直到1954年才出版）里，福柯拥护马克思的“革命预见”，拥护某种类似伊波利特式人道主义的东西。像伊波利特一样，他在这些年里显然也期望过逆转“发展到当今的历史”，承认过历史具有“结束异化的目的”。同时，年轻的福柯十分乐观，大谈透过某种新“人学”来掌握“人类本质的真理”。他还紧步伊波利特和梅洛—庞蒂的后尘，捍卫“一种关于具体人的人类学认识”，这种认识将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同存在主义关于自由人类及其“伦理使命”的见解结合在一起。　　　　
　　　　不过，在1945年秋天，这些不断涌现的个人信念无疑还有待说明，因为福柯及其年轻的同学们只是在极力紧跟伊波利特深奥的课程，准备参加高等师范学院的入学考试。　　　　
　　　　在那时，入学高师须通过一系列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在法国所有“名牌学校”中，这个学校也许是首屈一指的，入学要求也极为严格，全国范围的考生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被录取——1946年入学的文科学生仅38名。才华出众的中学生在考高师以前，必须在亨利四世中学那样的学校参加一个预备班（即“khⅲ鹓ne”）。这种预备班是法国特有的一种制度，它把一些早慧的青少年从他们的正常生活中连根拔出，让他们到思想的温室里去成长。被选拔来的少数学者苗子在这里日夜研读西方文明的各种典籍，从柏拉图一直到康德。一位研究制度的学者讥讽说，典型的高师学生候选人“所经历的过程，堪与佩里高尔鹅一种填肥鹅，法国佩里高尔地区的地方特产。——译者注的经历相媲美”。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2）

　　　　福柯进入了亨利四世中学，开始啃那些必须按时读完的卷帙浩繁的典籍。几个星期过后，让—保罗·萨特（他是1924级的高师学生）作了一个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公开讲演。这是1945年思想界的一个重大事件。虽然这个论题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看来无关痛痒，但在那时它不啻一个挑战的信号，一种对萨特的批评者们的无言的宣战。存在主义当时正在蒙受来自两方面的激烈攻击：天主教徒责之为非道德主义，共产主义者则斥之为虚无主义。这个现年40岁的法国人竟断然声称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个臭名昭著的纳粹同情者）的书给了他勇气，这一情况在左派方面引起的警觉，同他直言不讳的无神论在右派方面激起的愤怒一样强烈。　　　　
　　　　讲演会预定在塞纳河右岸的一家剧场举行。萨特一到这家剧场就被一伙闹哄哄的人围住了。起初，他以为这是共产党搞的一次示威活动，结果却发现这群人是来欢迎他而不是来向他挑战的。耽搁了一个小时之后，当剧场里的气氛稍稍恢复了平静的时候，这位步履有点蹒跚的教授又被人们高高地举起，并从等待着的人群上方被送上了讲台。他开始讲话，这时他看上去就像一部罕见的好莱坞电影里的某位男主角——沉着镇静，神志出奇地清醒。他告诉批评他的人们说，确切意义上的存在主义，“不能被看作一种寂静主义哲学，因为它根据人的行动来界定人；它也不能被看作关于人的一种悲观的描述，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更乐观的信条了，人的命运已被置于人本身之中。”他说，这个新哲学的原则相当简单。像笛卡尔那样，他在“人们对于他们的自我的直觉感受”中找到了“绝对真理”的基础；像康德那样，他系统地表述了他自己关于黄金法则（Golden　Rule）的看法：“每个人都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事，仿佛整个人类曾密切注视过每个人正在做的事情，并相应地调整了它的行为。”这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标语（它将成为这位战后思想大师压箱底的货色）有一个早期的范式，那就是萨特把他的基本观点加以浓缩后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注定要受自由之累。”人甚至必须为他最显在的盲目热情负责：“从他被扔到这个世界中来的那一刻起，他就对他所做的一切负有责任”（注意“一切”二字）。很明显，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你还别想躲开它——每个人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必须时时刻刻扪心自问，“‘我是否真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权按这样一种方式行事，以至于人类会根据他的所作所为来调整自身？’”　　　　
