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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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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买了一套书带着去师大找黄老师。黄老师一听很生气，说，走，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去。可汪老师不承认，说是他们重新编的。
亏就亏在当时复印的材料太多，毕业时带不走，我想反正书都出了样儿，底稿也没用了，就当废品全卖了。我要告汪老师，可手里没证据。黄老师说，你要告，我可以作证。可我想，咱毕业了，黄老师他们还在一个学校里，早晚碰面也不愉快，就算了。这是我第一回上老师的当。
工作后我除了教学还负责文学社，有１００多个同学。他们学习上、心理上有什么问题，总爱找我咨询。我就想把我跟他们谈的整理成一本书给学生读，不是比我一个一个去说效果好得多？１９９６年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一本《天生我才必有用——和职高生谈心》。
那时我还在平房住，夜里三四点了还亮着灯，我们学校的一位领导就常在窗外问我，小曹干啥呢？三更半夜还不睡？我说，写东西呢。他说，写好了给我看看吧。我说，行。我觉得领导挺关心咱，还想请他帮我找市里的名家写个序，想办法把书印出来。我一写完就送给他看。
过了一个月，我去问领导觉得写得怎么样。他说把书稿放在办公室抽屉里就出差了，回来一看，书稿不见了。我不相信。你是领导，谁敢到你的抽屉里拿东西？我连上他家两趟，还拿着礼品，像求他似的。可他说就是丢了。唉！将近２０万字的书稿连个底儿都没留。
领导５０多了，还不是高级职称。河南大学出版社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太傻了，假如他没弄丢呢？什么时候他修改修改，再以他的名义出版，你也没什么办法。
后来我开始为晚报写民族文化方面的系列文章，领导又要看稿子，我说，你留意看报纸吧。
由于我在晚报写专栏文章，去年５月，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姓朱，通过晚报的编辑打听到我的电话，请我写篇文章，对他和他们学校进行宣传。朱校长说，你只管写，写好了我付给你五六千块的报酬。
文章写好了，有一万多字。朱校长看了说，噫，写得好！比以前写我的文章都好。过了一个月，他又说，他让市领导和一些作家看了，人家都说水平不行，不能发。我想那就算了。
这时候，６月２０日的《教育时报》４版发了我一篇散文《一曲难忘》。收到样报后，往前一翻，我一下子全身发凉。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儿，这一期３版整版登的就是我写朱校长的那篇文章！题目改了，内文一个字都没动，署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
我当时拿着报纸去找朱校长。他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呀，可能是秘书拿去的。我说，不管谁拿的，文章已经发表了，你就该付给我报酬。他说学校现在没有钱。后来我再也找不到他了，打电话明明听出是他的声音，那边就把电话挂了。我想打官司，想想又算了，自己为这个不太好的人写文章吹，毕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
我总共受了这三回骗，骗我的不是老师，就是领导、校长，真是让我很灰心。转过来我又想，我一定要做个正直诚实的老师，不让学生受骗。
１９９６年那部书稿丢了后，我一气之下买了台电脑，你就是再给我弄丢了，电脑里存的还有。我还仔细地学了《著作权法》，要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我只能受这三回骗，以后谁也别想再骗我。
（记录：刘肖）
第一卷从乡下开始登讲台
武咏梅，女，２３岁
郑州七中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５日
１９９７年６月份毕业离校，我以为９月份就会站上七中的讲台了，没想到８月１６号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说市教委有个规定，每年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都要下乡支教一年，叫服务农村教学。
接到通知的第二天就要走，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当时我们以为是去中牟县城里，想着洗漱用的东西都可以在县城里买，谁知一下子就到了农村。当时正值酷暑，我们被分到万滩乡中心中学，下车的时候都惊呆了。
