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谁养活中国 王治安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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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我走进市国土局，那里空空荡荡，局长、处长全都下去了，为了充实用地办，从区里调来的王小姐，也调到了用地办，充实第一线。
　　“用地办”，本来是把关守隘。似乎，时下“用地办”已成为围地、圈地服务的听差。
　　他们是不愿把地圈起来的。有啥法呢？“潮流”所趋，坚持原则就会落得个“绊脚石”的丑名呀！
　　“圈地风”，先从沿海刮起，随即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围剿、践踏、毁坏一块一片，土地成了被宰割的案上肉。
　　旋风，从南海刮起
　　令人堪忧的“圈地旋风”，似乎是起于海南洋浦。
　　人们不会忘记，几年前，海南将贫瘠的洋浦开发区租让给香港熊谷组集团使用而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人们不甚理解，在全国上下，支持的，反对的，骂娘的都有。甚至有人使用“丧权辱国”这样容易勾起人们愤怒的字眼。
　　那场大争论，至１９８９年，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当然那是不正常的，应该沉静下来。
　　日来月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９０年代初期，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想的更猛。圈地、批地、租地、卖地，大搞开发，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全国比比皆是，至１９９２年达到高峰，出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的呼声刚过，海南的“炒地热”、“圈地风”便呼啸而来，很快就波及全岛。
　　上海《新民晚报》披露《海南政协委员呼吁制止“圈地风”》，文章这样叙述：
　　中新社消息·正在此间出席政协海南省二届一次会议的委员们呼吁，要积极采取措施，制止“圈地热”。
　　郑光磊委员说，海南目前共有１０４个开发区，但经省政府批准的只有１５个。许多开发区的布点不合理，圈占的土地和投资额对比不合理。土地圈起来了，但并没有引来多少投资者，实际上是荒废了土地。
　　港澳委员卓伟认为，海南的圈地热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要引导投资者到中部、西部的山区县去开发，让海南省的山区老百姓都富起来。海南大学法学教授王峻岩说，土地买卖必须立法、依法办事。有的地方农民出让土地每亩８０００元，房地产商一炒就是５０万元。海南有近千家房地产公司，贷国家的款，赚国家和老百姓的钱，成了富翁。土地审批也不合理，结果是没有计划，也没有规划。
　　北海，“热点中的热点”
　　海南圈地旋风，波及毗邻北海。
　　北海人，圈地、炒地，闹得昏昏沉沉，堪称“一鸣惊人！”
　　自１９８４年以来，北海市采取中心城市与外围组合相结合的格局，以旧城为基础，向四方发展，计划兴建东城、西城、石化、加工工业区和８个生活区，此外还建成１．５７平方公里的综合开发区，策划新建各类建筑３００多万平方米。
　　这个规划是可行的，作为昔日的小镇，一跃而成为中等城市。但是形势的高速发展，远不能满足需要。
　　北海是块好地方，其地理位置、资源优势、开发前景十分理想。要建设北海，光靠地方财政是力不从心的。
　　１９９１年岁末，广西省的领导别出心裁，组织人马，专程去深圳、厦门、广州等学习和参观引资、房地产开发的先进经验；第二年，又专程奔海南考察。先进地区的路数，如同灵丹妙药。
　　他们的灵感一动，倏然冒出一种新观念：“以土地生财，以财兴市。”一个巨大的“地下金库”之门，“哐当”一声启动了。
　　１９９２年，“热浪”袭击北海。这个昔日的渔业小镇，一改安详寂静，充满激情，充满活力，大步流星地奋起直追。
　　“投资热”、“旅游热”、“房地产热”、“土地出让热”热潮随风逐浪，北海成了中国“热点中的热点”。
　　那时，城内只有２５万人口，就口音、相貌而论，典型的本地人特征。１９９２年以来，在街头巷尾、公路两旁、海边沙滩匆匆而过的人都是陌生的面孔，口音南腔北调。本地人被淹没在外地人中间。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逾百万，还准备接纳内地移民３０万、三峡移民１０万。全国几十个大城市和海外的商贾云集北海，“分割”北海。
　　华侨投资开发区、北海四川国际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城等１４个成片开发区，相继动工兴建。每天的报纸，充斥着整版整版的红红绿绿的售房广告。在街头，在郊外，你可看到许多新颖别致的高层建筑，正在拔地而起，到处立着激动人心的巨幅楼宇模型图。
　　在土地市场的进程中，北海创造了投资修路，补偿土地，成片开发的“北海模式”。
　　这一模式也许和这个故事有关。
