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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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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辗转反侧了好久，最后快要开始打磕睡的当儿，忽然听到了什么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我侧耳细听，立刻明白那谈话与我无关。我把帽子拉下来盖好耳朵，想睡得安稳些。但仍与世无补，睡意消失了，我不知不觉地偷听下去……原来是一对爱人。
在我躺着的草棚附近，有一条相当入画的小路在灌木从中蜿蜒而过。这一天晚上，月色皎洁，没有云，不过风仍在狂吹。从这对爱人的声音来判断，他们年纪大约是二十上下，最初在我隐藏地方附近时隐时现，后来就靠近我坐定下来。
“我们多不幸啊，”姑娘说。“要不是战争，我们已经把房子完工，拿到酬劳，而且搬进去……”
“噢，”小伙子表示同意。他多半把自己限定于这些简短的意见，有时还打断女友的话去吻她。然而，这并不妨碍她发言。
“听着，安德列，”她用那种十分甜蜜的声调说。“等你最后从战场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去登记结婚吗？”
“当然喽！”
“象卡尔品科家那样的收音机，我们要买一架吗？”
“噢……”
“你让我到师范学院去学习吗？”
“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吗？”
“不，在切尔尼多夫。”
“只有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那里有一所冶金技术学校。师范学院每一个城市都有。我上冶技去，你进师范……”
“不，安德列，让我们一块儿到切尔尼多夫去吧！”
这两位年青人似乎完全没有现实的感觉。他们带着那种自然而然的信心，谈到自己未来的学业，好象既没有战争，也没有沦陷。他们到切尔尼多夫去，还是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取得辩论，持续了好一会儿。显然是一段很常德时间。双方没有取得协议，于是姑娘便换了话题。
在再一次接吻以后，她用甜蜜的嗓音问：“安德列，你爱我吗？”
“那还用问吗……”
“你亲自带我去吗？”
“我要派飞机来接你。”
“不，说真的，安德列，别开玩笑，你捎个信来，我自己会上你那儿来的。安德列，我也是个共青团员呀。告诉你的司令员：就说有个好姑娘，她会开枪，会做甜菜肉汤，会照顾伤员。”
谈话变得越来越使我感到兴趣。我竟想爬出去，老老实实地问他们打算上哪个游击队，那个队伍配置在什么地方，再顺便打听以下，它有了多大的成就。但是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认定，若是那么做，不是叫他们大吃一惊，便是——如果小伙子还有点胆量的话——可能自讨一场没趣。而且我从以后的谈话中明白，他并不是个胆小鬼。
也不知是我微微动了一下，还是什么不相干的声音传到了这对爱人的耳朵里，那姑娘忽然惊起，以惊惶不安的嗓音央求安德列赶快离开。
“哦，安德列，我心里老觉得不安。他们怎样拿刺刀刺你的好朋友啊。他们骑着马，他是步行的。他们追到屋子里，叫声‘搜’！就把刺刀刺进他的肋骨……”
“他不是我的朋友。假如给我一条扎实的皮鞭，我会恨恨地揍他一顿。”
“可是德国人同样枪毙了他。要是他在德国人一边，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因为找不到我，他们便怀恨在心。要是他把我送给了德寇的司令部，他们决不会枪毙他……”
“噢，这位情人原来是这样一个人。现在我只想爬下去握一握他的手。”
今天皮洛夫斯基的妻子告诉过我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件事是昨天早晨在邻村发生的。我没有留神听她。那时我以为她说的目的是想嚇唬一位不速之客，快点儿摆脱我：她说这里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看来，她并没有捏造。
我从这对情人的谈话中，听出了这个故事的若干详情细节。安德列虽然由于谦虚，或者为了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故意避免读到这个题目，但是不管怎样他和未婚妻回想了多多少少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一小队德寇在奥尔沙内村拿住了两名红军战士。其中一个便是安德列。