　　　　那个夜晚很暖和，剧场里的空气似乎有些不够用，结果有些妇女晕倒了，她们被抬到附近的一架大钢琴上。这一戏剧性的场景激发了报刊的想像。一篇纪实报导的题目惊呼：多人昏厥，快叫警察。一名存在主义者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此题目之上还有一个大字标题：萨特听众人山人海。　　　　
　　　　哲学何曾有过如此强烈的吸引力？也许在古代雅典有过。但在一个要求所有深刻的思想家都用一种极可憎的散文风格说话的时代（这种散文风格，萨特自己在《存在与虚无》中也运用得挥洒自如），还是萨特这次讲演中的简单表达，首先在法国，然后很快又在全世界，拨动了一般公众的心弦。事实上，萨特的表演既使存在主义演成了一种国际时尚，又为福柯一代每一位志向远大的哲学家设定了研究日程。　　　　
　　　　在准备参加大学竞考以便获取学术功名的年轻学子当中，萨特讲演产生的影响却是消极的。虽然曾为读到《存在与虚无》而狂喜过，米歇尔·图尼埃和吉尔·德勒兹两人现在却被萨特的讲话击懵了。他们对于自己的偶像在批评者面前极力为自己辩护已经茫然不解，对于他援引笛卡尔和黄金法则更是惊讶万分：“我们的大师糊里糊涂地翻出了那种陈腐不堪的人道主义破烂儿。”这个可怜的人变得痴呆了，他们冷嘲热讽地推测：或许他在做战俘时变胆小了；照这样下去他很快就会出来拥护某种新瓶装旧酒的社会主义了。　　　　
　　　　后来的事实表明，此话正巧言中。然而，图尼埃又补充道，“这种反应按其本意应被理解为：一些疯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些明白了他们的一切都来自他们的父亲并因此深感苦恼的青少年，对这位父亲作了一次清算。”　　　　
　　　　与人们的表面印象相反，福柯的很大一部分思想（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也是源自萨特的。在后来的岁月里，福柯将不停地同萨特这个榜样作斗争，他采取的方式显示了一种强烈的、犹豫不决的矛盾心理。在1968年法国电台对他的一次采访录音中，他严正声明自己同萨特及其时代毫无瓜葛，并严厉谴责了这种做法，即：“一本哲学教科书，一本理论教科书，最后总得告诉你何为生死，何为性，上帝存在与否，自由含义如何，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必须做些什么，以及怎样待人接物等等。”福柯后来要求在广播之前把这些评论从节目中删去。不过这个专访录的一份未经编辑的转抄本后来仍被一家杂志误登了，这使福柯大为光火。他气愤地致函这家冒犯他的杂志，信中对萨特表现出格外的谦恭：“我认为萨特宏富的作品，以及他的政治行动，将标志着一个时代。如今许多人确实已改变了研究方向，但我允许任何人把我所从事的历史与方法论方面的研究（那都是一些二三流的、艰苦的基本训练），同像他那样的作品相比照——尤其是出于把两者对立起来的目的。”　　　　
　　　　假谦虚是福柯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但他在如何看待这位年长的思想家榜样这个问题上曾感到极度苦恼，却是毫无疑问的。在他早期发表的一篇论梦的意义的文章中，他绞尽脑汁地批判了萨特关于想像的一些看法。7年后，即1961年，他特意把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疯癫与文明》的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但未被接受），因为，如他对朋友所言，这个出版社发表过前一代人的一些哲学巨著，尤其是《存在与虚无》。《疯癫与文明》最终由普隆出版社出版了，并迅速赢得了福柯同辈学者们的好评。但他还不满意——因为他希望像萨特那样，既向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说话，同时也向普通百姓说话。他在自己的第二本主要著作《词与物》中，便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萨特本人，明确地批判了他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然而，福柯在这里又一次暴露了他的矛盾心理：那些已印在校样中的批判的文字，最后在成书中还是被删去了。但尽管如此，法国的评论家们（还有萨特本人）都已十分清楚：萨特的人道主义、他的历史观、他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都在受到攻击。　　　　
