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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个基层教师的口述 作者:作者:李默,刘肖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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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深圳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待在老乡的住处，烦闷时就到附近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在一家花店门口，我看到有许多人在争相买花，这才想到情人节快到了。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如果批发一部分花到公园去卖，肯定会赚不少钱。于是，马上拿出仅有的２００元钱，批发了３０朵玫瑰和一些百合。由于没有经验，贪图便宜，批的花不新鲜，很难出手，没卖出几枝，就枯萎了，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本也搭进去了。
很久，我才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雇我洗车的是个中年人，人挺不错的，管吃住每天给１０元钱。那时正是冬天，我值夜班，经常是缩在门面的一角，独自望着黄黄的街灯发呆。门面小，外面又下雨，我时常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有顾客洗车，我便立即端起水枪故作麻利地冲洗，然后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把抹布沾上肥皂沫，随后像一个下贱的仆人，钻到车子的座位下面擦很脏的脚垫。我被彻底地冷落了，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知道我的梦想。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一家叫聚仙阁的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服务生。一开始听到“服务生”这个词还感到挺新鲜，干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就是端菜倒茶伺候人的差使，真不情愿干，但想到走出家门时不顾父亲劝说，还立下誓言说什么“孩儿立志出乡关，干不成名誓不还”，就忍了下来。
若不是出了一次小小的意外，说不定我会在那里一直干下去。
有一位女士隔三差五地出入这家酒店，她并不为吃饭，有时喝杯咖啡，有时唱一会儿卡拉ＯＫ，看上去她的生活过得很悠闲，很浪漫。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安排，有好几回都是我送咖啡给她。这女士４０来岁，但看起来还不到３０岁，穿的全是名牌衣服，浑身珠光宝气。她有时会轻描淡写地问我一些她不该知道的问题，但由于我当时不谙世事，都如实作了回答，并且竭力表现出刚从师范学校走出的特有的内涵和不凡，因为我不愿让别人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只会端盘子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傍晚，她又翩然而至，我像往常一样，端上她所要的一杯咖啡，而她却格外兴奋，让我坐下，然后很直接地提出让我和她“出去走走”，并亮出几张百元钞票。我的内心受了极大的屈辱，我起身离开了她，也从此结束了酒店里的服务生涯。
好多时间我都在想，我来深圳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辗转试过许多工作，干推销，练地摊儿，做搬运工，当门卫，但都一事无成。我不害怕吃苦受累，只是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半年后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归途。
（记录：高金才）
第四卷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
闫中祥，男，５９岁
新蔡县今是中学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１日
从初中入学到中招报名，可以统计一下，辍学率有多高学校上报的材料是为了突出个别领导人的政绩。有些孩子看人家打工挣了钱，他们丢了书不读，也想出去，可结果呢，好多都是两手空空而回。
现在的孩子我真理解不了。
我是５０年代上的小学，国家才刚解放，一穷二白，当时ｌ角钱能买六七个鸡蛋，为了ｌ元钱的学费，一般的家庭都要翻尽家底儿，那是个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更别说我这个由二姐带着要饭的孤儿，谁也想不到今天会成为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关于这中间的求学经历，我真想写本书。