德寇看中了这个村庄，在那里盘踞了几天，叫居民供给他们吃喝。这两个被扣留的俘虏被迫做着一切最肮脏、最令人厌恶的奴仆式的工作。德寇吃醉了酒便鞭打他们，侮辱他们，而且一分钟也不让他们不在眼前。
昨天早晨，伍长派了一个德国兵押着这两个俘虏到顶楼上去找‘柴火’。那个兵给了安德列一把斧头，叫他砍下叉梁。安德列不去砍梁，却用斧背敲了一下德国兵的脑袋，抓住他的手枪，对同伴喊了声：“快逃！”
但是对方却捉住了安德列的胳膊，叫唤德寇。安德列对这位‘朋友’狠狠地踢了一脚，挣开身子打天窗跳了出去。等到德寇发觉，安好马鞍，安德列已跑出村子半公里了。在那里安德列看到有些集体农庄庄员在场上打麦，便扔掉了大衣和帽子，拿起连枷帮着打。追捕的人驰马过去，却没有认出他：他们在匆忙中没有把安德列的‘朋友’带来。
事后他们想起了这一点。他们反绑着‘朋友’的手，一面用刺刀刺他，一面不断地打他的脸颊，踢他的肚子。走过了两三座村庄，德寇在找不到安德列的怒火之下，当街把这位‘朋友’枪毙了。
现在安德列打算上伊雅琴支队去。我想，“他可以给我做个好伙伴。”但是我又高兴幸而没有从干草棚爬下去和他交谈……安德列一定会对我开上一枪的。在他目前的情况之下，他只能这样做。要知道他背后还有人追捕呢。可是了不起的是他在这些动荡之后，居然仍能谈到未来，谈到学习，而且不仅谈到这些……
这一对爱侣继续交头接耳谈了好久，长久不让我睡着，而折磨得我受不了的，还强迫我一动不动地躺着。
干草棚是敞着的，他俩走进棚子避风来了。他们继续海阔天空地谈着各种问题。他们估计战争要在什么时候结束，一致认为德寇在两三个月内，就会被逐出乌克兰。他们估计乌拉尔工业的实力；争论着英国人会不会马上开辟第二战场。我躺在那里默想。我们的作家们是怎样描写爱人们的谈话的：鸟儿呀，月亮呀，落日呀。似乎无论是政治或经济，都无恋爱无关。
这对情人的告别是非常动人的。小伙子允许——因为姑娘坚决要求这点：他一到支队，便捎信给他。那时她就设法到那里去。
“哦，那一定是去不成的，”我怀疑地想。但是我想错了。后来我在好些游击队里遇到过许多队年青的爱侣。有许多男女青年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在一起并肩作战。
早上，有人敲了敲皮洛夫斯基的大门。主人去开门的时候，从门廊那里传来熟悉的声音。我敲——进来的原来是库尔科。
“请允许我报告，”他说，“您给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已使我妻子不致捣乱。今后的指示怎样？”
库尔科的到来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想，我已摆脱了他，而他也乐于摆脱我的。但是他居然来了，还要求工作。
“我可把您找苦了。我走遍了三个村庄。我以为您会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路线走的……”
“慢着，库尔科同志。请您先告诉我，所谓‘不致捣乱’是什么意思？”
库尔科斜着眼睛瞅了皮洛夫斯基一眼。他凑近我耳边，却又摇了摇手说：“这是不重要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以后再说吧。她活着，很健康。可是她不会声张，再也不会声张了。这是靠得住的。”
我和库尔科一起离开了皮洛夫斯基家。他要求我把他当一名向导带走。他推测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可能在彼柳霍夫卡——距离西斯基村大约十二公里的一个村子。他在路上告诉我，他已经把全部财产留给妻子：照她喜欢的地点和办法藏掉和埋好。他已教邻居的三个强壮的好姑娘监视她，不让她跑出村去。假如有必要的话，把她绑起来。
“她现在决不会离开那些破烂东西一步，她谁也不需要。”他痛苦地、很有把握地说。我看出他是个创剧痛深的人。
库尔科很详细地描述了本区的情况：原来在沦陷的头几天，就有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普达村附近的林子里扎起了野营。德寇探得了他们的形迹，派出了不知是一连还是一派的自动枪兵和警犬去追缉。这时游击队决计改变战术。区委书记指示他们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家里去，藏好枪支，充作和平居民，往后按需要的程度，再集零为整地进行袭击和破坏。
我们抵达卡明卡林务区的时候，库尔科便上彼柳霍伏卡去找区委书记。我在森林边上等他。他不久就回来了。他在秘密住所得知弟兄们——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昨天到过那里，但现在在哪里，可不知道。
