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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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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高高的、外貌阴郁的、上了年纪的农民,这样说道:“费多罗夫同志,共产党对于其他的强国是怎样想法的?比方说,对于美国呢?美国的资产阶级是诚心诚意地在帮助我们,还是另外怀着鬼胎呢?日本会不会在远东对我们使用压力呢?”
“你瞧,西多尔·卢基看得多远哇!”跟他坐在一条板凳上的人也不知是兴奋,还是开玩笑地说道。
“不,这是正经事……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别打搅,费多罗夫同志会解释的。”
“再说我们那边还有飞机吗?乌拉尔和西伯利亚还在开工吗?”
“费多罗夫同志,还请您再记上一个问题:我们是有计划的撤退,还是一般的逃跑呢?”
突然,一声尖细的童音冲破了不清晰的男子嗓音的嗡嗡声:“首长伯伯,我也可以问一个问题吗?我今天十一岁,刚进三年纪。我们要进德国小学读书呢,还是跟在父亲们和游击队员们身边呢?”
大家都哈哈大笑,但是小孩子好象给了我们一个信号:谈起了本村的生活问题。大家更挨近灯光,谈话也开始说得更轻了,仿佛是一些秘密会社的会员在开会。
一个有胡须的、结实的老汉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道:“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假定说,明天德寇来了,不是扫荡队便是食品采办队……而这些德寇中间就有一个指定要住在我家里。他知道我是个行为平和的人,根本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共青团员,无非是个和平的老庄稼汉……”
“斯捷潘,你快些说吧。”
“别忙。这样一来,司令员同志,他待在我家里过夜,而且可能是两个。那么您给我一些毒药或者炸药,或是干脆让我趁他们做梦时拿斧头去劈吗?”
我微微一笑,可以急忙忍住了。他的同村人都认为老汉的问题十分重大,而且希望得到认真的答复。
“那得看情况来决定,”雅列明科答道。
但是这个回答没有使到会的人满意,视线都转到我身上来了。我不得不动动脑筋。
“炸药,说得正确些就是甲苯,我们不想把它给您去炸死两个德国鬼子。这东西我们没有多少。毒药也不能把他们全都毒死,况且,我们根本没有。可是要对付这样凶恶的敌人是任何武器都可利用的。首先,我们邀请每一个认真想要和敌人作战的人加入支队。其次,你们能在这里当场给我们以很大的支援:供给当前侦察的情报,在必要时掩护我们的通信员……如果我们必须在你们的村里消灭德寇的卫戌部队或者扫荡队……那么,希望你们会把斧头和石头通通应用起来。怎么样,同志们,你们会支持我们吗?”
一阵普遍赞同的声音作了对我的问题的答复。
一个年约四十的妇人玛丽雅·哈芙捷依——集体农庄理事会的理事问道:“书记同志,在最近几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不是逐一地而是集体地决定了。我们的理事会现在还存在,集体农庄的粮食也还在。您不必担心,它已经安全地埋藏了。一个地窖里的是我们劳动日的报酬;另一个地窖里的是国家的粮食,我们应当按照供应方式把它缴出的,但是交给谁呢?你们自己,也就是说你们的经济工作人员们来收取呢,还是我们运去呢?德寇几乎把我们所有的马匹都抢走了……”
“粮食应该分给居民。”
“那我们清楚。我说的不是那种酬劳劳动日的粮食,我是说国家和红军应分获得的公粮。昨天我们理事会决定了这么办。今年的收成很好,每一个人用劳动日换取的粮食应该很多,把它卖给德寇吗?……这不是秘密,有些毫无心肝的人只要搞得到钱,卖给谁都可以。不过德寇是不会出钱买的。他们懂得自己的办法:拿冲锋枪冲着你的胸膛说:‘拿出来’,甚至会把我们的工资也夺去的。我们向哪里分发公粮呢?……所以我们决定:现在谁是我们的政府,谁是我们的国家,谁是我们的红军?很明显的,是游击队。这就是说,应该上缴国家的粮食是属于游击队的。”
“你们不可惜粮食吗?”