晚上在乡政府的食堂吃饭，那顿饭让几个人都掉眼泪了。不是饭不好，应该说第一顿饭招待得挺好的，只是那屋里没法儿坐，下面蚊子把腿咬得到处是包。我们穿的都是裙子，吃饭时腿在桌下不停地动，饭没吃完就跑出来给家里打电话，当时就哭了。
这第一个场景就让我们灰心失望，毕业时可以说是踌躇满志，没想到刚参加工作的第一站竟是这样的。吃完饭校长把我们带回学校，推开给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兼宿舍的门时，老鼠还在房梁上爬。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对耗子司空见惯了，但我们同去的有４个女孩都是城市的，可受不了。学校蚊子同样很多，那天晚上根本没睡成，蚊子在蚊帐外嗡嗡叫，第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学校通知我当一５班班主任。那天是开学第一天，跟学生见面，排排座位。我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学生，你点到他的名字，他们都不吭声，我想：怎么这么多人没来报到？后来才明白，他们都不知道被点到了要答“到”。那天天很热，我费了半天劲，嗓子直冒烟儿，到中午１２点才放学。这时伙上已没饭了，学校１１点就开饭了，我们也不知道。
接下来那段日子情绪就特别低落，到了这种地方，生活饮食都不太习惯。他们那儿不喝稀饭，一天三顿都是馒头和菜。那儿产米，但他们都不吃，觉得吃够了。大伙的菜也不好吃。最要命的是没水喝，学校不供开水。你想，大热天当老师的上了半天课，嗓子都很干，想喝点儿水都没有，那是啥滋味。在那儿也没法儿洗澡，浑身脏兮兮的，难受死了。我们给校长提，校长说乡下人一辈子都不洗澡。我们说菜里有苍蝇，有虫子，校长说乡下人吃菜时看到虫子，挑出来继续吃。你根本就没办法跟他沟通。
那时我的脸上整天起疙瘩，都是上火起的，不过时间久了，也就认了。星期一去了盼星期六，到星期六回来就想：总算又过了一个星期。这样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因为工作紧张，也有压力，我生病了。
那天，校医去我们住的地方给我看病，学生可能发现了，下午打过预备铃我推门进教室，教室里非常安静，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安静了一会儿，班上的文艺委员起了首歌——《祝你平安》，大家非常认真地唱了起来，那些平时很调皮的学生也唱得很专心。当时我非常明确地体会到那是学生唱给我的歌，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结束的时候我对学生说：“谢谢大家！大家的歌声让老师感到一种温暖。”
这节课完了以后，有个学生专门骑车跑回家给我掂来一篮苦瓜，说：“老师，看你好像上火了，我们家人说，吃苦瓜能败火。”我特别感动，我觉得这是农村学生用他们那种朴实的方式传达对老师的爱。
通过这件事，我的情绪改观了很多，后来再面对学生时，也觉得很有激情，顿时觉得眼中的那个世界，那个环境也变了。后来就行了。接下来是中段考试，可能因为我比较下功夫，加上学生也很卖力吧，我教的那个班在全年级８个班中平均分得第一，最高分也在我教的班里。这个成绩让我对教学产生了很大的信心。
到年终全县统考，２０多所中学，８０多个班，我教的那个班平均分在全县排第四名，万滩乡中心中学从来没考过这么好的成绩。按照学校惯例，奖给我了１０２块钱，也算是给这一年的乡下教学画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记录：李若）
第一卷没着没落的牵挂
张鲁豫，女，４１岁
河南省旅游学校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６日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事，学校领导让我担任初一２班的班主任。这是我第一次当班主任，心劲儿提得很足，一心想把自己的班带成优秀班，工作起来没白天没黑夜的。
他在这时候转到了我的班上。
他个子高高的，眼睛圆圆的，身材修长，四肢特别匀称。看上去他比别的孩子年龄大，因为他的脸显得比别的孩子有经历。教导主任告诉我，他被别的学校开除后，家长四处托人求情才转到我们学校来。我当然不愿意要这样的学生。教导主任安抚我说先让他在这个班试读两个月，如果仍然不行，就让他走。
年轻人总是想得到别人的承认，我投入了很多精力，总算使班级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学生的学习、纪律都有明显的起色，那几个调皮的学生也比较规矩了。可自从他转到班上，我就开始收拾不住了。他年龄比别人大，个子比别人高，孬点儿又多，班上的学生都怕他。那些调皮学生像有了主心骨似的，乘机在上课时各显其能。任课老师纷纷对我说，不中啊，你的班又乱了。
说心里话，我想帮他改好。我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谈话，找他家长分析他的毛病形成的原因，商量解决的办法。这些工作都只能在下班后做。那时我的孩子才两三岁，有时在办公室里谈话，孩子在一边饿得直哭。
