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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眉追击-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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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真打起来，你可能会有些害怕，查韦斯。我过去就常这样。多想想这是玩真的，慢慢儿你就会习惯的。这对你只会有利，不会有害。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不要以为承认真打起来自己会害怕是什么丢人的事。在印第安人当中，有一半问题都出在怕承认自己害怕。”
“长官，我们的训练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我还不知道，这事不归我管。”克拉克总算没把自己的怨气流露出来。他们的训练目的一定不完全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里特很可能有什么别的意图。对克拉克来说，最使人烦恼的莫过于顶头上司太精明。
“不过，你会跟我们一起干的。”
好精明的小伙子！克拉克想。当然，是他自己提出要到这里来的，但是他意识到，这个要求是里特鼓动他提出的。克拉克是局里干这种事最合适的人选。政府机构里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人不多了，再说，其中大多数人和他一样，年龄都偏大了，不大适合干这种事了。还有什么原因？克拉克不知道。他知道里特干事情总是喜欢保密，特别是当他自认为是高招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克拉克想，里特恐怕也不例外。
“也许是吧，”他有些勉强地承认。他倒不是不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干，而是担心以后可能会出现不得不跟他们一起干的情况。约翰哪约翰，你还能激流勇退吗？
“结论呢？”雅各布斯局长问。比尔·肖也在场。
“结论是，是他干的，千真万确，”默里说着伸手去端咖啡。“但是，把这个案子交付审判不妥。这家伙很聪明，而且他的手下都支持他。你只要看看他的档案，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这样说了。他是个好军官。那天我到基层，正好赶上他从一艘失火的渔船上救出船员，他的船帮子上还有烧焦的痕迹，这说明他靠得很近。当然了，与他们单独谈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想问出是谁干的又谈何容易。我看这事不值得劳师动众，更不值得在那位参议员监督下这样做。再说，当地的检察官也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结论。这话我本来不想说，但还是说出来好。布赖特对这件事相当恼火，我把他稳住了。说起来，这个小伙子是很不错的。”
“为那两个人的辩护怎么样？”雅各布斯问。
“可能性很小。看来这个案子证据确凿。弹道与莫比尔警方从甲板上找到的子弹相符，是用船上发现的那支枪打的。枪上还留有他们两个人的指纹，这完全是运气。发现子弹的那个地方的血是AB型的，与那人妻子的血型相符。距它三英尺处的毯子上的血迹证实她正来着月经，从混有经血的那两块精斑看，显然是强奸。现在他们正在楼下对取自地毯上的精斑样品进行DNA鉴定。在座的哪一位敢打赌说不是他们的？我们有半打带血迹的指纹，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他们干的。物证很多，足以定他们的罪。”默里的语气很肯定。“而且，化验室那边还有一大半物证没有化验。美国检察官准备强烈要求判处他们死刑，我相信他能够成功。现在就看我们是否同意他们用情报换取从轻发落了。但这又不全是我管的事。”默里说到这里，局长笑了起来。
“那就把它当作你的事，”雅各布斯命令道。
“再过个把星期，我们就能知道我们是否需要他们提供的东西。我的直觉告诉我用不着。我们应该能弄清这个受害者是在为谁干——而这个人就是下令杀他的人，不过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要下这样的命令。看来这两个家伙也不知道。我认为这两个受指使的杀手是想借此做成一笔交易。我看他们在主子眼里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如果我的判断正确，那么，我们搞不清楚的东西，他俩也不会知道。我想不妨给他们个机会试试，不过我不主张从轻发落。四条人命啊，这还得了！我们有死刑法，依在下之见，可以送他们坐电椅。”
让这两个杀人犯付出代价
“你老糊涂了吧？”肖开玩笑说。这是他们内部人之间的一句玩笑话。比尔·肖是联邦调查局里最聪明的人物之一。他曾因破获一些国内恐怖组织而立功成名，而且在完成那项任务的过程中，逐步完善了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的收集和分析程序。这位沉默寡言、老谋深算的瘦高个儿不仅是象棋高手，而且还干过实地情报收集工作。他是在进行冷静、合情合理的分析之后，才提出处以死刑的。警察方面几乎全部赞成他的主张。只要到现场看一看罪犯的残忍手段，谁都能理解为什么要处以死刑。
