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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七论〔英〕莱斯利史蒂文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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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有过殖民地，而且即使在殖民地国家，情况也有了改善，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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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善多么微小。 在这些反证面前要忠实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使这种理论成为一种盲目的信仰，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而不是如他所说的一种科学的理论。
人性论E也许除了他年轻时攻读黑格尔哲学以外，马克思对于“纯”
哲学或学院派哲学是不感兴趣的。同改造世界这一根本任务相比，他会把这种哲学作为仅是一种推测而加以否定（页８２）。所以当他被称为唯物主义者时，这是指他的历史唯物论，而不是指一种有关心灵与身体关系的理论。 当然，他会把人死后仍有生命这种信仰，作为一种宗教幻想而加以否定，强调人的一切（包括他的意识）是由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页６９、８５）。
这完全可以是一种“副现象论”
（ｅｐｉｐｈｅCｎｏｍ－ｅｎａｌｉｓｔ）
观点——即意识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但完全为物质事件所决定——而并非一种严格的唯物主义观点，即意识本身也是物质的。他对形而上学决定论问题的观点，也是有些模棱两可的。当然，从他的历史通过经济阶段必然进步的理论，和他认为一切变革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主张来看，他的观点从总体上看有些像决定论的观点。 然而正如基督教内部奥古斯丁——贝拉基（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Ｐｅｌａｇｉａｎ）
之争一样，马克思的观点中似乎也有一种不可缩小的自由意志的成分。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呼吁读者与听众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依此行动起来——帮助实现共产主义革命。 在马克思主义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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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生过争执，其中一派强调必须等到适当的历史发展阶段，才能期望革命发生，另一派强调必须采取行动促使革命发生。然而他们之间最终也许并没有矛盾，因为马克思会说，尽管革命迟早总会发生，但个人和团体仍然可能充当历史的助产士，帮助革命发生，减轻分娩的阵痛。 在这里，进一步探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也许会被指责为无用的推测。马克思的关于人的观点最与众不同之处，是他认为人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８３页）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生物事实如人要吃饭外，马克思会说根本不存在单个人的人性这个东西——对某一社会或某一时期的人来说是正确的东西（甚至是普遍正确的东西）
，对另一地域或另一时代的人来说则不一定正确。一个人所做的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一种社会活动，都是以同他有一定关系的其他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甚至连我们吃饭、睡觉、交配、大小便的方式也是从社会学到的。 这一点对于每一生产活动来说尤其正确，因为我们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活动，它要求我们以这种那种方式进行合作（页７７）。
这并非说社会是一个影响个人的抽象实体，而是说他所生活的那种社会决定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事。 在一个社会里看起来是属于本能的东西——例如妇女的某种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则可能完全不同。 马克思的一个典型格言说：“不是人的意识决定人的存在，恰恰相反，是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
（页６７）用现代的话说，我们可以将这一要点概括为：社会学不可简化为心理学，也就是说，人的一切不能根据有关他的事实加以解释，还必须考虑他所生活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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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 这种方法论观点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之一，也是被最广泛地接受的观点之一。仅仅因为这一点，他必须被公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不管人们是否同意马克思对经济学和政治学所得出的具体结论，但是这种方法当然是可以接受的。然而，马克思看来确实打算对人性至少作出一种普遍的概括。 这就是：人是一种活跃的、有生产力的生物，他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他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页６９）。