我一放学就出去要饭，同学都知道我的情况，没有谁取笑过我。当时有一个帮我交学费的教师，叫徐延辉，我的名字都是他给取的。后来学生家长说，以后不用到处跑了，你坐在树底下，我们轮流给你姐弟俩送饭吃。
到了１９５４年，我上四年级。这年夏天，连降暴雨，汝河决口，村子全部被淹完了。老百姓都没啥吃的，在本地要饭不可能。朝北去十几里地有一片岗地没被水淹，我去了一个叫蔡湖的村子，当地一户人家没有男孩，就把我收下来当了义子。我二姐独自要饭去了……
我义父家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让我好好学种地，压根儿就不想让我读书。我听大爷说过：“念书人都没有一个正经货！”就因为当地有个人，读了点书，会写写牌位什么的，但他爱慕虚荣，游手好闲，把家里祖上传下来的２００亩地都快卖光了。
我的义父说你实在想读书你就去吧，看他们要不要你。我自己去了，回来告诉说学校要收１元钱学费。大爷说没上学就要钱，要钱就不上了我记得最后还是凑到了９角３分钱，学校说另外７分钱不要了，我从９月份割豆子时一直读到放寒假。
第二年春季开学，我就没能上学去，我想自己可能永远失学了……
这一生我还有一个心愿，就是为我的班主任王老师立个碑。为了动员义父让我上学，他先后４次来我家做工作，成了我们家最不受欢迎的人。有一次他是淋雨来的，身上的棉袄都在滴水。真不知道他是受当老师的责任心驱使，还是因为“爱才如命”，当时的情景我永生难忘。
我只能整天在野地里放牛，割草，转眼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
统购统销工作队进驻我们村，义父背上２０多斤大麦到收购站去卖余粮，让我随他一起去。当时卖粮的人真是成群结队，偏偏收购站的会计不会打算盘。忽然听到有人说：“我的账算错了！”这句话像导火索一样在人群中传开了。
卖完粮已是正午，义父正急着回家，但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是个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囫囵的人，只好求助我这个多少读过几天书的儿子了。
我折了一根树枝，在地上划拉起来……我惊奇地发现，果然也少付了两角钱。
因为信心不足，我还不敢把结果立即报告义父，怕他骂我无用。我颠过来倒过去地算了三四遍，这才咬咬牙说：少付我们两角钱哩。
他一转身就排进了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排的都是账算错了的人。烈日当空，义父光着黑亮的脊背，慢慢挪动，直到太阳偏西，他才把两角钱要回来。
在回家的路上，不善言辞的父亲嘀咕了几声，我听得出他很激动。最后，他几乎是用大彻大悟般的语气说了句：“还是上学有用！”
接着他看着我说：“今日晌午，你就是割一满箩筐草，也不值这两角钱啊——这两角钱我不花了，给你买瓶墨水，买支笔——回去问你们老师还要你不？”
父亲的话我字字听得真切，我一路小跑回了家。我重返校园，也从此没离开过校园，而且，我的儿女包括一个孙子都加入了老师队伍。有句话说：“知识改变命运。”最起码，我改变了自己家族的命运；如今我成了当地初中教师中惟一一位特级教师，这是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所作出的成绩的肯定，我坚信是知识使我改变了更多人的命运。
（记录：徐结怀）
第四卷为爱深深地感动
王宝玲，女，３７岁
安阳师范学院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
说起我们中文系的“尊老协会”，那可是有年头了。１９８４年３月，全国第一个关心下一代组织——“安阳市老干部关心下一代协会”成立，这在我们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年１０月，全国大学生中第一个以“尊老、助老、学老”为宗旨的群众性组织——“尊老协会”就在我们中文系宣告诞生了。我们中文系的一届届学子把“尊老、助老、学老”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作为协会里的老师，我为其中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深深地感动。
在活动中，同学们了解到，许多老红军、老干部戎马倥偬半生，他们很想写一写自己的革命经历，以激励后人。但因年事已高，眼花手颤，整理起文字材料来十分困难；有的老同志文化根底比较浅，整理出来的东西辞不达意。中文系的学生有写作特长，我们先后帮１００多位老同志整理回忆录数十万字，其中部分篇目由市关协编印成《献给红领巾的故事》出版。
在安阳军分区干休所里，有一位老红军叫吕文斗，他是市关工委名誉主任，从我们“尊协”一成立，他就担任校外辅导员。在多年的交往中，和同学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年，他患肺癌住进医院，我们得知老人动手术需要输Ｂ型血时，就在全系２００多名同学中挨个儿进行血型登记。手术那天，七八个Ｂ型血的同学赶到医院。虽然后来没用上，吕老仍十分感动地说：“血虽然没有输进我的身体，但孩子们的精神却输到了我的心里边。”