“检察官已经同意了，丹，”雅各布斯局长对默里说，“再也不能让这两个毒贩去害人了。”
好像是什么大事似的，默里心想。在他看来，应该要让这两个杀人犯付出代价。因为在游艇上发现藏有大量毒品，政府会援引有关法律条文，说明死刑适用于与毒品有关的谋杀。也许在本案中这样的关系有些牵强，但对这间房子内这三个人却无关紧要。谋杀——残酷而且是有预谋的谋杀——事实俱在，这就够了。但是，如果他们以及联邦亚拉巴马州南方地区检察官告诉电视记者这是一场反毒品斗争，那就成了富有讽刺意味的弥天大谎。
三十年前，默里在波士顿学院受的是古典式的教育。现在他还能用拉丁语背诵维吉尔Virgil（前70—前19年），古罗马的伟大诗人，史诗《埃涅阿斯纪》是其代表作。《埃涅阿斯纪》的诗句以及西塞罗Cicero（前107—前43年），古罗马政治家，善雄辩。抨击喀提林Catiline（约前108—前62年），古罗马贵族。的文章的开头几段。在希腊文方面他只懂一点文字翻译——对默里来说，外国语言是一回事，不同的字母表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他记得关于九头蛇的传说。那个神秘的怪物至少有七个头。你每砍掉它一个头，它就会长出两个头来。毒品交易就像九头蛇，只是涉及的金额太大，大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大得足够一个单身汉——他们大多数都是单身汉——购买所需的一切。一次交易就足够一个人挥霍一辈子。有许多人就是为了做这么一次买卖而甘愿去冒生命危险。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去赌博——哪里还管什么别人的死活？于是，他们就把杀人当儿戏。他们杀死自己的竞争对手，为的是独揽生意。他们把竞争对手的全家斩草除根，为的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后没有人找他们复仇，而且，也是为了威胁别人，这就像几个国家有了核武器之后，都在使用核威慑一样。即使是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当赌注的人，如果说要他拿自己子女的生命当赌注，他也会犹豫的。
所以在这件案子上，他们会砍掉九头蛇的两个头。三个月之后，政府会将此案提交联邦地方法院。审理工作可能会需要一个星期。被告方会全力辩护，但只要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谨慎利用罪证，他们便会胜诉。被告方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诋毁海岸警卫队，但是不难发现公诉人早就作出的认定：陪审团会把韦格纳艇长视为英雄，把被告视为社会渣滓。几乎可以肯定，被告方惟一可能采用的辩护策略只会起反作用。下一步，法官得作出恰当的裁决。但是，这是在南方，对联邦法官的要求也只是对司法拿出简单明了的意见。一旦被告被确定有罪，案子就会进入定罪阶段。但是，还因为这是在南方，人们都是读《圣经》的，因而陪审团会听信这种使人恼火的案情：对全家人的谋杀，强奸可能性很大，杀死儿童，以及进行毒品交易。这时，被告会提出反驳，指出船上有一百万美元，主要受害人参与了毒品交易。公诉人会一本正经地发问：有什么证据？难道他的妻子和孩子也参与了吗？陪审团会静静地、冷静地、恭敬地听取法庭辩论，会从法官那里得到指示——而当初告诉他们如何判定被告有罪的正是这位法官。他们会花一段时间进行商议，认真地彻底地进行考虑，作出几天前已经作出的决定，然后向法庭报告：死刑。这时已成了罪犯的被告会被移交联邦监狱押候。该案自然会被上诉，但是由于证据确凿，只要法官在审判程序上无大错误，很可能维持原判。多次的上诉会花去数年时间。人们会从理性出发反对这一判决——默里虽不同意，但却尊重这些观点。最高法院迟早得作出裁决，但是被警察称为最高上司的人知道，尽管早先的判决不妥，然而宪法曾仔细探讨过死刑，而且通过国会所表达出的国民意愿，以及大多数人以明白无误的语言所反映的意见，都已直接授权他们对某些与毒品交易有关的案犯处以死刑。这样，大约经过五年时间，所有的上诉被听取和驳回之后，这两个罪犯就会被绑在椅子上处以电刑。
对默里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他精明老练，富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是个警察。从联邦调查局学院毕业时他已成年。当时他认为他和他的同窗——大多数现已退休——能改变这个世界。统计数字显示他们在许多方面确实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但是统计数字太枯燥、太遥远，也不通人情。在默里看来，打击犯罪是长期的、无穷无尽的小规模战斗。受害者遭抢劫、绑架、杀害时往往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被联邦调查局的武士兼牧师们救出的或报仇雪恨的往往也都是单个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世界观也受到了天主教价值观的熏陶，而且联邦调查局一直是信天主教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天下。也许他还没有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他已经使许多人免遭杀害，为许多已经死去的人申了冤，报了仇。新的罪犯总是不断产生，但他每次都打了胜仗，而且与以前有所不同，会朝好的方向转化。他不得不相信这一点，他像笃信上帝那样相信：每抓住一个罪犯，很可能就使某个地方的一条生命得救。
