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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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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英明地叫我不离开您……西蒙年科在哪里呢?”
“他也走了。”
“他会到了妈妈没有?”
“我在她那里做了好几天客。”
“他是个大好人。象我一样,爱妈妈,爱家庭。您看他会牺牲吗?也许不会。也许他还在打仗,在打德国人,您认为怎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我们随身带来了一点儿面粉,一块油脂,一大块糖——这种糖,在卡普拉诺夫的仓库里还剩下半袋了。
雅可夫把这一切财物全放在板凳上,两手微动,嗓音里带着突然的贪谗心说:“我现在可以吃一点儿吗?您要知道,生过斑疹伤寒的人是很谗的……”
他啃着油脂,把纸包着的糖塞给了小姑娘:“纳斯琴加,给你……”他使劲地嚼着说,“大概我一下子不能吃那么多吧。我听到医生劝我忍耐。纳斯嘉,你别拒绝,我知道,所有的孩子都爱吃甜的。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她已经不是孩子了,她能象老大娘那样给孩子们讲打仗的故事。我真想念那些谈话,您大概认为我说的还是梦话吧。您有时间听吗?”
我请求雅可夫,只要是气力够的话,把自己遭遇的一切按着次序说一遍。他马上便开始了。有时侯他转上一口气,嚼着油脂,接着把它放在一边又讲下去。格罗明科说,他要在街上去等我。屋子里空气又闷又腻,好象在设备不好的医院里一样。我也有点不舒服。我向雅可夫提议立刻和我一起动身到营地里去。他摇摇头。
“我恐怕没有这种权利。现在我必须供养和看护这位曾对我这样关心的女主人。您别以为雅可夫不想当游击队员。我力求活命,好为所有居民的苦难和自己的苦难报仇。我已不相信妻儿还活着,不,您别劝我吧。等老大娘复了原,我准上您那儿去。您要注意,我现在还没气力从地上捡起步枪,不用说开枪了。那么,您听吧,如果可能,别走开,这真是个痛苦的故事!”
我在一张跛脚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本来要听听雅可夫的故事。他的罗嗦使我生气,但我懂得这是伤寒病和长期孤独的缘故。
“您以为这里真的没有危险吧,要不,您带了警卫队吗?”雅可夫问道,“为什么再添牺牲者呢?要是您为我牺牲了,那将是我一生最可怕的事情。可是我当然不希望您走。事情是这样的:我离开伊琴雅支队时,不知怎的想起了住在科留可夫卡的我老婆的叔叔,伊兹拉利·法因斯坦。他在炼糖厂里当马具工人,常在假期里骑马到尼真来,我们俩便在那里一起大喝烧酒。那时我们是快活的。他身体很强壮,有钢铁般的坚毅精神;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参加过十月革命,后来还亲自见过萧尔斯,甚至用情报帮助过他。我胡思乱想起来,说不定我的老婆已从尼真到他那儿去了,决不是在尼真被扫荡队抓去的。于是我拐到科留可夫卡去了。农民们告诉我,那边没有德寇,游击队完全控制一切,仿佛连苏维埃政权也组成了。这消息使我高兴极了。哪知一切完全相反。实际上,游击队已在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下被迫撤退了。顺便说说,那边不知为什么没有德寇,或者他们害怕立刻进来吧。他们好几个钟头还不出现。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就象在猛烈的暴风雨以前,雷电已经打闪的时候以后。
我上药房去,心里这样想:要是伊兹拉利还在城里的话,药房里一定知道。那边的药剂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药剂师不在。看门的女人对我说:‘快快逃跑吧,犹太人害怕迫害,全都躲在家里。’我问:‘伊兹拉利呢?您大概知道他吧?’看门的女人回绝我说,伊兹拉利和他的妻子儿女已经动身上尼真去了。那就是说大家正好走了相仿路。我刚在这么想的时候,机器脚踏车部队已在街上急驶过来。您知道,我在那个时候还没留胡须,外表看来近乎乌克兰人:小胡子长长了。我记得在尼真是,机器脚踏车部队横冲直撞为的是要强烈的喧嚣和恐惧,却不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停下来。这是安全的时机,于是我便勇敢地回到街上。我想,上哪儿去呢,上伊兹拉利住的那所屋子去吧,它就在医院旁边。您在听着我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还是已经打起盹儿来了。”
“你会累坏的,雅可夫,”我说,“吃吧,别忙。”
他又抹了抹额头,然后嚼了一会儿。西多罗夫娜在屋角里呻吟,小姑娘在炉子里放了几块劈柴,又向我要火柴。我把打火机给了她。她点着了火,双手向它伸去,就那样长久地站在那儿,也不四下望望。
“整个的惨事在这儿,女主人被我传染了,”祖谢尔曼说。“她做好事花了极大的代价。她已五十出头了,现在是怎么样的心境呢!对伤寒病来说,最糟的是心里不快活。她可能死。在她那方面这是何等牺牲。您要注意,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预先警告过她,但是老大娘说,只有上帝才能够明了这个问题;如果上帝要带走她的灵魂,那反正是免不了。我本来早就要离开的,可是因为发烧害病,已经不能走动了。”
雅可夫谈了不下一小时工夫,连一个细节都没有放过。
我不准备把他的全部引用过来,故事的继续部分是这样的:
德寇在第二天就挂出一道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得到集合地点去,随身带着全部财物。德寇已经大批开到。要逃出镇去是很困难的。那个药房看门人的妹妹在医院里当保姆。她和别兹罗德内医师说妥以后,就把祖谢尔曼放到病床上去,那时他还是完全健康的。
可是事情却这么发生了,当天晚上,德寇决定来视察医院,为的是要把它改成陆军医院。他们把守门人推在一边,径自走进病房来。
祖谢尔曼听见他们在隔壁病房里这么询问病人:“从哪里来的?什么民族?”
