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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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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胸怀,在泥泞与积水的街道上跳跃着择路而行,宛如在练习某种舞步。妇女们的行动好像是对男人们醉态的控诉,仿佛她们希望这渐渐衰歇的欢快之中再爆发出新的欢乐。他们这支队伍好像都希望这欢乐的节日尚未结束,希望走到某个地点乐队队员们也许会停止前进,在大街上打开乐器盒拿出萨克斯管与低音号来演奏。

  走到莱文森银行大楼(现在莱文森银行已由人民警卫队的巡逻队警戒着,他们手持上好刺刀的步枪,头戴附有标记的帽子)对面时,这帮夜游神仿佛听到一声命令似的悄悄散开,相互也不告别就各行其路。留下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和瓦列里安诺一边一个搀着伊琳娜。我总是站在伊琳娜的右边,这样就不碍着我腰带上别着的盒子枪皮套;瓦列里安诺在重工业委员会工作,穿便衣,如果带手枪的话(我想他也带着枪),一定是那种小手枪,可以放在衣兜里。伊琳娜现在沉默不语,似乎有些忧郁,我们呢,心里则有些害怕(我是说我害怕,而且我相信瓦列里安诺与我的心情一样,虽然我们在她的魔力支配下并没有谈及此事),因为我们觉得她现在完全控制住我们了。虽然我们做过一些荒唐透顶的事情,但那些事情与她头脑里无休止的幻想相比,与她对肉欲的追求相比,与她的狂热与残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现实情况是我们都很年轻,面对现在经历的事件我们太年轻了。我是说我们两个男人,因为伊琳娜这种女人已经过早成熟了。虽然她在我们三人中间年纪最轻,但她的意愿支配着我们的行动。

  伊琳娜低声吹起口哨,满脸堆着微笑,仿佛她已预先尝到了某个新主意的甜头。她的口哨声越吹越响,听得出是当时流行的一首滑稽可笑的进行曲;我们提心吊胆的,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跟着她吹起口哨来,并身不由己地踩着乐曲的节奏齐步行进,。心里都有种既是牺牲品又是胜利者的模糊感觉。

  我们来到圣阿波罗尼教堂前面。这个教堂现已改为霍乱病医院,外面停放着许多灵枢等候灵车运往墓地。灵枢周围用石灰画上圈圈,不让人接近。有个年迈的妇女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祈祷,我们踏着进行曲的节拍前进,差一点踩着她了。她举起又瘦又黄像个毛栗子似的拳头指向我们,另一只手扶在地上,大声嚷道:“你们这些可恶的先生!”不,她这么嚷道:“可恶!先生们!”仿佛这是两句诅咒的话,一句比一句更加凶狠,称呼我们先生等于视我们加倍可恶。还说了句本地方言,意思是“婊子养的”;还有什么“不得好……”这时她发现我穿着军服,话没说完便把头低下去了。

  这一段我讲得很详细,因为它是(不立即是,以后才是)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预兆,同时也因为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形象,应该贯穿这本小说的始末。这些形象包括军用运输车穿过这座城市(虽然军用运输车这个词唤起的表象有点笼统,但是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切性并不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不确切性),包括在街道两旁大楼间挂着的一条条横幅(这些横幅号召人们购买国家发行的公债),也包括工人的游行队伍。各种工人游行的队伍经过不同的路线,因为它们是由相互对立的工会中央组织的,有的主张坚决把考德雷尔军需品工厂的罢工运动进行到底,有的主张停止罢工支持人民武装抗击反革命军队对城市的包围。这些路线纵横交错,却为我们划出一块地盘,让我、瓦列里安诺与伊琳娜在那里上演我们的故事:发生、起步、发展、趋向与意图。