人为自己的生存而工作是自然的。这里无疑存在一种经验主义的真理，但马克思也从中得出一种价值判断，这就是，对人适宜的那种生活是从事生产活动的生活。 正如我们将要看到，在他把异化诊断为人在产业工作中无法彻底发挥自己的才能时（页１７）
、在他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地从各方面培养自己的才能（页２５３）
——所开的处方中，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毫无疑问，正是由于这一点（也是他早期著作中最明显的一点）
，马克思才被称为人本主义者。
诊 断E马克思（Ｍａｒｘ）关于人和社会弊病的理论，涉及他的异化概念。正如我们所见，异化这个概念是从黑格尔（Ｈｅｇｅｌ）
和费尔巴哈（Ｆｅｕｅｒｂａｃｈ）那里沿袭下来的。 在马克思看来，异化总结了资本主义的弊病；这个概念既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某些特征的描述，也包含了认为这些特征是根本错误的这一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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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判断。但异化概念的问题是，这个概念是如此含糊不清，以致我们很难弄清马克思是在谴责哪种资本主义特征。 从逻辑上看，异化是指一种关系，即它是从谁或什么事物异化。 人绝不可能像某人能杀死却没有杀死任何东西那样异化。 马克思说，异化是从人自身和从自然异化（页１７）。但这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因为人是怎样从自身异化的这一点并不清楚，而且自然这个概念在这里隐约有着黑格尔关于主体和想象的外界客体之分的影子。 对马克思来说，自然意味着人创造的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说：人已经不是他们本来应当是的那种人，因为他们已经从自己创造的客体和社会关系中异化出来了。 从他这种有点故弄玄虚的用语得出的一般看法是，资本主义社会在某些方面同基本人性已经不相一致。但究竟在哪些方面不一致，仍然有待观察。有时候，马克思似乎把异化主要归咎于私有财产，因为他说，消除了私有财产也就消除了异化（页２５０）。但是他在别的地方又说，“尽管私有财产看起来是异化劳动的基础和根源，但刚相反，它是后者的结果”
（页１７６）。他说劳动的异化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工作不是工人本性的一部分，他在工作中无法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感到痛苦和精疲力竭。 他的工作是作为一种满足其他需要而强加于他的，工作时他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他人。 甚至他生产出来的东西也是同他相离异的，因为它们为其他人所占有（页１７－１７８）。有时，马克思似乎把异化归罪于货币的建立，认为这一交换手段使社会关系具有普遍的商业特征（页１７９－１８１）。在其他地方他又说，分工使人的工作变为反对自己的外来力量，阻止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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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马克思使人难以置信地声称在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点是可能的；页１１０－１１）。
在另一段引言中，马克思把社会弊病的基础和对这些弊病的一般解释归咎于国家本身的原则（页２２３）。
那么马克思究竟诊断出什么是异化的基本原因呢？也许人们很难相信有谁会真的提倡废除货币（回到以物易物的体系？）
、消灭一切专业分工、或把所有财产收归国有（甚至连牙刷、衬衫、书籍等也包括在内？）。产业的私有制——生产和交换手段——通常被当作资本主义的特征。 而《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的要点就是把土地、工厂、交通运输和银行实行国有化。 但是一点也不清楚的是，这种体制上的变革能否医治如马克思（在我前一段中谈到的早期著作中）用心理学语言描绘的劳动异化。而且，如果国家是社会弊病的基础，国有化增加了国家的权力，会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看来我们似乎应当这样理解马克思的话，至少是他早期所讲的话，即异化的发生是由于缺少一种“团体”
（Ｃｏｍｕｎｉｔｙ）
，这样人民看不到他们的劳动是为自己所在的团体作出贡献，因为国家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团体（页２２６）。
根据这样一种论断所开的处方就不会是实行国有化，而是下放权力，形成真正的团体或“公社”
（ｃｏｍｕｎｅｓ）
（在这些公社里，废除货币、专业化和私有财产也许开始看起来更现实一些）。
如果说这一点是具争议性的，那么马克思无疑还有一种更一般化的诊断，也许能得到普遍赞同。 这就是，把任何人仅作为达到某一经济目的的手段来看待，始终是错误的。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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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１９世纪初在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事。 那时候，儿童在肮脏的条件下长时间工作，生活苦不堪言，小小年纪就夭折。 产业是为人而产生的，人不是为产业而生存的。 这里所讲的“人”
，是指所有的人。 当然，在如何才能将这种十分一般化的价值判断付诸实施的问题上，是更难取得一致意见的。
处 方E“如果说人是由环境塑造的，那么这些环境必须是从人的角度塑造的”
（页２４９）。