　　１９９１年底，北京的几位才子，第一次去游北海，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在席间，他们把北海苦心经营的“筑巢引凤”，改成“引凤筑巢”，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从而这一说法的变化，引起全国性的反响。北海，率先将土地这一生产要素推向市场，北海人敞开大门成片批租，从此“圈地风”越刮越猛。来者一开口就要一二平方公里，你圈一块、我围一片，至１９９２年岁末，北海已对几千家投资者批租土地共计７．５万亩。这速度十分惊人啊，不到一年功夫！
　　北海学洋浦，全国学北海。北海的热浪波及神州！
　　人们最担心的是房地产热的失控。当初，一些房地产公司以“炒地皮”为主业，虚放一枪，跃跃欲试，扬言兴土木，建房子。上海、深圳的发展有个“渐热”的过程。而北海却是“骤热”，城市规划，征地用地，基本设施配套，政策法规配套，以及组织管理人员素质，等等，都赶不上昂起的势头的需要，鱼龙混杂，真真假假。因此，人们议论纷纷，看到的仅仅是前期热，土地出让热，许多土地征而不用，成片撂荒，留下许多隐患。人们形象地说：北海“分田分地真忙”，“土地卖完，会热出问题来”！
　　全国，划田划地繁忙
　　洋浦和北海，推波助澜，波及全国。如果分析招商引资、土地批租旋风席卷全国的现象，１９９２年是富有代表性的一年。
　　４月，杭州将６０００亩土地向海外公开招标；５月，重庆向来自港澳的商贾出让土地１９００亩；６月，福建出让土地５１片，计４３平方公里，交外商开发；７月，江苏批出土地４２幅，面积３４３５亩；８月，四川广汉，一次批给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土地４０５０田；
　　９月，洛阳，向外商出让土地３万亩；
　　１０月，上海，达到高峰，批租土地１３５块，共计１．２６万田；
　　无疑，大量的土地批租，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成为一些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使其财政活跃起来。
　　１９９４年４月，广东省国土厅厅长介绍：广东是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先行者，已是目前大陆地产开发和开发区建设的热点地区。广东地产市场的框架，历经７年的拓建，已初步完善。迄今广东共让出土地３７．５万亩，总收入２０５亿元，是全国的一枝独秀。土地收益，已成为广东的“第二财政”。
　　土地收入在全国各地都见成效，小小的牡丹江市，两年土地收入超亿元。衙门，走出禁区
　　也许是经济的巨大诱惑力，在全国涌现了怪胎现象席卷全国的新潮：卖“衙门”。
　　许多大城市，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大院，位置最佳，或在商业闹市区，或为黄金地段，是发展商业的好口岸。在地皮陡涨的年代，金钱的魅力，驱使一些富有经济头脑的人动了心，“官员”动了心。纷纷让出“衙门”。一时间，呈现热潮。
　　率先兴起这一举措的是杭州，随后南昌、南宁、宁波等１０余个大中城市的省、市政府大院先后被拍卖。
　　风景绚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一马当先，于１９９３年初，市政府已迁到郊外新建办公楼内办公。
　　风，从东向西刮开去，波及四川。地处名山名水的峨眉山下的峨眉山市政府大院，公开拍卖之后，相邻的德阳市，又将市委、市府大院相继卖给企业，并签订了协议。
　　“官员们”的随意性
　　针对全球耕地日益减少，和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联合国曾在正式成文的《居住报告》中，郑重地提请各国的政府注意：“土地不应被当做一般资产来对待，它不应由个人控制，不应屈从市场的压力和无效率。土地使用的方式，应由社会的长远利益决定”
　　在人们意念中，批地旋风引出一种错觉，似乎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最直接、最高效的是批地卖地，以地生财，以地换钱。因此，形成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单轮独转的局面批地热。这种急功近利的举动，必然导致出让无序，批地无章；而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市场的兴建，则处在朦朦胧胧的迷雾之中。
　　１９９４年５月７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委员们语重心长地指出，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供应总量上仍以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为主，协议出让的价格，多是“市长价”、“县委价”，而不是市场价，随意性很大。“条子地”、“关系地”、“人情地”以低价进，高价出，为全国范围内出现的炒地皮风创造了条件。
　　全国人大委员点中了穴道，近几年出现的“圈地热”正是一些政府官员们的“随意性”所导致的。
　　在我国，土地市场刚刚起步，全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地价体系，因而土地价格人为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压地价成了一些城市和开发区吸引资金的主要手段。这就被商家钻了空子，投机取巧，“炒地皮”。