“不,这种粮食只是妨碍我们:它吸引德寇。一有人向他们报告,说是有人藏着余粮,敌人马上就会开来的。”
这当然是对的。思想的发展也合乎逻辑,这种逻辑也是纯粹苏维埃的。虽然如此,一切都很清楚,劳动组合的管理处已为我们的来到这里准备了礼品。一种很宝贵的礼品。
我们贮藏的粮食早晚是要用完的,有些支队里已经用完了。现在产生了一个严重而棘手的问题:到哪里拿粮食呢?当然,主要的来源应该是德寇的仓库和辎重队;但是需要时常会逼着我们向居民呼援。对农民来讲,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讲也好,使这种援助具有合法的性质,是十分重要的。萨凡基农民的礼物特别使人高兴的是,它揭示了苏维埃农民的新的精神品质,社会主义的品质。”
“我们不拒绝。”雅列明科说。“谢谢你们,怎样把粮食转交给我们,或是代游击队保管,我们会特别通知你们。但是你们应该把它保藏好,以便有了德寇袭击的危险时能够立刻把它烧掉。”
这个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不胜枚举的问题,都是你传达不出来的。
只有一个人想要干阴险的勾当。他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老家伙,瘦骨嶙嶒,衣衫褴褛,目光敏锐,但并不老实。他用听来象是很友善的声音问道:“请问您是不是乌克兰人?”
“问这个干么?”我警惕起来。
“没有什么……您的姓是——费多罗夫,可是看样子象是我们的……”
“我是俄罗斯人,”我说(虽然实际上我把自己当作是乌克兰人)。“这难道有什么不同吗?你所谓‘我们的’是什么意思?”
“那没有什么。”他支吾地回答,并且掩着嘴假装打呵欠。
“不,请您说下去。既然你开了头,那么就照你的意思来说吧。”
这时,那个曾经问提美国问题的外貌阴郁的农民,看来年龄跟这个人相仿,转过身去恶狠狠地叫道:“说呀,说呀,你坦白说出来,不要吞吞吐吐!干么掩饰?”
老家伙没有不好意思。他眯着眼时而瞅瞅我,时而瞅瞅那个同年人,时而又转向全体到会的人,慢吞吞地开始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看法。整个乌克兰落到德国人手里没有?全丢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还在这里想起党呢?你们放弃了乌克兰,就继续逃跑吧。我们自己来对付德国人,否则……”
“……就妥协!”老汉接着喊了一声。“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你就高兴妥协。瞧,好一个爱国分子。他在替整个乌克兰说话呢。我告诉你,你这个犹大血统的东西:你想的不是乌克兰而是钱。你打从年青时起就想做富农。现在还是想做。你需要的是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和十几个雇农。但是你却谈乌克兰……”他突然转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人说:“你别老是触我的腰眼,我不怕他。要是他来反对集体农庄,投到德寇那边去,那我们就赶快把他吊死在树枝上。”
“这不可能,”老家伙答道。“我永远不会出卖自己人,我连垃圾也不会从屋里搬出去的。我不过是问一个问题……费多罗夫同志,我们是不是在作友好的会谈?”
他还咕哝了些什么,可是突然 哽住了,发出呼呼的声音,在黑暗中消失了。我听到后排一阵骚动,大概有人把他掩住了嘴,象麻袋般从这个人传到另一个人地送出去了。谁也没有打他,不过把他从房间里弄走罢了。但是到了外边,谁知道他出什么事呢?
就在会议结束以前,那个问过用斧头还是炸药的大胡子又发言了,他仍然是用一个问题开头:“我还有一件事想问问:游击队员同志们,要是德国人放火烧光了我们的村庄,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对他叫了:“斯捷潘,你别说丧气话!”
“你们别作声,瞧,他们不叫人发言。连我自己也弄糊涂了。至于德国人会烧光我们,那是一定的。要是有狼,它就要吃东西。游击队同志们,我说这件事,你们可别苦恼。这是战争,再坏不过的战争……我自己带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要准备一切——准备烧灼、准备残酷的死、准备血腥的拷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不行的,就是舔德国人的屁股,做他们的牛马。费多罗夫同志,请您把这句话转告给斯大林同志。”
“谢谢你,朋友,我们衷心地致以游击队的致意……苦的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架无线电……还无法把你的话传达到莫斯科……”
“怎样传达,这是你们应该关心的事,”他狡猾地微微一笑。“心心可以相印。我想斯大林同志也会象我们对他一样地相信我们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雅列明科在早晨五点钟光景便把我叫醒:“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有枪声!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起身吧!”
