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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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稳定粮棉播种面积，坚决制止撂荒和乱占耕地的现象。各地都要建立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并且落实到地块和农户。城乡建设要尽量利用非耕地资源，农村多种经营和住宅建设不得挤占粮田。三是因地制宜搞好农业综合开发，积极开垦宜农荒地，改造中低产田。有条件的地区要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四是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重视重大自然灾害的预测，预报和预防，增强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五是进一步改革农产品的储备体系和风险基金制度，促进粮食供需的地区平衡和结构平衡。要坚持“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负责“米袋子”就是负责本省的粮食供应，这就要求保证种植面积，提高单产，增加储备，调剂供求，稳定价格。六是促进农、科、教相结合，推广优良品种、节约用水、科学施肥和使用农家肥，以及病虫害综合防治等农业适用技术，对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技术进行重点攻关。大力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稳定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队伍。七是积极扶持化肥、农药和农机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整顿农业生产资料流通秩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抑制价格上涨。八是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多渠道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好剩余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九是认真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多安排一些资金，扩大以工代赈规模，重点扶持贫困地区修建公路和基本农田，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十是继续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农业保险制度。
　　“米袋子”问题像一座难以跨越的大山，摆到了各级领导的面前，不能掉以轻心啊！正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存心》中所言：“心一松散，万事不可收拾；心一疏忽，万事不入耳目；心一执著，万事不得自然。”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本是千真万确的。“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荀子·荣辱》）
　　这是个很浅薄的道理。
　　“米袋子”系人心啊！
　　“上海有４００万企事业职工，如果每人上班因抱怨‘菜贵’耽误５分钟，就要损失产值几百万元。”上海市农委张燕代表用这个形象的“小算盘”，谈都市与郊区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张燕代表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地述说着上海重点兴农的新招，早在１９８７年，上海提出了上策：“菜篮子工程大家建！”所有的企业，每人每月拿出５元钱，这样一年可筹措两亿资金用于“菜篮子”。如今已是第８个年头了，功效卓著。为防止“菜贱伤农”，上海还建立了“生产风险基金”，补贴农民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这个基金会没有失信于民，几年内已拿出４００多万元补偿农民。市里考虑得周到，可以说，对农民体贴入微。农民进城，市民一百个欢喜。对农产品的收购，不打白条子，那是最起码的。买农民的生猪、牛奶必须付现金，且有明文规定。高档商品可以进入超级市场；农民进城卖菜、卖水果，也设有漂亮的摊位，而且定人定位，发有专卖卡片，不收一分钱的管理费。农民竖起大拇指赞口不绝：“城里人视乡下人为朋友，阿拉干得更有劲！”
　　“咬定农业不放松！”新疆自治区党委代理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王乐泉与农业有着不解之缘。他是农民的儿子，当过社长。当“官”不离土，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依旧恋着农业，主管农业，对土地仍然情有独钟。
　　他用农民那种朴实的语言，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新疆的土地面积全国之最，人均占有面积也最多。可提起农业，最为忧虑的仍是土地许多人不惜以牺性耕地为代价，牺牲农民的切身利益，占用大量的耕地，致使粮棉产量减少。”
　　王乐泉谈到这里，眼圈都红了，脸上的忧郁显得更加深沉。
　　头发花白的孙浮凌副主席成天都很忙。在１９９４年３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他就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的关系发表了成熟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４月份，他又奔赴农村，西行陕西，南下江苏，跑田埂，钻农舍，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着实考察了他们种地的难处与艰辛。
