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瓦房－罗伟章-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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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志强朝红瓦房走去的时候，天还没怎么黑，沙湾镇羞羞答答的夜生活，还没真正开始。红瓦房在镇东头，虽有条煤渣路使之与街区连成一体，事实上它是被孤立起来的，像随手扔出去的一件东西。现在陶志强似乎要去把那件东西捡起来。不过他很犹豫，甚至很痛苦，因为他把握不住自己这想法对不对。他住在北街（镇上三条街：南街、北街、西街），如果从街道上过去，很多人都会看见，这不好，相当的不好，于是他从一条狭窄的巷道钻出去，阴悄悄地到了河坝。仲秋时节，河坝上的芦苇花白茫茫的一片，让人神思恍惚。陶志强站在高处的土坡上，摸出一支烟来抽，看似气定神闲地吐着烟圈，目光却从那烟圈里溜出去，四处瞅。浣衣的女子都回家了，沙滩上的猪牛市场，也呈现出空荡荡的落寞；清溪河的水面上，野鸭急匆匆地起翅归巢，将夕阳残晖扑扇得金星乱溅。陶志强把烟塞在坚固有力的齿缝间，不像在抽，而像在咬。他这么咬了一阵烟，等河面上的余晖全都熄灭了，才像下定了某种决心，踏着墙根底下青黑色的小路，朝镇东的红瓦房走去。　
　　红瓦房很小，认真说来不能叫房，只不过是一间低矮的偏厦。偏厦里住着一个女人。女人姓什么，镇上人都不甚了然。五年前，或者四年前，她从川陕交界处一个荒僻山村顺水而下到沙湾镇落脚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她。沙湾镇在川东北的清溪河畔算得上大镇，也是这条河上小有名气的水码头，在此上下的客人多的是，谁去在乎一个芳龄早过、体态丰肥、老穿着男式衬衫的女人呢？可没过多久，她就在镇东头的荒地里辟出了一块地盘，起了间砖房，盖上了红瓦，专营豆腐生意。她做整板的豆腐，也卖活水豆花，都嫩得入口即化，生意很快火爆起来。村上来赶集的和镇上的土著就都认识了她，无论大人小孩，都按她自己报出的名字，叫她三妹。“三妹，给我打碗豆花，少辣椒的，我要给我奶奶端回去。”或者：“三妹，我订做一个中号豆腐，下场我来背，水牛家要娶媳妇了，我拿去送情。”三妹总是用白沙沙的手帕擦着胖乎乎的手，笑笑地应承下来。那么多人订货，要的型号不同，原料也不同（有的要黄豆，有的要黑豆），她从不在本子上记一下，却也从不会弄错。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亲切而热情的外乡女人。　
　　可不知从哪一天开始，红瓦房却有了不好的名声。　
　　在这个仲秋的黄昏，陶志强就是冲着那不好的名声去的。　
　　天色暗下来。是那种被黑夜弥漫了的暗。身后街区的灯光，像浮在水面上的白色泡沫，遮没了最真实的部分。陶志强站在红瓦房背后，看不见里面的灯光。土砖墙上没有一扇窗户。他又点燃一支烟，警告自己：不能再犹豫了，否则别人就去了。他听得见自己身体呼啸的声音。陶志强刚满55岁，在别人看来，他已是退了休的老头子，而在他自己看来，他一点也不老。8年前，陶志强死了妻子，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身心，都停留在了47岁的时候，47岁算老吗？当然不算！他把烟从嘴里取出来，尽量优雅地夹在指间，绕过砖墙，朝前门走去。　
　　三妹在一盏五瓦的灯泡底下，面带忧伤地清洗豆腐箱，猛然间看见门外站着个人，豆腐箱的盖板从手里滑脱，掉在她脚背上，砸得她“哎哟”一声。　
　　陶志强面有愧色，说：“三妹，没事吧？”　
　　三妹弯腰把盖板捡起来，笑着说：“陶叔叔，没事，陶叔叔是要豆腐吗？”　
　　40岁左右的三妹，喊陶志强叔叔正理该当，可这两声“陶叔叔”，却把陶志强浑身都叫软了。他这么一软下来，就觉得心里面干净了，身上也轻松了，一路的挣扎和狂躁，成了退潮的沙滩，带着疲惫而安适的空旷。他说：“三妹，我出来转路，顺便走到你这里来了。”　
　　三妹说：“陶叔叔进屋坐吧。”把砸痛的脚提起来，隔着皮鞋按摩。这种姿态，使她的腰斜斜地弯着，腰间鼓鼓囊囊的，一对热热的乳房，在男式衬衫下跳荡。都秋凉了，她还是穿这么少，即便大冬天，她也最多在衬衫外面加件线衣。　
　　陶志强没进屋，他说我不坐了，你自己忙。屋子里那么仄逼，简直没法坐。一个还冒着余烟的大土灶，占去了大半空间，两张圆形餐桌又把墙角塞满了，中间一条需侧身才能过的巷道，长年累月湿淋淋的。巷道的那一端挂着一张花布帘子，布帘里面是三妹自己的世界，是三妹的秘密。那个世界太小了，放下一张床，人就没法转身了。但秘密却很大。早有人说三妹在那屋子里接客。那些男人，有镇上的，也有村上的，都是喝得酒气熏天之后，到她这里来买欢。三妹经常被那些男人打，白皙饱满的脸上，时不时带着青紫疙瘩……陶志强本来都已经转过身要离开了，可他禁不住侧了头，认真看了一眼三妹的脸。三妹正在麻利地收拾灶台，昏黄的灯光底下，她的脸白得让人伤感。陶志强朝旁边的大片荒地走了两步，对着足有人多高的苦蒿说：“三妹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晚上要当心哟。”　
