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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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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妈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好日子，何不请美容师把眼睑的松垂部分剪去，虽不能完全恢复妈那双眼睛的风貌，至少也能让妈精神精神。
我对妈说：“等您身体完全恢复以后，我把美容师请到家，把您上下眼皮松垂多余的部分剪掉，您再精精神神过几年。您没见咱们的领导人某某某和某某某，不都剪了眼皮、染了头发吗？立时精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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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躺在床上养息，她就半合着眼睛看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做这、做那。我走到哪儿，她的眼睛就跟我转到哪儿，舍不得睡去。
我们这样朝夕相伴的机会不多，早年是她为生计奔波，等到退了下来，我以进入了社会，开始了艰难的跋涉。两下总难凑齐。
一九九一年十月我有一次访问法国的机会，妈住院后我想都没再想过这个问题。我以为妈也不会记住这件顺口一说的事，没想到这时她突然问我：“你还到法国去吗？”
“不去，您住着医院我怎么能离开您。”
这是她唯一一次婉转地表示了对我老是离开她的不安。过去她从未有过这样的表示，不管我去的多远、多久，她都默默地隐忍着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对可能发生什么紧急情况的恐惧。
过了危险期，在妈的抵抗力相对增强以后，就让小阿姨到医院来助我一臂之力。她一进病房妈就对她说：“小月，几天没见你了，我真想你。”也许她表达的是对健康、对正常生活的向往。
可是小阿姨一来就干了一件让我感到晦气的事。她刚一洗碗，就把唐棣送给妈八十大寿（我们在美国按照过九不过十的风俗，当然也是趁着大家都在一起的机会，提前给妈过了八十岁的生日）的生日礼物，一个陶瓷口杯打碎了。我洗了那么多次都没出问题，她怎么一来就打碎了呢？心里别扭极了，可是也没有办法补救了。只好想，她经常打碎东西，我还曾让她到医院检查一下，看看是否神经方面的问题。这次打碎妈的口杯也许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是我的多虑。
所以不要说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经过这次大难，我感到凡事可能都有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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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妈手术后恢复得很好，我才把不手术的恶果告诉她。妈说：“实际上手术前几天眼睛基本上就看不见了，”
不过我不大信。妈常受心理作用的支配。好比我给她买过法国一种叫做“都可喜”的菜，针对她常受心理作用支配的特点，有意告诉她，那种菜是法国造，每瓶三十九元，很有效。妈果然说她服菜以后，眼睛清楚多了。其实按照她的病情，吃什么菜都不行了。
※ ※ ※
十月一号，星期二。小阿姨开始替我陪床，我可以回家休整一下了。也不光是休整，而是想浏览一下饮食市场，看看能不能给妈调配点花样。
在我陪床住院无法分身回家期间，只能是小阿姨做什么吃什么，妈在营养方面的需要，主要靠保健食品补充，对促进食欲并没有什么好处。我也曾在医院附近的餐馆买过小炒，只要对妈有好处，价格贵贱好说，可是现在的餐馆差不多是徒有虚名，卫生和菜蔬的新鲜程度很成问题，口味也难让人恭维。只有一次，那个红烧海参还算差强人意。我虽然也不会做，但总有那份为妈尽力而为的心意。
我先乘五十四路公共汽车到王府井，打算在王府井给妈买罐“力多精”。我知道和平里的一家食品店有卖原装的“力多精”。但趁换车之便能在王府井买到最好。
因为是节日，车上很挤。我只能紧贴车门，站在最下一层踏板上。站在上面一层踏板的人裙裤上，粘满了灰白色的、可疑的黏液。
装满空饭盒、空瓶子的口袋挂在我的肩上，我不紧不慢，甚至是逍遥自在地走在华灯齐放的大街上，走在身着节日盛装的人群中。
我知道我再也不必着急，妈的危险已经过去，让我们心惊肉跳的生死之谜已经揭晓；我不必再为了妈的等待住医院迅跑；也不必为了给妈送菜，或送别的什么赶往医院；或提心吊胆地等待医生宣告有关母亲的生死存亡……