　　回到京城，他立即着手写提案，把农民反映的农村种植效益低、农民不愿种庄稼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政协常委会上正式提了出来。
　　他和记者见面时第一个问题就提到了农业。他严肃地说，“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粮食是根本问题，农业是重中之重。”
　　孙老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农业，始终把农业当作一件大事情给予关注。他说，依我看，农业不是一年的问题，也不仅仅是５年把粮食增加到一万亿斤的事，至少到２０１０年农业都是重中之重。
　　谙熟经济的孙老，如同站在讲台上向学生讲授博大精深的理论，讲得津津有味。
　　在理论上，孙老是有其独到见解的。他说，我建议应该像开发工业小区一样来开发土地，可以把荒地划出来出租使用权５０年到７０年，收入的钱，有计划地用于搞农田基本建设，这样可以省去国家的开支，又增加了可耕地的面积，同时，要严格控制土地的占用，减少土地浪费。我们把计划生育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同样也应该把节约土地作为基本国策两会期间，会上、会下，代表们、委员们张口闭口无不议论一个“粮”字、一个“菜”字。
　　政协委员沈桂芳把一份专家建议带到了农林界小组讨论会上。这份材料上面，密密匝匝地写着几位农业专家给中央领导的重要意见。
　　１９９５年３月５日下午，北京西郊宾馆综合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政协农林界的委员。他们围着《政府工作报告》谈及的热点、难点问题，竞献诤言良策，最后聚焦到一点，就是如何大力发展农业，如何保证让“米袋子”丰盈起来。
　　正在激烈的争论中，沈桂芳接过话题。这位刚卸下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副院长的研究员，拿出了该院教授梅方权写的一份题为《粮食生产需作战略性调整》的建议。
　　沈桂芳委员对这份建议作了这样的解释。她说我国到２０００年人口将猛增到１３亿，要能吃饱饭，粮食就必须进行结构改革。梅教授在建议中指出，我国将来粮食的增产幅度大，实际上大部分属于饲料。如何达到增产这个目标呢？当然有各种方法和思路。但是最迫切的是要作战略性调整，即从现在的以粮食－－－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二元结构”，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生产为主的“三元结构”，尽快实施“三元结构工程”。
　　代表和委员们非常理解。过去，我国人畜不分的粮食生产结构，对我们这样一个耕地匮乏、粮食短缺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浪费，严重影响粮食生产的有效增长和粮食综合效益的提高。所以，粮食生产亟待作战略性调整，“三元结构工程”势在必行，而实施“三元结构工程”，将会大幅度地提高粮食总体生产能力。
　　在会上，安徽省农科院名誉院长李成荃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全国粮食输出量第一的安徽已采纳了实施“三元结构工程”的建议。会后不久，该省召开的第六次党代会上，这项工程已经进入了省委的红头文件中：
　　“大力调整农业种植业结构，从传统的粮食经济作物的‘二元结构’逐步转变为粮食饲料经济作物的‘三元结构工程’。”
　　人们难以忘怀的１９９５年，是中华民族的农业观念大转变的一年，也是全国上下齐心大造舆论的一年。
　　历史，刚刚翻开新的一页。全国上下一遍呼声：农业、农民、粮食喊得震天响！
　　１９９５年，一个崭新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确立；３月１８日，“两会”在“咬定农业不放松”的口号声中结束。
　　接着，在３月２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全面落实加强农业各项决策，加快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至３月底，江泽民总书记风尘仆仆踏上了南行路－－－江苏、广东等省，实地考察农业。
　　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统一认识，狠抓落实》，强调全党全国大抓农业的意义和它的艰巨性。“我们应当从政治上、全局上、战略上看待农业问题。只有夺取农业丰收、丰富‘米袋子’、‘菜篮子’，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给，才能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满足社会需求，保持社会稳定。”
　　靠中国农民养活中国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尽管社会纷繁复杂，但一切有正义感的人，一切有信仰的人，都依然相信真理，相信曾为中华民族谋利益，至今仍然孜孜不倦地为１２亿人民奔波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人民生活艰难，或没有粮吃，或碰到灾难，或祸水袭来时，共产党总是想到人民群众。那朴实、庄严，曾经为居民奉献过的“国营”粮店，是群众向往的地方；当人们被假冒伪劣产品陷害而伤透了脑筋时，总想到去“国营”商店买到真品；当人们受到歹徒欺凌、侮辱时，就想到了头戴五星、国徽的人民警察这是一种信赖，这表明人心是向着共产党的（当然这个党不包括那些贪污分子、腐败分子和以权谋私的利己主义者）。
　　粮食，正在困扰着拥有１２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人民群众把这一重大的求生欲望，重重地压在共产党的身上，压在农民的身上。