如果说异化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造成的一种社会问题，那么解决办法应当是废除那种制度，并以一个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认为无论怎样，这是必定要出现的，因为资本主义由于其内部矛盾将会分崩离析，共产主义革命将迎来新秩序。 在这种秩序中，异化将会消失，人会按照自己的本性获得再生。 正如基督教认为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拯救的办法，马克思也认为在历史的运动中，正在产生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的办法。然而马克思认为，只有经济制度的彻底革命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应当只实现诸如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有限的改革，因为这些不会改变基本制度的邪恶性质，而只会使人的注意力偏离真正的使命，即推翻这一基本制度。 因此这就是共产党的纲领与大多数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之间的根本区别。 这种“政治无用”论是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的前提派生出来的，因为如果所有法律和政治体制都真的是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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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制度这个基础决定的，那么它们就不可能用来改变这种经济制度。 然而，这种论点正好同马克思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相反。 法律和其他体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开始是１９世纪制订的《工厂法》（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ｓ）
，限制了对工人的超额剥削：接着实行了国民保险、失业补助、国民健康服务，工会在增加实际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方面也不断取得进展。事实上，《共产党宣言》（Ｃｏｍｕｎｉｓｔ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建议的许多具体措施在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得到实施——累进所得税、国家下放了许多经济控制权、将几种大产业包括运输业收归国有、所有儿童在公立学校享受免费教育。 马克思在１９世纪所了解之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处都已不复存在，这一切都是通过逐步的改革得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一劳永逸的革命做到的。 这并不是说现存制度是完美无缺的，根本不是。 这只是想表明，马克思拒绝任何逐步改革的主张是根本上错误的：回忆一下真正的革命所包含的苦难和暴力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同基督教一样，马克思也设想人可以得到彻底重生，但他认为在现今这个世俗世界里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共产主义能够“解答历史之迷”
（页２５０）
，因为废除私有财产应当能够确保异化的消失和一个真正无阶级社会的诞生。 在如何才能实现这一切的问题上，马克思的观点非常含混，但是他认为存在着一个过渡性的中间阶段，而要实现这一过渡需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页２６１）。
然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国家将逐步消亡，真正的自由王国将会开始。其后，人的潜力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页２６０）
，指导方针才能是：“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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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尽力，按需分配“
（页２６３）。
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有些当然必须看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马克思并没有提供充分理由使我们相信：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是真正无阶级的；正如俄国革命以来的历史所表明那样，那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不会形成一个有许多机会可以滥用职权的新统治阶级。 同时也没有理由指望任何一套经济变革可以永远消除所有的利害冲突。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国家不仅没有消亡，相反却变得更强大（也许是现代工业和技术的性质本身使这种情况无可避免）。
然而对于马克思设想中的其他因素，我们只能赞同。 将社会权力下放使人们在团体里为公益进行合作的主张、应用科学技术为全体人民生产足够产品的主张、缩短工作时间使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来把自己的业余时间用于自由发展个人潜能的主张、使社会与自然达到平衡的主张——所有这些理想几乎每个人都会赞同，尽管它们是否能够和谐共存还不清楚。毫无疑问，正是由于马克思对未来提供了这种充满希望的设想，这种设想才能仍然赢得和保持那么多人对它的忠诚。 这是因为，在现存的共产国家里，除了生活上明显的缺陷外，它们的许多人民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保持着忠实的信仰。 而且尽管改革措施已改变了资本主义的面目，西方许多人仍认为需要进一步改造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并指望从马克思那里寻求实行这种变革的鼓舞力量。同基督教一样，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它的许多理论论断的争论性，并没有使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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