　　三妹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差点流下泪来。对她这个单身女人而言，荒地里真是藏着无限杀机。有时候，半夜三更的，苦蒿丛中还像有人说话，又不敢大胆地说，只　
　　的，像在策划什么阴谋。她还常常听到里面传出哭泣的声音、奔跑追逐的声音，以及莫名其妙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笑声。三妹很害怕，可她又向谁去诉说呢？谁又来关心过她呢？因此陶志强的那句话，使她脚底升起来一股暖意，直灌头顶。但到底说来，她是孤独惯了的人，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只是揭开大锅簸箕似的竹锅盖，见底部还摊着一片豆花，就说：“陶叔叔，你从没吃过我做的豆花，你尝尝吧，我招待你。”　
　　陶志强连连摆手。陶志强说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逃掉。三妹却哐当一声从壁橱里拖出一口碗，将那片又实又嫩的豆花铲进了碗里，问陶叔叔爱不爱吃辣椒。都到这个份上了，陶志强再要拒绝，显得不合礼仪。他跨进了屋，在餐桌上坐了，说他不怕辣。　
　　三妹在给碗里加调料，端上来的豆花，辣椒放得很少，却多了几大勺子炒黑豆。“辣椒坏胃，莫吃多了，人上了岁数，吃些磨牙的豆子，有好处。”三妹说罢，在陶志强对面坐下。自从妻子去世后，陶志强就没跟一个女人坐得这么近过。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气息扑面而来。陶志强有些感动，也有些沉醉，更多的却是一种难以言说的痛楚。他舀了一勺子黑豆放进嘴里，黑豆像被点燃的鞭炮，在他嘴里噼噼啪啪地炸开来。他的牙齿粗壮，整齐，有足够的力量打整那些从口腔进入肠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磨。三妹想跟他说几句话，可是他头也没抬，口也不离，就把碗底刮得干干净净。三妹笑了几声，三妹说陶叔叔你没吃晚饭吧？陶志强没回话。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的确是吃过晚饭的，一大碗鸡蛋面，当时还觉得饱得不行，才过了不到一个钟头，那些食物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三妹说：“陶叔叔，要不我再给你煮碗粉丝。”说罢就伸手来端陶志强面前的碗。陶志强看到了她的手，那是一双长期被水浸泡的手，白，却白得不够真实，指节处椭圆形的窝儿里，盛满了生活的辛酸。陶志强说：“我够了，不要了。”　
　　他站了起来，向三妹道谢。　
　　三妹并没过多地挽留，只说通向街区的煤渣路黑乎乎的，脚下小心些。陶志强只唔唔地应，连多看一眼三妹也不敢。他不知道，三妹正处在恐惧之中，三妹希望他一直在这里呆下去……　
　　陶志强还没走完那段煤渣路，一条黑影就从荒草地里钻出来，进了红瓦房。接着，红瓦房的双扇门响起唱歌一样的声音。
　　这季节，本来不必烤火，可陶志强一回到家，就把炉子生上了。他需要那股让人昏昏欲睡的煤烟味儿。然后，他打开电视机，双腿几乎骑在炉子上，看那些他并不喜欢的节目。他把遥控板拿在手里，电视里的人影鼻子眼睛都没看清楚，一句话还没说出半句，他就换了频道。几十个频道被他翻来覆去地走好多遍了，手都举软了，摁键的大指拇发酸了，他才停下来，任随里面的主持人跟两个相声演员插科打诨。他们都与他无关。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他自己的内心，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人，与他有关。不管怎么说，他觉得自己今晚的行为是可耻的。一个在镇政府干了一辈子的人，虽自始至终连一个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也没捞到，是真资格的“老下级”，可他毕竟处在沙湾镇的核心，几十年来接受着乡民的尊敬，到退休之后，却想去干那种事，实在太可耻了。他把手伸到升腾起来的蓝色炉火上，把手心手背都烤得血红，烤得针扎一般地痛，并发出怪腔怪调的低低的呻吟。　
　　“丢人哪！”他终于出声地说。　
　　宽敞的、空空落落的屋子里，发出瓮声瓮气的回声。　