  我认识伊琳娜那天,战线已经收缩到距东城门不足十二公里的地方了。由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与预备役中的中老年人组成的城市民兵,正在宰牛场(这个名称听起来就不吉利,但尚不知道对谁不利)低矮的建筑物附近设置防线,这时一群乌合之众蜂拥而至,穿过铁桥向城内逃来。有头上顶着鹅篮子的妇女,有赶着唧哇乱叫东奔西窜的猪群的小青年(农民们为逃避夫役与掠夺,把他们的子女与牲畜也带出来,让他们听天由命),有骑马或步行的逃兵与落伍的散兵,有领着一大帮背着大包小包的使女的贵妇人,还有担着担架的民夫、刚刚出院的病员、游乡串户的商贩、政府官员、修道士、吉卜赛游民和身穿旅游服装的原军官女儿学校的学员们。他们一起拥进铁桥两边的栏杆之间,仿佛被一阵撕毁地图、冲破国界与战线的阴冷的狂风裹带着猛扑过来。这些日子里这种人很多,都希望逃到城内来寻找庇护所。他们之中有人害怕暴乱与抢掠,有人担心会遇上复辟势力的武装,有人为了得到临时委员会的脆弱而合法的保护,有人则为了浑水摸鱼进行违法活动(有违反旧法律的,也有违反新法律的)。现在人人都感到自已的生存受到威胁,再用不着什么团结,重要的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开拓一条生路。虽然在遇到障碍时他们也会有某种协作或一致行动,但那并不需要讲许多话就能心照不宣。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年轻人在混乱之中才能认识自己的力量并为此感到高兴,但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早晨我夹杂在拥上铁桥的人群之中,感到既轻松又愉快,好长时间以来我都未像那天那样感到自己与他人、与我自己、与整个世界如此和谐一致了(我可不愿犯用词不当的错误,也许我最好还是说:我觉得我与他人的、我自己的乃至整个世界的混乱和谐一致)。我已经到达桥头,这里有一段台阶通向岸边;人流减慢了速度,拥挤着、向后面抗着,以免压倒在以更慢的速度下台阶的人身上;那些锯掉腿的人先拄着这根拐杖再换到那根拐杖;马匹被抓着嚼子横牵着,以免铁掌在铁台阶上打滑;带边斗的摩托车需要倾斜着把边斗抬起来(人们免不了抨击这些被迫下来推车的人说,他们最好去走供机动车行驶的大桥,但是,那需要多走一英里多路)。这时我发现我身边有位妇女也在沿台阶往下边走。

  她的大衣下摆与袖口处有一条毛皮镶边,圆顶帽子上插了朵玫瑰花并挂着一块面纱。总之,我很快发现,她不仅年轻、诱人,而且穿着入时。正当我从侧面观察她时,只见她突然睁大眼睛,那只戴着手套的手捂住嘴惊恐地大叫一声,向后倒下。如果不是我动作迅速,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一定会跌倒在地,被这股洪水猛兽般的人流踩成肉泥。

  “您不舒服?”我问她。“那您就靠着我点、没有关系的。”

  她的腿僵直了,一步也走不了。

  “深渊,深渊,桥下边,”她说着,“救命哪,我头晕—…·’”

  桥下面并没有什么可以引起她头晕,但是她确实被吓呆了。

  “别往下边看,扶着我的胳膊;跟着大伙往前走,我们已经到桥头了。”我对她说道,希望这些话能使她镇定下来。

  “我觉得大家没有踩着台阶,脚步迈向空中,掉进深渊,大伙都掉进深渊……”她摇摇晃晃地说道。

  我透过桥头台阶的缝隙望见河里的流水,水面上漂浮的冰块宛若天空中的白云。我也觉得一阵眼花,好像也感觉到了她那种感觉:悬空,一直悬在空中;下坠,不停地下坠;漩涡,一个漩涡套一个漩涡。我用手臂搂着她的肩膀,尽力抵御着后面咒骂我们下得太慢的人群。“喂,让开点!上一边搂着去,不害臊!”要想躲开这势不可当的人群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加长我们的步伐,把脚伸向空中,腾空而起……喏,我也觉得悬在空中了……

  也许这篇故事才是架在空中的桥梁。故事在展开过程中不断描写各种各样的消息、感觉和心绪,为各种事件(众人的也好、个人的也好)制造一种背景并在这个背景上开拓出一条人生道路,尽管还有许多历史情况与地理情况尚未交待清楚。我在这座空中桥梁上拥挤前进,不愿意往下看;而女主人公呢,只要我不把她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拖下铁桥,让她的脚站在滨江路的路面上,她则老是被人群挤得急于空中。

  她终于镇定下来了,昂着头骄傲地望着前方,并迈着迅速的步伐坚定地向前走,走向磨坊街;我吃力地跟在她后面。

  这篇故事也应该尽力跟上我们,应该想方设法逐句记录下我们关于深渊的对话。铁桥虽然走完了,但这篇故事架在空中的桥梁并未走完,因为故事中的每个词语都建立在空洞之上。

  “您好了吗?”我问她。

  “没什么。我常常头晕,每次都是意想不到地发作,有时没有什么危险也发作……高呀,矮呀,没有什么关系……夜晚我望着星空,想到星星离我们多么遥远时……或者白天……比如我仰面躺在这里时,我都会感到头晕……”她用手指了指空中飞驰而过的乌云。她讲头晕就像讲述吸引着她的某种诱惑似的。

  她一句感激我的话也没说,我感到有点失望。我说:“这个地方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不适合躺着观察天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懂得这种事。”

  我们谈话,一人说完另一位尚未开口时,这中间存在一段间歇,如同这座铁桥两级台阶之间存在空隙一样。

  “您懂得如何观察天空?您怎么懂得?是天文学家?”

