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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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我问。

　　“我来向您请教，”他说，“也来给你们提些意见。允许我坦白地说吗？”

　　“请吧。”

　　这个人胡说八道，使我怀疑他是不是有毛病的。他说了好一阵，我们坐在台阶的踏步上，吸着烟，而这位“坦白”的家伙对我陈述了他对目前时局的看法。

　　他的议论的过程是这样的。他说他是彻头彻尾的苏维埃人，深信可以战胜德国，而且懂得占领不过是暂时的，甚至是短时的现象。他知道共产党员们正在集中抵抗力量来打击德寇的后方，所以他才带着自己的“坦白的”观点到我们这里来。

　　“省委书记同志，为什么要搅扰老乡们呢？为什么要挑动德国的战争机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居民呢？要知道那一定会引起更多的流血。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德国人不过要抢掠我们罢了，如果我们进行抵抗的话——那他们就要动手屠杀我们了。”

　　“完全不错，他们会动手的！”

　　“但无论是我，无论是我的儿女，我们都不愿被杀。”

　　“那么反抗吧，参加游击队。‘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就是喽！”

　　“不，费多罗夫同志，我不赞成。时候会来的，红军会粉碎德国机器，那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用自己那点儿可怜的兵力干得了什么呢？……那是自杀。要知道象您这样的人，我们在战后也是需要的。可是您却赤手空拳地去打坦克，而且，您还硬拉所有最勇敢、最热情、最忠诚和最健全的人们一同去躺在德国机器的履带底下！可是您明白，我也不是懦夫，所以决计坦白地对您说——醒醒吧！我只是请求您，解释给本省的共产党员们听……”

　　我忍耐不住了，一只手伸进了口袋，翻动我的手枪。“坦白的”家伙注意到我的行动，脸色顿时发白，耸了耸肩膀。

　　“我不是卖国贼，”他说，“不该打死我！”

　　这时我从口袋里把手枪拔出了一点儿。

　　“我想，我还是走好，”‘坦白的’家伙说，“您显然不能了解我。但总还是请您考虑考虑我的话吧。”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农艺师去了。后来我对他进行调查，据说：“他是个无伤大雅的人。他已和家属一起疏散，但是由于某种情况掉了车，弄得进退两难。”这种“无伤大体的人们”的宣传，开始时多少有过一些成效。我们应该用共产党员的威信来对抗它。

　　会议前的最后几天到了。积极分子们带着有关筹备会议的各种使命分散到各村去。我们的省委小组又开始流浪，开始搜集情报。况且也是我们转移的时候了。既然出现了一批“不抗恶”的宣传家，那么接着德寇就可能突如其来的。

　　朱勃科和马洛·捷维察支队的参谋长米哈伊尔·普钦科动身到普达村去了，我们预定到那边去开会。娜佳·皮略夫斯卡娅和我留在格拉巴伏村，以便准备命令的草案。德涅普罗夫斯纪和普列瓦科到列索沃耶去了。德涅普罗伏斯基和博契科很熟，想去看看他，并且顺便邀请他来参加会议。

　　德涅普罗夫斯基带着嚇人的消息回来：博契科被打死了。

　　十月二十五日，一辆小汽车开进了列索沃耶。一个伪村长，两名希特勒党卫军和两个伪警走进了博契科的屋子，命令他的妻子和全家人都出去。不多时，传出了几声枪响。德寇和伪村长在汽车里坐定，伪警把这位集体农庄主席的尸体抛进了菜园，不准埋葬。刽子手们既不开会，也不作任何解说，便开车走了。德寇留下了三只巨大凶恶的军犬，谁想要走近博契科的尸体，它们便耸毛怒目，凶暴地猛扑过去。

　　你瞧，这类事情时常是这样发生的！

　　有他这样一个人，忠实而光荣地为自己的同胞服务，贡献出一切力量，而现在他的尸体躺在地上，连德国带来的狗都不让亲人们接近他。

　　德涅普罗夫斯纪就象在这里记录的那样简单地讲述了。他没有哭，却比平时更沉默。从十几岁的青年时代起，他就认识博契科，成了他的朋友。

　　我也好久说不出话来。我们的女主人倒在床上嚎啕大哭。

　　“喔，难受呀，难受！”她痛哭道。“他们这些刽子手干些什么事啊，他们干么要杀害这样的好人哪……”

　　我觉得不舒适，我走上街去——屋子里很闷热。我想起科斯特罗马的那个富农，那个“浸礼教徒”。是不是他干的事呢？

　　德涅普罗夫斯基跟着我出来了。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并不看我，开始用沙哑的嗓音有点儿单调地对我谈起博契科。