去年暑假，我们组织了“尊老宣传服务队”，队里有一位同学叫赵强，家在浚县。他可是个“活宝”，说、学、逗、唱，样样都行，一个人就参与了４个节目的表演。那时候，他的母亲已是重病在身，卧床不起，但他一直对大家隐瞒着，仍然坚持跟队员们一起排练，表演。只是到了晚上，悄悄地给家里挂个电话，询问母亲的病情，叮嘱妹妹好好照顾母亲，替他尽份孝心。７月１４日开始，队员们要返乡对老年人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早晨走的时候，队员们都劝赵强在家多陪母亲几天，７月２０日晚上的总结演出就不用参加了。可到了那天中午，他还是匆匆忙忙赶来了。见他眼圈都红了，几个女队员连忙借故躲了出去，可一出门，泪水却一下子夺眶而出。晚上，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赵强还是像往常一样，节目表演得还是那么惟妙惟肖，逗得观众们捧腹大笑。
第二天一早，赵强便往家里赶。已经３天没进食的母亲见到儿子时非常欣慰，中午还打起精神让儿子喂着吃了点饭。可谁能料到，当天下午，他母亲病情恶化，竟撒手去了……得知这个不幸的消息，我非常痛心。２３日下葬那天，我委托几名队员赶到他家里吊唁。赵强守在母亲的灵前，说：“我妈知道我做的是尊老、敬老的事儿，她理解我。”多好的学生，多好的家长啊。作为老师，我为有这样的学生而自豪。
不知不觉中，我做这项工作已近１０年了，从中我也更加理解了老人的内心世界，懂得了该如何去孝敬长辈。就我的家庭来说，母亲去世后，父亲一直很孤独，我们做子女的工作忙，不能尽心尽力地照顾父亲。后来，我和两个哥哥张罗着给父亲找了个老伴儿。“尊协”的活动通常安排在节假日，我没时间料理家务，丈夫就主动替我分担。孩子丢在家不放心，我就带上他一起去参加活动。去年下乡活动期间，我儿子做了随队小演员，还自编自演了敬老歌《摘草莓》。我没工夫照看他，他瞌睡了就找了个饮料瓶当枕头倒在席子上睡了。看着孩子的可怜样儿，我的心里一阵愧疚。我想，如果没有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也不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尊协”工作。
（记录：陈伟民）
第四卷建校是我的福分
耿照国，男，５６岁
淅川县厚坡镇四中学区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９月５日
这里的老人们常说：为人一辈子不盖房，不买地，是前辈子的造化，是福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上辈留下了房子和地，他可以坐享其成，这就是福分。我恰恰不是享有这种福分的人。从开始在自己家里办耕读班到办村小，从盖土坯房到集资盖砖瓦房，每当回忆起这几次盖房办学的情景，我都感慨万千。
１９６４年，三年自然灾害刚过，许多人家孩子上不起学，我把村里辍学在家的１２个孩子组织起来，挂起一块小黑板，办起了耕读班。由于家里条件苦，孩子们都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孩子们的年龄相差很大，最大的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原来都在一起上课，后来分成了两级复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屋里挤进了３８人。在我的要求下，当时的大队干部用１７０元买下了两间破房。两年后，大队研究决定，将这两间房扒掉，再添点料，在另一个地方盖三间房，并由我具体操办。我每天早晨４点半起床，要跑遍９个生产队的１８户人家喊人上工。他们都很积极，一喊就起，随叫随到。每个生产队兑的和泥用的麦糠，我也得一背篓一背篓地从一个个生产队的仓库里往回背。没盖过房的人可能没有体会，真是大工上了架，小工忙不下，我什么都得想，什么都得干，跑烂了好多双鞋。
１９７０年，随着生源的进一步扩大，小王营村小学生增加到１００多人，发展到４个年级。这时，教室又不够了。大队经研究决定在村外建一所学校，并抽两名干部和我作为建校的负责人。我住得最近，因此征料、组织施工、工地看护等任务大都由我来承担。在建校的４个月里，我家成了“后勤部“，６０多岁的母亲和已有两个孩子的妻子做饭，烧水，忙得不可开交。有时，妻子还和我一起冒雨盖坯，排水。５月２０日，１９间土坯房全部竣工了。过去用葵花秆作骨架，麦糠泥糊出来的桌子与这些教室极不相称，我带领师生下河捞沙石，暑假期间和６个教师一道，自己动手，铸出近百块水泥桌面，学生从此告别了泥台子。
１９８２年，我参加了南阳地区在南召县召开的普及小学教育现场会。这时，１０多年前建的校舍墙体已出现问题了，在会后回家的途中，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贾春祥说，你那里普及小学教育工作做得很出色，但是校舍太破旧了，你回去就发动发动，把办学条件改善一下。局长的嘱托，成了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这次扒掉原有的土坯房，盖起了３排３３间标准化砖瓦房。由于村委工作不力，资金筹措等问题没有专人来负责，只好由我替他们造计划，筹资金。通往农田路旁有多少棵树，能采多少根檩条，能出多少根椽子，需多少个工时，如何分配到村组，都是我“战前“计划的内容。为动员群众支持建校，我组织召开党员、团员会，走访有抵触情绪的农户，以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为扩大资金来源，我拟了信件，向本村在外工作人员致信，组织捐款活动，也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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