每次谈话，他都表示要克服自己的缺点可从小养成的坏习惯不是说改就能改的。班上的情形仍然没有好转，我心里非常着急。就在这时，围绕着他发生的一件事把我气坏了。
他转到我们班后，班上又转来一个学生。这是个从小在农村长大的男孩，十分矮小瘦弱。他逼着这个小个子男孩从家里给他带酒喝，如不带，他就打这个小男孩，还掐这个小男孩的生殖器。小个子男孩经常被掐得眼泪汪汪的，羞辱感又使他不愿意告诉家长和老师。
我怎么能容忍自己班上公然存在这种欺负人的现象？我怎么能让这一个学生拖全班的后腿？我怎么能在他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我当着全班宣布：从今以后，不准他再进这个班的门！我下定决心，为了整个班级，放弃他我把这个决定分别对教导主任和他的家长讲了。教导主任因为有言在先，也就同意了我的决定。他的家长曾不止一次目睹我对他们孩子苦口婆心的帮助，所以什么也说不出，只是深深地叹着气，领走了他。
临近期末，眼看就是新年，照例班上要搞个辞旧迎新联欢会。那天，我和学生们一起布置着教室。为了烘托气氛，我想做一大束梅花放在教室里。我让女生在教室里做花瓣，男生到校园里去捡干枯的树枝。学生们嘻嘻哈哈，干得十分开心。可是男生捡回的树枝的造型却让我不太满意。
正在这时，有学生悄悄地告诉我，他来了！就在教室外面。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心里一沉，迟疑了片刻，我走出了教室。这时，天快要黑了，雨夹雪下了一天，天气很冷。我看见了他，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穿得很单薄，头发和衣服都有些湿漉漉的，怀里抱着一大抱干树枝。那些树枝造型很漂亮，比班上所有男生捡的都漂亮——这种造型正是我想要的。那决不会是从地上捡的，一定是爬到树上够下来的。
他一声不吭，眼巴巴地望着我。我的心动了一下，我想叫他跟我一起进教室，我还想叫他赶快回家，外面太冷。可是，我立刻又想到，叫他回教室以后又怎么办？难道一切又回到从前？我说话不算数，别的学生会怎么看我？跟教导处，跟他家长又该怎么说……也许，他这时开口求我几句，我就会心一软，什么也不顾地领他回教室，可是，他只是抱着树枝一声不吭地贴着墙根站着。于是，我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走回教室。
那以后，我再没见过这个学生。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随着时间的流逝淡忘了，可不知为什么，我却时常想起他——这个我教过的时间最短的学生。一想起他，就好像看见他站在教室外的墙根儿，怀里抱着一大抱枯树枝，眼巴巴望着我。他应该快３０岁了吧？他现在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他的生活还好吗？这是一种没着没落的牵挂。最让我难受的是这样的念头：因为我对他的那次放弃，导致了他少年人生的改变。
我常常想，如果当初我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其实是等于给了我自己一个机会，那么，我就不会有这份深重的内疚，也不会有这份将伴随我一生的牵挂……
（记录：张清平）
第一卷只有趁过年“倒时差”没几年的事
王成科，男，５０岁
延津县马庄乡唐庄村小学教师
口述时间：１９９９年２月１６日
说句实诚话，１９７２年我当你的二年级班主任的时候，初中还没有毕业，那时管初二叫七年级，毕业时间在春节，我是阴历四月就接手教你们的课了。
上学的时候，我胆小不好说话，更别提主动提问发言了。当了老师，走上讲台，一看到台下骨碌碌转动着的几十双小眼睛，我的心里就发毛。这一紧张，脸就发热，就变红，也难怪你们给我起了个“红脸喜妞”的外号。那个时候“文革”还没有结束，又是“反潮流”，又是批林批孔，而大队让我来教学生，家长把学生交给我，可不是让他们来闹腾的，为的是让孩子们识俩字，长真本事。我就认准这个理儿，顶住这风那潮，一门心思教学生有用的东西。我也在教学中摸到了经验，俩月过去，再上讲台，脸也不红了，心也不跳了。孩子们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再比谁的火柴枪做得好，转转耳（即陀螺）削得圆，而开始比学习，比遵守纪律，班里的成绩直线上升，我的心里甭提多高兴了。
有几个高年级的调皮学生，可能是阶级斗争电影看多了，把我教这个班不“反潮流”的事告到了贫农代表和大队支书那里。结果，支书挥手就给了领头的那孩儿一巴掌：“反你妈的鸟潮流，不好好念书，长大了叫你去括牛腿！”此后，贫农代表还专门找到校长唐现文商量：上级叫“反潮流”，咱不反也不好，往后，“反潮流”就放到假期吧。这样，既不耽误孩儿们念书，又抽空儿反了潮流。
也正是这种假期“反潮流”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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