　　不错，实际上他似乎是在深思默想，不是在叙述。他说：“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是个特别构造的人。在世界上，所有别的国家，甚至连过去的俄罗斯，也从未见过象他那样的人。他在内战时是个游击队员。嗯，不错，那不足为奇。游击队员多得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习惯于只注意那些受过教育和向上迈进的同志们了。但是博契科属于另外的一类。革命政权派他们做乡和县的工作，他们便始终在那里，也就是在本区范围内，而且是当二三流的角色……”

　　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你对他是很熟悉的。那么他是为了什么事情给党开除了的呢？”

　　“慢着，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也想到过这一点，我就要谈到的……且说，当二三流的角色，那就是说，不当区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只当工会的干事或法院的院长，或者稍微早一些，当贫农委员会的主席，或者在社会保险部。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有多少这样的人，是集体农庄的主席呀！可以说，他们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不过并不缺乏知识。要发觉博契科这样的人，得恰到好处。他深谋熟虑，见多识广。当然，他是个进步的农业家，说到苏维埃制度，说到它的法律与习惯，您可以放心——博契科对于咱们的新制度是那么熟悉，那么有心得，谁也难他不倒。不，哪怕是一位大学教授……大革命来的时候，他是个目不识丁的农家子，而大革命和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人。在他看来，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党更珍贵的了，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那就是说，再没有比党的事业，咱们党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精神更珍贵的了。他做了多年的集体农庄主席……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现在便是从博契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从他被屠杀的家里来的……我便走便想。集体农庄的主席不单是个职位。这是一种新型的活动家，是个从未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典型社会活动家，是英明的共产党从人民的深处提拔出来的。但这是概括地说说罢了。也许因为被害的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理解到这样的高度民主。老实说，战前我还以为他以及象他那样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呢。可是这些任务却是咱们全部苏维埃制度的支柱和基础。”

　　我不能保证这些确正是德涅普罗夫斯基的原话。我力求尽可能传达他的思想和感情。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博契科的会见和谈话。他是个坚强的、十分坚强的、胸襟宽阔的人！我设身处地地替他想过。他同意扮演那不得已的把戏：他内心是共产党员，却得装作伪村长，并且使所有那些来看他的混蛋们，都好象是来看他们的同伙。哦，不，这种工作我干不了，要是我，的确会气炸的……

　　德涅普罗夫斯基继续往下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刚巧在沦陷以前，我被暂时派到军队政治部去工作。我不时转移，又在沼地里行军，极厉害的风湿症的发作把我困住了。政治部驻在普列鲁克，附近没有医院。医生们劝我安身在任何的集体农庄里。他们把我运到列索沃耶，在那里——多年以后——我又遇到了博契科。自然，他接我到他家里去了。我也是马洛·捷维察人。我们几乎是在同一边被批准入党的……我在他那里住了三天，第四天他便告诉我，他被开除党籍了。您亲眼见过这个人，我知道您很难相信这件事——他嚎啕大哭了。他含着眼泪对我说：‘我怎么办呢，帕凡尔？要知道我不能没有党，帕凡尔。还是列宁说的话吸引我参加人民事业的。我追随着斯大林走完了集体农业的全程。现在这样对我处分了……我有过失，我并不争辩，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不否认自己的过失，尽管处罚我，但我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党！’我告诉他，假如处分有错误，可以恢复党籍的，不过需要时间，必须经过调查研究。‘但是，帕凡尔，现在是不是调查研究的时候呢？德国人正在进逼，他们是敌人，而我却成了非党分子！我该做什么工作呢？他们不让我参加切尔尼多夫的军队，给了我一个保留；我想要参加游击队，也不让；区苏维埃也不允许我抛开集体农庄。我到党的区委那里去过，普廖德科说：要有希望，不要灰心，你的案子已经送到省委那里去啦！我到切尔尼多夫去找费多罗夫，德寇正在那里扔炸弹，他在抢救工厂和国家贵重财产。我上哪儿去查询我的案子呢。唉，帕凡尔，我没有党籍多痛苦呵……”

　　说到这里，我打断了德涅普罗夫斯基的话：“博契科对我说，他是按照区委的指示当村长的。”

　　“是的，当然，他到区委那里去过。他真是非党分子吗？他不过暂时没有党证罢了。共产党员如果遇到困难到哪里去呢？自然只有找自己的同志们。”

　　我思索了一下，对德涅普罗伏斯基说：“是的，他当然还是有党性的……关于开除他党籍的事，多少是有些错误的。他的案件还没有转到省委我那里。我不记得……”这是我当时说的话。