　　旁观者清。世界银行权威人士Ａ·黑马一语破的：“中国房产与地产分开登记的制度不恰当，因此没有统一规则，未经周密论证，而急功近利，带有极大程度短期行为的批地旋风的刮起，也就在所难免了。”
　　问题是严重的！它的危害也渐渐被人们所熟知。由于“圈地热”、“开发区热”而刮起的批地旋风，自然是客观地触亮了红色信号：土地批出量过多，规模过大，价格过低，造成土地增值的损失，这就为炒地皮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被外商和单位所控制，势必削弱了政府控制土地、左右房地产市场的能力，刚刚涌现的房地产市场出现混乱，也就是必然的了。
　　以致力推动市场经济著称的吴敬琏的观点十分明确：权力不能进入市场。卖地皮，搞贷款，全凭官员一张嘴，这种“霸王生意”，干扰了经济秩序，对市场经济绝无好处。形成“圈地旋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政府行为的偏离法制轨迹。这是土地管理上的失误，为此，出现违法用地、越权批地、多头批地的怪事。《光明日报》在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２日撰文指出：有的出让几平方公里、几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也不报国务院批准，个别省规定将各级土地审批权限下放一格，省里搞，后来县级开发区也纷纷上马，再后来索性区、乡也圈出一块地挂起了开发区的牌子为了牟取暴利，你炒我炒，肥了“炒家”，亏了国家。因为地皮多了，炒来炒去，大片土地闲置起来“晒太阳”，人们形象地叫它“太阳工程”！
　　敦厚慈祥的母亲－－－土地，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对于盲目圈地、搞开发区，国务院已是三令五申，进行制止。在“旋风”乍起的１９９２年岁末，仅仅一月之内，中央连续发出了三个文件，制止“圈地旋风”的蔓延。
　　１９９２年１１月７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发展房地产业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中强调：“出让土地使用权一定要与建设项目相结合，不要盲目地成片让出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以规划为前提，统一规划、统一征用、统一开发、统一管理。”
　　１１月１８日，仅仅相隔１１天，又发出《关于严格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紧急通知》。通知命令：“乡镇不设开发区。”还指出：“对脱离实际、开发区搞得过多、规划面积过大的，要撤并、核减。”“开发区的用地禁止多占多用、占而不用，严格控制占用高产农田和菜地，尽量占用荒地、荒滩和闲置的土地。”
　　中央三令五申，可谁听呢？正如群众所言：“小鬼不听大鬼的”，“地方不听中央的”。树欲静而风不止！
　　“筑巢引凤”不见凤
　　一时间，在全国，出现了一个“圈地”的代名词“开发区”。
　　原本，“开发区”是改革中涌现的一种加速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式。
　　最早，它起源于沿海。具体讲，许是在８０年代初，在深圳那块空旷的土地上，冒出来的一棵粗壮的“摇钱树”。
　　这一实践，表明可以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对准一块地方，作为“大本营”进行开发。在那里办企业，建城镇，筑起高档楼宇，兴起新型城镇，或引进外资，或聚集国内众多地方实力，兴办工业、金融、旅游加快资金的原始积累。
　　这一实践，在深圳是成功的；在广州、珠海也创出奇迹。
　　中央对此作了肯定。因此，开发区的涌现是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特殊的背景，特殊的条件和环境的。
　　早在１９８４年５月４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进一步开发１４个城市，决定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了发展高新技术，实现经济飞跃，１９９１年３月６日，国务院又决定继北京之后，又批准２１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随后，将这一经验，引申开去，在全国又形成了“经济特区”，将沿海的深圳、珠海、厦门、海南，划为“特区”。这经验，无论从眼前的发展，还是从长远利益，也无论是从发展民族工业，还是从引进外资、引进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先进的生产设备方面都是十分有利的。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可行的。笔者想说的，民众所议论的，不是对中央的决策有什么疑虑，也不是对“经济特区”的褒贬，而是对一些干部头脑发热，在１９９２年春夏之间，以至于那年岁末，在全国掀起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