在这个案件中，他又一次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但是，这对整个毒品犯罪活动能起多大作用呢？他的新任职务使他不得不采取一种更长远的观点，这是普通特工们只有在下班后饮酒时才会去考虑的观点。默里知道，由于这两个家伙已不能继续行动，九头蛇又长出了两个或更多的头。他的错误在于未能顺藤摸瓜，而其他人却正在这么做。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是通过改变战术把九头蛇杀死的。记得这一事实的一个人就在这间办公室里。默里尚不理解的，在决策层，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观点也会逐渐改变。
一个行家来组织秘密行动
科尔特斯也喜欢这里的景色，尽管这幢建筑位于高山上，空气稍嫌稀薄。他新近投靠的老板知道怎样摆架子才能显出自己的地位。老板的办公桌背对那扇宽大的玻璃窗。这样，隔着这张大办公桌，面朝他的人就很难看清他的面部表情。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派头十足。他动作不多，语言平和。但是科尔特斯很清楚，此人心狠手辣，虽然受过教育，却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经验丰富。然而，费利克斯·科尔特斯知道，这正是他雇他来的原因。所以，这位在莫斯科克格勃中心受过训练的前上校，把目光的焦点调整到窗外狭长山谷里的翠绿景色。他对埃斯科韦多搞的这种目力游戏毫不介意。在与他打交道的人当中，比眼前这位更阴险狡诈的他都见过。
“嗯？”
“我已经吸收了两个人，”科尔特斯说，“一个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愿意为我们提供情报，另一个由于其他原因也愿意这样做。我还考虑了另外两个人，但觉得不适合，就没有要。”
“叫什么名字——你想用的那两个人？”
“不能讲。”科尔特斯摇摇头说，“我告诉你，我的人的身份必须保密。这是情报工作的原则。你的组织里有告密者，不能守口如瓶就会削弱我们获取所需情报的能力，老板。”他讨好地说。这家伙需要人奉承。“老板，你是看我有专长、有经验才雇我来的，你得允许我按我的办法做。我的人水平怎样，从我提供的情报上就可以看出来。你的心情我理解，这很正常。卡斯特罗本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也是这样回答他的。不这样做不行。”
埃斯科韦多哼了一声。他喜欢别人把他与国家元首相提并论，特别是与那位成功地和美国对着干了二十多年的国家元首相提并论。科尔特斯不用看就知道，他脸上肯定绽开了满意的笑容。他的回答完全是谎言：因为首先卡斯特罗从未问过他这个问题，再说，科尔特斯以及那个岛上的任何人都绝对不敢对他保什么密。
“你都了解到什么情况了？”
“有件事正在进行中，”这样枯燥无味的回答，简直会惹人生气。毕竟他得表明自己并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美国政府正在拼凑一项新计划，目的在于加强他们截获走私品的能力。我的人到现在尚未得到具体情报，不过，他们听到的消息来自多个渠道，因而很可能是真的。我的另一个渠道的人将会证实我从第一个渠道得到的情报的准确性。”科尔特斯知道，他的话对埃斯科韦多无异于对牛弹琴。在任何真正的情报部门里，出一趟差就能吸收两个互补的情报渠道，这样的人应该得到称赞。
“这个情报需要我们花多少钱？”
钱，他考虑的就是钱。科尔特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难怪他需要一个行家来组织秘密行动。只有傻瓜才会以为钱能买到一切。不过，另一方面，有时候钱确实神通广大。埃斯科韦多在为他做事的美国人和叛徒身上花的钱，要比整个共产党情报网本身的开销还多。不过这一点科尔特斯还不知道。
“在一个大人物身上花一大笔钱，要比把这笔钱花到许多小人物身上管用。要得到我所要的情报，花二十五万美元就绰绰有余了。”当然，他要把大部分扣下来，因为他自己的开销相当大。
“够了吗？”埃斯科韦多不大相信。“我付的比这个多，为了——”
“那是因为你的人做法不妥，老板。你总是按对方的身份付钱，而不是按他们所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付钱。你们一直没有一套有系统地和对手打交道的方法。有了恰当的情报，你们就能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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