　　然而我记起了那一回在空袭时，有一个人在省委会的走廊上找我问过他上诉的事情。这个人的名字是短定的，而且还是乌克兰人，也许这个人就是博契科吧？

　　“德涅普罗夫斯基同志，十月二十五日，在列索沃耶牺牲了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员。我们永远要把他作为一位英雄，记载在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的名册上！”

　　我希望这些话听起来比我所感觉到的更庄严。

　　我们最初预定在金娜·卡文斯卡娅——蒲达村里的一位当小学教员的共青团员——的家里举行本区共产党员会议。

　　但朱勃科在那里侦察回来说，女教师的儿子害了猩红热。

　　卡文斯卡娅不管儿子生病，还是着手在村子里另找一个开会的地方，然而她也惊惶不安地跑了回来；蒲达出现了陌生人；他们在打听她，显然她已被监视了。

　　“我把这件事仔细考虑过了。”朱勃科说，“我想，或许只是卡文斯卡娅胆小。看来村子里确实有一些长鼻子暗探在跑来跑去，在问东问西。有一个人竟当街走来找我，这是个面目可憎、年约四十五岁的人，好象是个退休的教堂职员，嗓音很甜，胡子稀疏……”

　　“是浸礼教徒吗？”我冲口说。

　　“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

　　“瓦夏，一个优秀的侦察员也必须熟悉宗教问题。重要的并不是浸礼教徒是什么样子，而是他是否就是我想到的那个坏蛋。他在那里干什么？”

　　“我走出村子时，他走过来问我：‘老板，您上哪儿去呀？’”

　　“他是说‘老板’吗？”

　　“正是。”

　　“啊哈，瓦夏，瓦夏，这正是那个科斯特罗马的富农。秘密通知德寇到博契科那里去的那个人一定就是他。好，那你怎么办呢？他一个人在那边遛　吗？”

　　“他是单身，但是还有两个和他一模一样地难看的人，在村庄的四周游荡。他们似乎互不相识。但即使是乡下女人也说他们是一帮的。德寇必定要来建立政权了，所以预先派这些家伙来制造社会舆论，并且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游击队。他们害怕。”

　　我急于想要抓住这个卖给贼，差点儿提议要德涅普罗夫斯基、普列瓦科、朱勃科三个立刻动身到蒲达去，把这些卖国贼抓来干掉。但我抑制住了自己。

　　谨慎小心毕竟是件痛苦的事。那时我真不想谨慎小心了。知道那个害死博契科的人，正在几公里外逍遥法外地骝达而竟置之不理！……我无论怎样打算，无论怎样策划，不，在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我们还不能追捕那些家伙，我们无权使即将召开的会议遭受危险，也无权暴露自己。

　　“那么，到蒲达去的计划作罢了，”我深深地叹了口气说。“会议必须迁到彼柳霍夫卡举行了。”

　　但是在彼柳霍夫卡，我们的侦察员也发现了可疑的人。我们不得不再度改变开会地点，甚至在指定的十月二十九日开会那天，有些同志（他们中间有共青团员、有少年先锋队员，虽然如此，还有一位龙钟的老婆婆）分散在向彼柳霍夫卡去的道路上开始巡逻。他们发给了暗号。

　　对于把暗号回答得对的过路人，我们的巡逻队就说：“别上彼柳霍夫卡去了。晚上十一点钟在卡明卡林务区开会。”

　　地下省委第一次召开了这样广泛的共产党员大会。不错，它的规模暂时还是个区级会议，可是我们认为这个第一次会议具有极重大的意义。它势必向我们表明自己的组织力，表明布尔什维克队伍的团结性。

　　天在下雨。虽说已是深秋，雨却下得很大，一般说来，最近几天里雨几乎没有停过，地面完全吸饱了，道路变成了使人嫌恶的一片乌糟。我穿的那件用农家羊毛手织的短外衣长久不干。毫不夸大地说，它称起来足有五十磅重。有位同志叫它湿度计。我有时把它脱下来绞一绞——水就象从海绵中流出来的一样。

　　我想起短外衣，是因为所有的人也都同样淋湿润了，当然，他们也冻坏了，即使在室内也不能暖和过来。记得我曾拿黑铅笔给会议写了一些类似提纲的东西。我总共还得走五公里光景。这些笔记却湿透了，字迹印上了我的胸膛。

　　然而许多同志都是从三十公里以外的一些边远区的角落走来的，没有一个人乘车，而且大多数人没有同路人。当时，碰到德寇的可能比后来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