  “不,我从事的是另一种观察。”我指了指我的军装领口上佩戴的炮兵领章。“打炮的时候观察炮弹飞行。”

  她把目光从我的领章上移到肩上,可是我没佩戴肩章,然后又移向缝在我袖口上的不太明显的袖章上。“中尉,您是从前线下来的?”

  “我叫阿列克斯·晋诺贝尔,”我自我介绍说,“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称为中尉。我们团里已经取消了军衔,不过现在的命令老是变来变去的。现在我是个袖口上带两条杠的军人,只能这么讲。”

  “我叫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前也叫伊琳娜·皮佩林,将来叫什么不知道。我是搞印花布图案设计的,现在布匹短缺,只好在空气中搞设计。”

  “革命以来,有些人变得认不出来了,有些人则和原来一样。这说明他们早已做好准备迎接新时代了,对吗?”

  她不置可否。

  我又补充说道:“其他人则顽固不化,拒绝改变自己。您属于哪种人?”

  “我……请您先告诉我,您变了多少?”

  “不多。我觉得我保存了过去的某些荣誉感,比如搀扶即将跌倒的妇女呀,尽管现在没人会说声谢谢。”

  “我们大家,女人也好,男人也好,都有生病的时候,不能说,中尉,我将来就没有机会报答您刚才的行动。”她的声音有些严厉,几乎有点生气。

  我们的对话到此可以结束了,它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使读者暂时忘掉了城市的悲惨景象。现在军用运输车开过来了,穿过广场,穿过这篇书页,把我与伊琳娜隔开了,或者说在商店门前排队的妇女,在大街上游行的工人队伍,把我们隔开了。伊琳娜走远了,她那顶插着玫瑰花的圆帽尚在头戴灰帽子、钢盔或头巾的人流中飘荡;我目送着她,但她并不回头望望我。

  后面几段讲的是前线上的炮击与溃败,临时委员会内各政党的分裂与统一,充满了一些将军和议员的名字,并夹杂着一些有关天气的消息,如暴风雪、降霜、阴云、大风降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衬托我的各种心情:我时而愉快地投身到各种事件的浪潮中去,时而又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思考某种令人烦恼的问题,仿佛周围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把自己伪装起来、隐蔽起来,如同市内到处用沙袋垒起掩体(这座城市似乎在准备巷战)与鹿砦一样(每天夜晚各种派别的人都往鹿砦上贴标语口号,但由于雨水和纸、墨质量低劣,这些标语口号很快就变得辨认不清了)。

  每当我经过重工业委员会大楼前时,我都自言自语地说:“我要进去找我的朋友瓦列里安诺。”从我来到这座城市那天起,我就这么说,他在这座城市里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但每次都因某种当务之急而推迟了,大家都说,我这个现役军人好像非常自由:我的工作是什么?不十分明确,常常到参谋部的各个部门去走动,很少待在兵营里,好像我不属于任何部队的编制,也不坐在任何办公桌上。

  瓦列里安诺不一样,他老坐在自己办公桌前。我进楼里去找他那天,看见他坐在那里,但并未处理什么公事,而是在擦左轮手枪。看见我走过去,他冷笑一下说道:“好啊,你也来和我们一起钻圈套了。”

  “也许我是来让别人钻圈套呢。”我回答说。

  “圈套都是连环的,一个套一个啊。”他似乎在警告我,叫我当心。

  重工业委员会占用的大楼原是一位发战争财的富豪的住宅,革命时被征用了。这里的家具阔绰而俗气,现在又增添了一些官僚机关常见的死气沉沉的摆设;瓦列里安诺办公室里到处都是中国式闺房中的摆设,如画有龙的图案的花瓶、雕漆首饰盒和一组屏风。

  “你想把谁关进这间绣楼里去呢?一位东方的王后?”

  屏风后面走出一位短发女郎,上穿灰色绸衫,下穿乳白色裤子。

  “男人的梦幻不会因为革命而改变,”她开口说道。她那挑衅似的连损带挖苦的声音与语调,使我认出她就是我在铁桥上碰上的那位女子。

  “你看,隔墙有耳吧,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有人窃听……”瓦列里安诺微笑着对我说。

  “伊琳娜·皮佩林,革命并不反对梦幻哪。”我对她说。

  “革命同样也不会使我们摆脱噩梦。”她反驳道。

  瓦列里安诺插话说:“我还不知道你们已经认识呢。”

  “我们是在一次梦境中相遇的,”我说,“那时我们正从一座桥梁上跌落下去。”

  她却说道:“不对,我们是各做各的梦。”

  “嘿,也有人醒来时待在这种安全的地方,不会感到头晕吧。”我接着说。

  “晕眩到处都会发生,”她接过瓦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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