我们去找守林人。他昨天也见过普廖德科和斯托拉盛科。他劝我们到普达去。他说，他们可能在那里。但是马洛·捷维察地下组织的一些领导人并不在那里。这已经成了常例：我们到哪里，哪里便告诉我们说：‘不久以前，他们到过这里，现在上那里去了——可说不出来。”我们得到的印象是老乡们在掩蔽他们的踪迹，不让我们知道。很明显，一定是这么回事。说不定有些人还以为我们是德方的特务人员，派来查探地下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员的。所以库尔科和我奔波了四天，直到在日洛贝的庄子里遇见我的老友瓦西·朱勃科。
我遇见他真是喜出望外。他到底是我个人认得的、能够完全信赖的人。
瓦西·叶里西耶维奇·朱勃科做过马洛·捷维察共青团区委书记，以后当党区委副书记。他曾被派出学习，学习以后，分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
朱勃科对于本区的实际情况并不比我熟悉。他曾在纪辅附近某地参加过一个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特别组成的部队。敌人猛烈地扫荡这个部队，而他们分成小队突围了。经过长期波折和苦难之后，朱勃科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
“我听说在切尔尼多夫省到处都在活动，所以我也到这里来了……”
我们提起了大家的熟人，交谈了各人的印象和观察。朱勃科跟我一样，在沦陷区独自流浪了许久。最主要的：他没有想到个人的命运，只想人民、只想怎样组织群众的抵抗运动。他象一个真正的地下战士似的讨论各种问题。我觉得他是一个战友。
现在我们已经是三个人，开始去找马洛·捷维察区委。为了不白白地浪费时间起见，我们这样分了开来：库尔科到马洛·捷维察去，朱勃科和我到彼特罗夫卡大村庄去，朱勃科有一位教父住在那里。
第三章 省委在活动
朱勃科的教父是个名叫西明·戈洛波罗特科的半知识分子，年纪四十五岁上下。他过去当过一任国营农场场长，而近几年来是个普通的集体农庄庄员；但比起中等的农民来，他生活得还是比较富裕舒适。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留在德寇的后方。这一点，朱勃科也不知道。
国营农场的前任场长，大概过去是个党员，现在把开除了吧。这种推测后来被证实了。
“他虽说是我的教父，您还是不要暴露自己的好！”朱勃科警告我。
我把帽子往低里拉了拉，当朱勃科和主人交换相见的欢乐的时候，我坐在长凳上，姿态装得象个累得要命的人。
女主人立刻准备了几样吃食放在桌上。
朱勃科和我都喝了些扁豆汤。他编了一段相当圆滑的经理；我得承认，他编得相当高明。
这时我细瞧着主人们，看他们的言行举止使我觉得：“他们总有点什么瞒着我们，他们慌慌张张，不断地交换颜色……”我趁机对朱勃科耳语说：“我要出去吸支烟，你彻底问一下：要是有埋伏，我们越早拔枪越好。”
没有多久，朱勃科便叫我进去，戈洛波罗特科脸上带着极神秘的表情领我们到一道小门跟前。他用特别的方式敲敲门。门开了，我们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黑发人，穿着军大衣，肩上挂着步枪，另一个汉子，留着刚毛似的棕色胡子，握着左轮枪。
我很快地对屋子扫了一眼。这是一间宽敞的、塞满废物的储藏室。箱子上放着一盏油灯；一只绿色的小眼睛在屋角里闪着光……
（某些无线电收音机的周波盘上方或左右方，有一只小灯炮，很象猫的眼睛。当周波正确时，它会发出绿光；反之，则发白光。——译者注）
突然间，拿左轮枪的人叫着向前扑过来：“费多罗夫，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他楼着我，按男子方式重重地吻了我三下。
“慢着，这是谁？至少让我瞧一瞧！”
我在油灯的暗淡光线下细瞧着这个留着棕色胡子的人，好容易才认出是旧相识——帕凡尔·洛格文诺维奇·普列瓦科。我是在奥斯捷尔区认识他的。过去有一段时候，他在那里担任过采购委员会特派员的职务。
黑须人原来是切尔尼多夫省委会的工作人员——帕凡尔·华西里耶维奇·德涅普罗夫斯基。我从未见过，可是常常听人说到他。有一个朋友对我说过，他是个非常能干的角色。
“好极了！”这是德涅普罗夫斯基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我们也跟他接了吻，之后，德涅普罗夫斯基用低音照样镇静地补上一句：“好极啦！”他喃喃地说下去，没有改变原来的声调：“我看到了省委书记好是好。但是省委书记知道各区里正在进行的事情吗？现在正是展开力量的适当时候——趁德寇还没有带着‘盖世太保’、伪区长和伪市长来之前。正是时候啦！”
可是我没有好好地听他说话。闪闪发光的绿眼睛和储藏室角落里的干裂的噼啪声吸引了我。那里一定放着一架收音机。我向收音机冲去，抓住了周波盘。
“喂，同志们，莫斯科在哪里？让我们来收听莫斯科！”
我简直就紧抓着收音机，一面倾听着各种放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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