　　对陶志强而言，走到今天这一步，脉络是很清晰的。妻子死去的头两三年里，他处在悲痛之中；后来慢慢解脱出来，睡去的身体也苏醒了，时常感到长夜的寂寞；但那时候他在上班，他把整个白天奉献给了办公室。其实，他不过就是个小职员，从来就没受到过重视，本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他做，但他多的是办法来释放自己的精力。比如早上八点钟上班，他七点就去了，打扫办公室和室外的楼道，擦桌子、墙壁、文件柜，拖地板，倒垃圾，清洗烟灰缸……他好像生怕别人来跟他抢活一样，动作精细而迅捷，落雪天也干得大汗淋漓。整幢大楼里面，就算他所在的办公室最整洁清爽。开始，大家还记得是陶志强打扫的，还有些过意不去。过了那么一年半载，人们都习以为常了，就算他把地板抹得能照见夹杂在眉毛当中的一根白毛，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的劳动，还有他的人，都不再引起人的注意。人们记住他只有一种时候，就是他意外地没把办公室打整干净。有一回他得了重感冒，虽然支撑着提前半小时去扫了地，到底没像往常那样跪在地上一寸一寸地抹。他的同事到来后，突然间就不适应了，甚至不敢往里面迈脚。整个上午，大家都在嘀咕：“这个陶志强，今天是怎么搞的！”周末召开例行总结会的时候，主任甚至还郑重其事地批评了他。对此，他无怨无悔。他觉得是领导和同事给了他机会，让他除了坐在椅子上喝茶和看报之外，还能以扫地的方式把剩余的精力从毛孔里挤出去。　
　　几年他都这么过来了，可现在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三个月前，他退休了，镇上出了文件，凡满55岁的普通干部，一刀切。那时候他过55岁生日不到一个星期，可他的头已经伸了出去，就像切韭菜似的把他给切掉了。过了几十年集体生活的人，习惯于指挥别人或被别人指挥的人，突然把这一切都给你干干净净地抹去，你就会变得六神无主。陶志强就是这样的。他照多年养成的习惯，很早就起床，穿得规规矩矩的，正要出门，才想起自己已被汹涌前行的大河抛开了，他现在是无处可去。他站在门口，看着天色一层一层地被涂亮了，街区也一波一波地热闹起来。然后，他看见了那些上班的人，他们拿着一块夹心饼，走几步咬一口，显得匆匆忙忙的，有的年轻人头发也没梳齐整，时不时的，还嘟嘟囔囔地抱怨几声，像上班是一件令人厌恶的事情。每当这时候，他就禁不住凄凄惶惶地在心里说：“年轻人哪，好好珍惜吧。”他觉得，与其让不愿意上班的人去上班，还不如让他们这些人去。他的精力一点也不差，真可以说是年富力强，可因为自己退了休，就无可挽回地被划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他认为是不是老年，不应该以年龄来界定———我们国家不是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了吗，这是怎么造成的？他觉得毫无疑问是退休制度造成的，如果不是55岁退休（有些地方50甚至45岁就强制退休了），而是65岁，那么一大批老人就会被挽救出来，我们国家就还没有进入老年社会，至少不像媒体宣传的那么严重……　
　　不过陶志强也明白，这些事都不是他说了算。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命运的安排。有时候，他会鼓足勇气，做出取信和拿报纸的样子（他既无信取也无报纸可拿），去他上班的地方走走。他看见，以前他打扫得纤尘不染的办公室，而今跟别的办公室一样，地板上横躺着陈旧的皮鞋印，桌上和文件柜上的灰土，在阳光的斜照中水藻似的摇曳着，或者火苗似的蒸腾着。那些人见他走进来，很不好意思地举起沾上灰尘的手，说一声：“要是陶老师在，我们这双手十天都可以不洗，现在，哎！”开始他很自豪，他从中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并且不知羞耻地（他自己这么认为）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将他返聘回来之类。但很快他就发现，人家那些话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他们打心眼里就没觉得他所做的工作是重要的，甚至不觉得是必要的。同时他还发现，去的前几次，人家给他热情地打招呼，还为他倒水喝，去的次数多了，人家就不再招呼了，更别说倒水了，他成了众人眼中的碍目人。这人活一辈子，是要讲脸面的，别人都已经厌烦你了，你还去干啥呢！　
　　几十年来，他的世界像一块西瓜被切成了两半，一半单位，一半家里。而今单位的那半被拿走了，只剩下家里的了。———正是因为想到家里，陶志强的心情坏透了。他觉得，自从妻子去世后，家里的这半西瓜就腐烂掉了。他结婚早，育有三个儿子，妻子撒手的那年，最小的儿子都参加了工作。当初，他和妻子在整条街上都觉得自己是很体面的，因为三个儿子都很争气，顺顺当当地往上念书，好像没费多少力气，就都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三兄弟都落户县城，找到了各自的职业，收入不错，对父母孝顺，三兄弟的关系也很和睦。他没想到，由亲情维系起来的关系有时候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