无声的细雨滋润着我。我没有打伞，体味着只有经过拼搏才能体味到的，那份风息浪止后的疲倦的宁静；享受着上帝赐给我们母女的这份恩泽。
行人熙熙攘攘，周遭的世界繁闹而虚空。我肩负着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沉重，和与这世界毫无干系的轻松，走着、走着。明白了除了血肉相连的妈，不管你活、你死、你乐、你哭……你和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实毫无干系。没有，走遍王府井的食品商店都没有原装的“力多精”。香港造的口感和原装的口感就是不一样。没有那么沙口，也没那么容易冲化，看来还得到和平里去。在我办得到的情况下，我愿尽力给妈提供最好的服务。
我怕日后脱销，一下买了两大罐，每罐一公斤，够妈吃些日子了。可是妈终于没有吃完。
※ ※ ※
十月二号，星期三。下午给妈擦洗的时候，发现她肛门周围有几小块溃伤。肯定是昨天没有擦洗干净所致。平时每日给她洗两遍，我一回家休整，晚上那遍免不了由小阿姨代劳。这样的事外人哪能完全彻底。心想，一点操心不到都不行，以后再也不敢依赖他人，一点也不能依赖。哪怕时间再晚，也要给她洗完再走。回家时经过东单，在东单中药店买了一管马应龙痔疮膏。这种药膏对过敏和溃伤也很有效。本想第二天去医院时再带给妈，因为还在节假期间，公共汽车很不好乘。可是想到这一夜妈会很不舒服，就又挤上汽车回到医院，给妈洗净患处，又涂上药膏才安心回家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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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手术后第三天，或第五天就拆线了。妈的伤口因为有了那一番周折，是第八天拆的线。她的伤口长得很好，很平滑。就是一到晚上，妈就不是妈了。她的“谵妄”越闹越厉害。手术后已然消失的尿频，到了晚上又变成几分钟一次，我整夜整夜无法休息。我不是没有经济能力再请一个阿姨来照顾妈，我总觉得这种时候我应该时时刻刻伺候在妈的身边，否则就太对不起她的养育之恩。再说看护病人的阿姨不容易请到，有一个很有经验的老阿姨，我愿每月给她三百元的工资，她倒是很愿意，但她要求长期的合作关系，而我只能在妈住院期间雇用她，因为妈并不瘫痪在床、长期不能行动的病人，此事只好作罢。
可是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没有照顾好妈，反而让我犯下不堪回首的过错。
好比服侍妈的大小解。医院的便盆个个摔得残破不全，分到我们名下那个，也是病房里的最后一个。偏偏与身体接触的部位不但摔掉了搪瓷，还凹凸着高低不平的烂铁皮。我始终不明白谁能把便盆上的铁皮造就成这般模样。让小阿姨到医药商店买个新的，她说找不到门。而我又离不开医院去买，只好先凑合使用医院里的便盆。如此这般，我不但要一手托着妈的下半身，一手把便盆放在她身下一个合适的位置，还要在她身体接触那些高低不平的烂铁皮之前，赶快把手翻过来。手心朝上地垫在高低不平的铁皮上，免得那些烂铁皮硌疼了妈。
这时，妈又一再说起那句不吉利的话：“我怎么这么沉啊。”
但我这时的心情，比之八月份她做核磁共振这样说的时候轻松多了。毕竟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沉不沉的事就没再往心里去。其实这都不是好兆头。
我终因力不胜任扭伤了腰。而这个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得动腰上的劲。
我只好让妈在我放便盆的时候配合一下，两双脚尽量往大腿根部靠拢，接着两脚一蹬，身子再往上一撑臀部就能抬起一些，那就会省我好大的劲。我说：“这一点也不难，您的两双脚靠大腿的根部越近，您也就越省劲。”
可妈就是配合不了。我看出她不是不肯这样做，她好像是力不从心、无法把脚靠拢至大腿恨部的合适位置，当然也就无法撑起她的身子。有时靠拢一点，也是有其形而无其实。我照旧还是难的不行。
负荷超过极限就要失控。
特别是她几分钟一次小解，根本就没有几滴，我想，她都没病了怎么还这样折腾人呢？难道不能把排尿的次数集中一下、将周期延长一点？那就会减轻我很大的负担。这样一想之后，手就会重重地拿起她的脚，又重重地往她大腿根部一摆。妈就生气地白我一眼，她一定想到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老话。
新便盆终于买来以后，有时妈用完了我也不拿开，就放在她的身下。心想，反正过不了几分钟还得用，便盆又是新的，很光滑，放在身下不会有什么不适。这时，妈也就能撑起身子，把身下的便盆扒拉到一边。
这能不能说明妈本来可以配合我？
当然也说明便盆放在身下还是不舒服。可我却心怀恶意地把她好不容易扒拉到一边的便盆再给她放回身下，企图用这种办法刺激她将排尿周期延长一些。