我们昨天便得到消息,说是有一大队德寇侦察部队对彼列柳勃支队发动了攻势。支队已被迫退进了森林深处。支队指挥员巴拉贝求过援。可是他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
顺便说说,虽然各支队已经遵令合并,也已正式称为分队,但是至今仍驻在各自的老地方,并按各支队的习惯称呼他们。
省司令部正在准备一个歼灭德寇大股卫戌部队的计划。但时机未熟便对德寇暴露我方的主力是于我们不利的。我们拒绝支援巴拉贝的原因就在此。
作战的计划正在秘密地拟定,总共只有几个人知道。最近几天来,我们许多人的情绪突然恶化了。的确,直到这时为止,虽然并不是大规模的,但毕竟有过几次行动。虽然并不经常得手,却曾到大路上去射击路过的德寇,爆破过几座桥梁。而现在,新的司令员已经就职,并且在专心从事于文化教育工作和射击教练。但是德寇并不在睡觉,他们只在等候时机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永志不忘的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来到了。
“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雅列明科知道我完全清醒以后,重复说。
地下室里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当然,波布特连科早就跳起来,急忙调查发生的事情去了。省委会的其他委员也出去了。
枪声没有再响。我穿上衣服,带了枪。这时门开了,波布特连科、卡普拉诺夫和诺维科夫闯进了地下室,和他们一起来的是侦察队队长尤尔琴科。他浑身是雪,喘着气,不知是因为跑快了,还是因为激动。
“好,照实说吧,你开过枪吗?”波布特连科逼着他说。
“等一会儿……这里全是自己人吗?就是说没有新人吗?”
“活见鬼!”波布特连科喊了一声。“他老是转弯抹角,弄得你糊里糊涂,你就挤不出这个人一句话!你老实说吧,开过枪没有?”尤尔琴科点了点头。“为什么开枪,为什么在营地里放警报?”
早在昨天夜里,尤尔琴科的一队人就奉命去侦察萨莫图吉村方面的森林。他在自己的路上遇到了德寇的侦察兵,这原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地方。你想一想,射击是很少的。尤尔琴科不是个胆小鬼。并不是远方的互射的回声惊动了营地。不是的,整个问题是那几响枪声就在这里附近,几乎就在司令部地下室旁边发出的。
“请原谅,司令员同志,”尤尔琴科终于挤出话来了。“我因为着急才对天空开了枪……”
“你为什么那样着急呢?”按捺不住的卡普拉诺夫问。
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请不必要的人出去。地下室里只留下波布特连科、诺维科夫、尤尔琴科和我。尤尔琴科仍旧喘不过气来,无论如何没法找到做报告的必要的言语。我给他喝了一些酒精,他终于可以说出话来了。
“哦,司令员同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们中间有奸细啦!真的,有个奸细。您叫弟兄们进来吧,他们会告诉您的。”
“慢着,你的弟兄们在哪里?诺维科夫同志,请您立刻去找到他们,命令他们在没有调查清楚以前,不要声张。”
“啊,对的,他们可能乱说一阵……”尤尔琴科同意说。
他是个年青的小队长,理解不到这种性质的消息应该保守秘密,没有预先通知自己的战士们。消息果真已经在营地里传开了。
尤尔琴科报告说,他的小队在三公里外发现了一些德寇。他们正向我方移动。
“我们开火了,他们也回了枪,但是这批坏蛋马上拼命跑掉了……因为有月亮,地上很亮,我们看到在德寇中间……好象有个支队里的小伙子和他们在一起……”
“谁,你照直说!”
“你们是怎样想?”
“你别做迷语啦!”
尤尔琴科说得转弯抹角并不是为了玩儿。正象我们一样,他也希望看错了才好。在过去所信托的人们中,竟会有人投靠敌人,听到这种消息实在令人厌恶。
但是尤尔琴科说出这个人的姓时,我们已经不怀疑了。知道了这个姓我也可以对他指出那个人是谁了。
那是夏德林诺村的小学教员伊萨先科。
尤尔琴科解说,弟兄们注意到一条围巾,看出这条围巾是伊萨先科从前围过的,他围的样子有些特别。
“去吧,”我命令道。“你去吧,可是不要声张。对谁都一字不提。”
早在几天以前,有人报告我说,战士伊萨先科时常到夏德林诺去看他父亲。当然他请假的理由是说他父亲有病,需要照料,但是后来我们接到村里的地下工作者的报告,说这位小学教员的父亲享受德寇和伪警的小恩小惠:伪村长把充公来的集体农庄的家畜给了他一头公牛和两头绵羊。
我当时就把这个儿子给叫来了。我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他有罪。他是个年约三十的瘦子,嗓音动听,行动迟疑;但是应不应该根据这些特征来断定一个人呢。他夸大其词地回答了我一些问题:
“我要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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