　　历史的经验证实，要养活１２亿人，靠西方行不通，靠盟友难以奏效，只有靠自己，靠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具体点讲就是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民养活中国１２亿人，舍它，别无选择！
　　在“八五”向“九五”计划转折的历史关头，中共中央写下了重重的一笔，即《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如同一颗耀眼的明珠，镶进了这样的文字，“必须充分认识粮食问题的特殊重要性，采取得力措施，确保粮食增产”。
　　很清楚，“得力措施”就是“要依法保护耕地，开垦宜农荒地，提高复种指数，保持粮食播种面积长期稳定”。
　　１９９５年９月，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四十四届世界食会粮议上，来自４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阐述发展农业存在四个方面的机遇：种子遗传学、农业资源管理、农业科技推广及教育、国际性农业贸易。这四大机遇中，他们认为，有效利用和保护现有耕地、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自然资源，是提高全球粮食产量的重要前提。
　　机遇，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存在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占有绝对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清醒头脑，把握机遇，不要懵懵懂懂，践踏耕地，伤害农民。
　　诚然，把住机遇，不是几句狂言戏语就能奏效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观念，人的行为。全党、全国重视农业，关注农业的各个方面，可以说１９９４至１９９５年，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转折。全党上下，完成了思想的“交接班”。这个时期，旨在扭转人们的思想，树立一种重农为农兴农的观念。
　　人们再次回头，更加清楚地看到我国农业基础的脆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局限，以及农业投入不足的种种弱点。
　　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是农业投入不足，后劲不大。如果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协调比例来衡量，必须把农业投入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综合在一起考虑，特别是应该从农业增长与工业增长的关系来考察。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与工业增长的协调比例，应该为１．２．５。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业增长速度为４％，工业增长为２０％以上，两者之间的比例为１：６，显然失去了平衡。
　　对此问题，目前中央采取的一个重大决策是，控制工业增长速度过猛的同时，增加农业投入。１９９５年，农业投入的安排是，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２４％，其中非经营性投资比上年增长２５．９％，在新增的非经营性投资中，农业和农用工业占到４０％，这应该说是很大的倾斜。与此同时，在农行的支农措施中，最醒目的要数信贷投入的增长，贷款规模达到５７０亿元，优先支持“米袋子”和“菜篮子”，保证基础农业的稳定增长。
　　对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不仅中国人不能掉以轻心，外国的学者、专家也十分关注。
　　当然，这里有个如何正确估价目前我国的农业形势和我们的困难的问题，倘若夸大了困难，把形势估计得过于悲观，会使人民丧失信心；倘若把形势估计得过于乐观，会高枕无忧，不重视农业的发展，到头来会酿成灾难。
　　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在１９９４年，正当中国粮价陡涨，举国上下大议特议吃饭问题时，十分关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在他挥毫撰写的另一篇论中国经济的长文中，他预计到２０３０年，中国需要进口的粮食，世界所有出口量加在一起，也满足不了中国人的胃口。所以他预言：“粮食的严重短缺将会使中国经济奇迹过早结束。”这样的推测，也不是毫无根据，在国内的学者中、经济界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未曾引起有关方面的兴趣和关注。中国人就有那么点“好奇”，这话一经美国人的口中吐出，似乎“身价”百倍，很快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
　　那也好，趁此机会，也给这些人一次形势教育，国情教育，在背上猛击一掌！事物都有它的双重性，只看到一面而忽视了另一面，是不对的。在同一年，日本专家白石和良先生等著文评述了布朗的观点。他们指出：“布朗是过分强调了不符合事实的预测。”他们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说，正是中国自己看到了拥有众多的人口，看到了只能自己养活自己，所以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的基础地位，实施了许多相应的农业政策。
　　如果布朗是好心，作为学者，提出中国人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