妈到底清醒还是不清醒？
要是清醒，为什么不懂得心疼我？
要是不清醒，为什么知道把便盆从身子底下挪开呢？
现在我明白，我是冤枉妈了。她能不心疼我吗？她要是不心疼我，她能坚决要求手术吗？她就怕她成为我的累赘，她就怕她好死不如赖活着地折腾我，这不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吗？我都看着了、经历了，怎么还能这样冤枉妈呢！她之所以这样折腾，肯定还是神智不大清醒的表现；她的两脚不听指挥，肯定和术后没完全恢复有关；她几分钟一次的排尿，也许是和插导尿管的刺激有关……
又比如，逢到她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几分钟就让我给她改变一次体位时候，我也认为她过于随心所欲，不大为劳顿的我考虑。累极了眼，在扶她坐起的时候，难免气哼哼地用力把她往前一推。她也总是恨恨地“唉呀”一声，那就是对我如此待她的、最严厉的批评了。
或是刚把被套服服帖帖地装套在棉胎上，一会儿棉胎就让她起来躺下，躺下起来，弄了滚到被套脚下去了，我就会急歪歪地把着她的手说：“妈，您拽被子的时候光拽被套不行，您得这样，被套棉胎一起拽着才行。”这不是强妈所难吗？她那时哪还能顾得了这些！
那时她可能就像人民医院张主任说的那样，瘤子虽然切除了，可是瘤子周围的垂体细胞经过长年的挤压已然受损，不能正常供应身体各部系统赖以连转的“内分泌”了。如果说妈是为凝血机制紊乱，最后猝死于某一重要血管的破裂（如心肌梗死，或脑桥那很主要血管的破裂），那正是由于凝血机制失去“内分泌”的精密调节所致。她认为，就是妈不手术，也无可挽救了。手术前的一切病状，正是身体各系统失去“内分泌”的调节、走向全面崩溃的表现，手术后的一段时间看上去虽好，那是过去体内储存的“内分泌”还没有完全耗尽，一旦那点储存消耗净尽，妈就会走向终结。因为这个过程是渐近的，所以妈无法说出某种具体的不适，只能感到日渐衰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怎么呆着都不舒服、都不行地走向消亡。
这就是说，我们那时的欢乐，其实是坐在火山口上的欢乐。
而我竟然没心肝地把身体日渐衰竭、在不可名状的难耐中饱受熬煎的妈，当成是她的随心所欲、不体恤我的劳顿。不但没有对她更加爱护、没有知微见著探析她如此表现的根由，反而心生怨气态度粗暴。
如果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六号北大医院那位大夫能对我这样说到“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妈就是再不愿意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也会逼着她去检查的。如果那时就采取果断措施，效果会怎样呢？肯定比七个月以后手术好，对一个分秒之间的差异，影响都会非常悬殊的老人来说，这七个月的时间绝对至关重要。不要说身体的承受能力，就是她储存已然不多的“内分泌”，那时恐怕也还能满足调节凝血机制的需要。
怎么想，怎么都是我害了妈。
又比如，她的“谵妄”越闹越严重，大夫表示这是脑手术的正常反应，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只能任她一闹到底才不会再闹的时候，我也就没再坚持为妈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而是想，挺吧，挺到一定时候就好了。从没想过这种挺法。对妈的体力会造成多大的消耗，特别在妈的身体日渐衰竭的时候，我现在想，“谵妄”可能和梦游一样，是非常伤人的。我那时要是坚持寻找，办法可能还有。好比说针灸、镇静剂什么的。那不但会免除我的许多劳顿，妈也能很好的休养生息；
在她“谵妄”的时候，又想当然地认为她如此神智不清，不论我说什么、做什么，她反正都不会听，干脆假装熟睡、不理不睬地任她去闹。
每逢她不让我在病床两旁放栏杆，只要一安栏杆，她就双手抓住栏杆不放，力大无比地和我撕来撕去，抢得像是拼命，说是安上栏杆就像坐监狱一样。那肯定是身陷沉疴人的憋闷、烦躁，我不但不体贴她，还自以为保护她不致坠床道理堂皇，狠狠抢过她手里的栏杆，与她做对般地安在病床的两旁。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和她讲道理呢？
那时我要是知道妈已来日无几，虽然不能救她的命，至少也能做些让她顺心的事，让她带着一份她所挚爱的人的深爱离去。
可是，难道非要等到这个地步，我才能丧尽天良地给妈那份深爱吗？
奇怪的是妈“谵妄”的时候老叫奶奶和小慧。我从未听她对我说过小慧是谁。
还有一次她半夜从床上跳起来，对小阿姨说：“小月快走，这是鬼住的地方，你这孩子真不听话，怎么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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