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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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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首诗,就表明了一个人对于文与质修养的重要。人不能没有学问,不能没有知识,仅为了学问而钻到牛角尖里去,又有什么用?像这样的学问,我们不大赞成。文才好是好,知识是了不起,但是请他出来做事没有不乱的,这就是文好质不好的弊病。一定要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吃饭大如天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
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与足?
这一段是有关于国家的财政思想,古时候,国家政府的支用,都靠老百姓纳税而来。古代的赋税有个名称叫“彻”,大概是收十分之一的田赋。(详细的数字,要另外考证,这里不去管它。)所取的很合理。后来到了春秋战国时,因为社会的不安,政治的动荡,政府的财用不足,税收就加了很多。现在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说,年饥——农业社会收成不好,社会经济衰落不景气,都可称年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你看怎么办?有若就说要减税。他不但不主张加税,还主张减税。鲁哀公听了说,你不要说减为十取一的税,就是征两成都还不够,怎么能减?减了以后国家的财政怎么办呢?接着,有若说了一个大原则,所谓财经一定要与政策配合,也就是讲政治的大道理。他说,你减税以后,使国民的生活安定,社会增加了生产能力,老百姓富足了,还怕国家不富足?国家当然会富足。假使加重税收,老百姓越来越吃不消,经济只有越萧条,那时离心离德,到哪里去征税?
以中国历史来说,几乎每一次到了变乱的时代,都发生这种问题。外国也一样,现在美国福特上台,恐怕最困难的也是这个问题。每一个国家,财经都很重要,所以大家想对国家有所贡献,财政经济的书要多看看。任何大小事情,财经的知识是不能缺少的。乃至自己创个事业,开个公司,会计把帐拿来都不会看,就糟糕,被蒙蔽了都不知道。何况每一变乱时代,都发生这类问题。明朝末年最严重,当时这个税,那个税,历史记载着弄到“民怨沸腾”。我们读历史的时候,这四个字马马虎虎过去了,但仔细研究一下,老百姓对政府没有感情了,怨恨的程度,像开水一样翻翻滚滚,到了这种程度,实在难以收拾,明末就到了这个地步。宋代一位文学家范石湖的诗:“种禾辛苦费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范石湖和陆放翁、苏东坡这些人都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在政治上也是了不起。范石湖出使过金国,办过政治上的大交涉,在政治上贡献很大。他的诗词文章,被誉为宋朝四大家之一,堪称为文质彬彬。他这首诗讲乱世的税捐状况,政治上的根本问题。他描写种田的人,辛辛苦苦用犁锄来垦地,耗尽了心血。垦到无地可垦了,“鬼质枯”,连坟场都挖掉改垦为田地,尽量从事生产。可是收入还不够缴纳繁重的赋税,这从下面两句话可以看出来。他说农民没有钱去买田来耕作,只好弄只船,种种荷花,打点鱼,在水上谋生活。可是下面一句“近来湖面亦收租”,连种水也要缴税了。这是范石湖,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对那个时事的感叹!这就成为有名的诗句,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心声。几乎每个朝代末期,都出现这种代表老百姓的心声的作品,这都是大问题。
回转来看有若的答复,财经税收,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大原则。百姓富足,每个人生活安定,社会安定,政府自然富足。如果老百姓贫穷了,则这个国家社会就难以维持了。
知人易自知难
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爱之欲其生,恶之
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诚不以富,亦只以异。
这是一个大问题。既关系个人的修养(内圣),也关系到领导人的修养(外用)。“崇德”是个名词,“辨惑”也是一个名词。这两个名词的并用,是由《论语》开始的,后世成为儒家思想的专有名词。子张问怎样叫“崇德”?怎样叫“辨惑”?崇德是个人的修养,现在新的名词是“心理卫生”,就是薰陶、改善自己的思想,使自己的德性、慢慢崇高伟大起来。换句话说,就是要如何修养自己的人格。“辨惑”这惑包括了两方面,一是怀疑、一是糊涂。一般人的人生,一辈子多半是糊涂,没有思考,没有辨别的能力。即使有,也搞不清楚。说有经历,经历包括范围太广,如要相信经历,就先要辨一辨什么是经历?就要思考。所以辨惑就是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见解。子张提出这两个问题问孔子,孔子的答复说,使自己的人格升华,主要在心理修养。一为忠、一为信。“忠”的意义是直心直肠,心境很直,对人对事绝没有歪曲。另一意义就是非常尽心,不论对自己或对别人,当国家大事也好,为个人私事也好,绝对尽我的心,尽我的力,乃至赔上自己的性命,都在所不惜。譬如对于思想的信仰绝对忠实,也就是“忠”。“信”,我们解释过了,就是自信、信人。对自己要有自信。对人能够厚道,因此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言而有信”的关系。为了使自己的人格更见崇高,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忠”“信”。“徙义”是应该做的事就去做。“义”者宜也,合情合理应做的去做,就是徙义。