　　　　简言之，萨特的挑战在福柯看来既不可抗拒，又无法逃避。他的名望是前无古人的。而且他的“作品”（oeuvre，福柯这样称呼之）为哲学生活的意义设立了一个崭新的标准——就是说，哲学生活的意义，不只是某种新颖思维方式的创造，同时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公开宣传；而且这种公开宣传不仅应在大学讲堂上进行，同时还应在剧场的舞台上进行——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稳步普及，这个舞台现已具有了全球意义。　　　　
　　　　萨特为任何一个志向远大、想认真干一番事业的哲学家（那位来自普瓦提埃的中学生若无此雄心壮志也就什么都不是了）设置了一整套新的障碍。但在纯学术的层面上，青年福柯到目前为止仍充分表明他有能力清除这些障碍。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个教师给他的评语是“学生精英”。在1946年秋被高师录取的考生中，他名列第四。　　　　
　　　　


第二章　等待戈多等待戈多（3）

　　　　福柯于是进入了高等师范学院。这是一所为少年才子设立的“修道院”。他在那里再次沉浸到思想的海洋中。像大多数学生一样，福柯在后来的几年里一直住宿舍。他的宿舍和乌尔姆街上的教室紧挨着，这是一种可能造成幽闭恐怖的社会环境。　　　　
　　　　他的同学和教师很快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年轻人。尽管这学校的文化欢迎（实际上还要求）人们有形形色色的怪癖，他那强烈的个性仍很快使他落落寡合了。他的房间装饰得最让人心神不宁；到处挂着戈雅的战争受难者蚀刻画，画中人一个个都在严刑拷打和折磨下痛苦地扭曲着。他的行为常常也同样让人心神不宁；有人曾在一天晚上看见他拿着匕首追赶一个同学。甚至在学术辩论中他都往往极富攻击性：这个来自普瓦提埃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不爱说话，性格内向，但一有机会，他就尖刻地挖苦嘲笑别人。因为他自己特别精通萨德侯爵，他就瞧不起那些不大在行的人。他的同学大都容忍不了他，能忍受他的人也认为他只是疯了。　　　　
　　　　话虽如此，大家对于他的才气却是有口皆碑的。他读书如饥似渴。而且只要他没有钻到书本里出不来，或没有陷入不同观点的争论，他就去上研讨班和听课。这时学生们已经在准备下一场大竞考，即差不多四年后的大学教师资格考试，通过了这场考试他们便有了在法国学校教书的许可证。且由于萨特前所未有的大名气，哲学取代了以往由文学占据的地位，而成为最优秀最聪明的高师学生进行智力竞争的领域。　　　　
　　　　福柯专攻哲学。他在让·波弗莱（Jean　Beaufret）指导下研究了康德；在萨特的同事梅洛—庞蒂指导下研究了探讨心身问题的种种方法，其间无疑了解了梅洛—庞蒂这一著名观点，即真实的主体并非意识本身，而是“存在、或通过一具肉体存有于这个世界”。福柯还像所有其他人一样，独自对黑格尔、马克思和胡塞尔作了深入的探索。　　　　
　　　　但他后来承认，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哲学家”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书决定了我的哲学的全部发展进程。”　　　　
　　　　马丁·海德格尔对两代法国哲学家的影响，是现代思想史上最重要（而且奇特）的公案之一。从许多方面来看，这一故事始于萨特——不是因为他是发现海德格尔的第一位法国人（他不是），而毋宁是因为他是使海德格尔在法国文化界名声大噪的第一人，是使海德格尔思想成为我们时代独一无二的哲学试金石的第一人。　　　　
　　　　到30年代末，当萨特开始认真读他的著作的时候，海德格尔已经是德国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了。海德格尔最早的学生之一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