下面问题来了:譬如领导人对部下,或者丈夫对太太,都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常舒服。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得厌恶,恨不得他死了才好。这就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爱之欲其生的事很多,汉文帝是历史上一个了不起的皇帝,他也有偏爱。邓通是侍候他,管理私事的,汉文帝很喜欢他。当时有一个叫许负的女人很会看相,她为邓通看相,说邓通将来要饿死。这句话传给汉文帝听到了,就把四川的铜山赐给邓通,并准他铸钱(自己印钞票)。但邓通最后还是饿死的。这就是汉文帝对邓通爱之欲其生。当爱的时候,什么都是对的,人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尤其领导人要特别注意。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这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是人类最大的心理毛病。我们看这两句书,匆匆一眼过去,文字上的意义很容易懂。但详细研究起来,就大有问题。所以我们作人处理事情,要真正做到明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的是不要受自己的蒙蔽。所以创任何事业,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以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受自己的蒙蔽,头脑要绝对清楚,这就是“辨惑”。譬如有人说“我客观的说一句”,我说对不起,我们搞哲学的没有这一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客观,你这一句话就是主观的,因为你说“我”,那有绝对的客观?这就要自己有智慧才看清楚。这些地方,不管道德上的修养,行政上的领导,都要特别注意。“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是人类最大的缺点,最大的愚蠢。
下面这两句话“诚不以富,亦只以异。”宋朝的大儒们研究,认为古代是竹简,摆来摆去把位置摆错了,应该摆在十六篇“齐景公有马千驷”之上,因为这两句话是《诗经·小雅》“我行其野”中的句子。他们解释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这不是富有,不过和富有也差不多了。”放在这里不伦不类。
现在我们的看法,宋儒说摆错了位置也对。假如说并没有摆错,也有道理。因为“富”不限于财物的富有,道德学问的修养是无形、无价的财富。所以“诚不以富,亦只以异。”等于说,虽不是有形的富有,其实是真正的富有。因为你拥有崇高的人格修养和自己内心的安详,这正是极富有的大业。不过,不同于财物的富有而已。
相对的人为政治
下面跟着是齐景公问的: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了,从古中国的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就是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现代的青年看起来,会认为这种书落后到极点,实在应该烧掉。如果我们真了解了,就觉得非常深刻,非常有味道。这八个字上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名词,下面的君臣父子四字是借用来作动词。“君君”就是说领导人作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就这“君君”两个字,就可以写一部叫“领导人的道德修养及其哲学”的大书,或者作为政治系或哲学系同学写博士论文的题目。)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也就是《易经》上回复的道理。古代的文字很简略,但包括的意义很多。孔子答复了这一点,齐景公非常聪明,他说,好,我懂了。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有人说,民主社会没有这个“君”,我们研究过三民主义——国父思想,关于这个问题都讲过,不用再讲了,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民主”政体下每个人都是“君”。所以我对一个美国朋友,谈到美国的情形,我说中国的民主思想和美国的两样。中国过去是帝王制度,没有民主自由的口号。而美国坏就坏在“民主”上,现在“美国式”的民主政治很成问题。国际上美国到处去帮忙,而没有一个受到帮忙的国家感谢美国,问题就在“美国式”的民主。我们过去的政治思想,尽管是君主制度,据我的研究,中国历史政治的精神,是以民主为基础,君主是一个执行的型态。现在“美国式”的民主,老实说是以君主独裁为基础,而以民主为型态。美国是什么民主?所有的领导人,乃至于总统,后面都有老板的。他们被操纵于资本家手中,说穿了,美国的民主就是这样。我们过去的君主,是真正的民主精神。譬如在明末崇祯时期,骆养性任大金吾之职。所谓大金吾是沿用汉朝的官名,近似于现代的首都卫戍司令,清朝的九门提督,权很大。当时熊鱼山、姜如农两位言官——近似现代的监察委员,在历史上称作言官。皇帝在政治上的错误,言官都要提出来指摘的,这是中国过去监察御史的精神。纵然是皇帝错了,他照样提出来,错了就是错了。这两位御史很了不起,当时对皇帝有所批评。朝中的太监权臣,因为党派的关系,把他们关在刑部大牢——清朝所谓天牢里。到了半夜里,皇帝亲笔下了一个条子,命令大金吾连夜把这两个监察御史提出去杀掉。这位大金吾接到了皇帝这个条子,并不执行,坐下来写一篇奏章。大意说天下言官犯了罪,如果要杀他,因为他是代表全国老百姓讲话的,所以应该明告天下,公布他的罪状,使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然后再规定时间杀他。现在凭你这张条子,而且偷偷摸摸地半夜里叫小太监送来,要我夜里去杀他,我是不敢执行的。换言之,无形中是说皇帝没有经过行政程序,是错误的,不可以这样做的。第二天他就把皇帝下的条子同奏本,一并送给皇帝,结果皇帝看了他的奏本反而笑了,这件事也就算了,这两个人命也保住了。(至于骆养性的晚节好不好,是另处一回事,在此不加讨论。)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并不止这一件事,类似的事件很多。不过现在我们读的历史太少了,只靠学校的历史课本、中国史大纲,就认为懂了中国历史。我觉得很好玩。中国历史中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惜一般人都没有好好注意它。尤其说到政治哲学,还是我们中国文化中儒家、道家的这许多原则是对的。为政到底在人,并不一定在法。立法、制度固然重要,但执法的还是在人,立法的也是人,所以还是人政重要。
能平不平的子路
下面是对于政治、立身处世、作人做事有关的个人修养: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在尺牍中常常可以看到“片言折狱”这句话。“片言”的来源,就是出自《论语》中孔子的这句话。现代语就是“一句话”的意思。“狱”就是打官司。孔子说,要讲一句话,就可以把人家的纠纷解决了,只有子路做得到。那么子路是很懂法律,大概是个大律师了,但律师并不能片言折狱。这里就值得研究了。我们读遍了四书和传记,所提到的子路,并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可是孔子的确说他片言可以折狱的。就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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