逃走已经不可能了。窗户朝街,房门通走廊,而德寇就在走廊上。就在这儿他把巴丘克的信吃掉了。
“我已经完全同生命告别了,因为我知道投案登记意味着什么。为了要记住巴丘克写给您的信,我很快地把他的信过目了一遍,然后急忙把它嚼烂了咽下去。我尽打噎,但德寇没有听到。这时候药房看门女人的那个亲戚进来了。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保姆。她们带着一副担架,并且低声对我说:‘躺下吧,病人,你现在是死人啦!’我躺了上去。她们拿被单把我盖上,从德寇和伪警身旁抬过。我听到声音:‘这是什么?’妇人象说家常话一般很镇静地回答:‘害伤寒病死的。’有个伪警把被单揭了一下。我大概苍白得好似尸体,因为他漠不关心地说了声:‘啊……’,于是我便给抬进了院子。但是那里也有兵士,妇人们把握抬进了停尸室,抛在板台上。那里躺着三具尸体。因为有些人实在是生伤寒病死的,特别是那些脱逃的俘虏里头的。我躺着,躲在死人中间,可是比他们更难受。我那么躺了一个多钟点。从这时候起,在九昼夜之内,德国人一走近医院,我便飞奔到停尸室去,躺在那些可怕的伙伴中间。夜里,我有时能到城里去,鼓动犹太人逃亡,别去登记。在谢甫琴科大街上,好象是在十九号房子里,我找到了几位好人。他们和你们的女游击队员马鲁霞·丘赫诺有联系。丘赫诺叮嘱我必须忍耐,叫我暂时帮她写传单。有一天,我睡了一觉,打从停尸室来到那间房子时,那里已经只剩一堆灰烬。人们告诉我,早晨德寇把马鲁先·丘赫诺和一批犹太人一起在街上押送过去了。三百个犹太人和俄罗斯姑娘马鲁先·丘赫诺都给枪杀了。就在那天晚上,我的体温到了三十九度。我认定,现在已经反正一样了,呈现了不顾死活的勇气,第二天一早便公然上城里去了。我把手指扣在手枪的扳机上,而在另一个口袋里放着一颗手榴弹。
我村郊碰到两个骑马的伪警。象在军队里学过的一样,我让他们接近到很近的距离,首先枪击了一个。另一个开枪打我,没打中,我跑过一边,对他扔出了手榴弹。无论如何,马儿独自溜走了。也许这个巡警受惊跳下了吧。我也跑进了田野,并没有人来追我。”
祖谢尔曼害着伤寒病,勉勉强强移动着脚步,顺着大路和森林潜行,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儿去。在几昼夜中,他冒了很多险。最后他跌到在水沟旁边,失去知觉。过路的把他装上马车,载到了自己的村庄里。他醒来已经在西多罗夫娜的草屋里了。
“她给我喝牛奶,虽然没有奶亲。她给我烤马铃薯。而现在您瞧她又把病传染上了。唉,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明白,全是我的错。等我复了原,参加支队时,您该给我一顿斥责,或者更重的处罚我。”
他把巴丘克那封信的内容转告了我。
“这封信是雅沙,就是说巴丘克同志当面口授的。他的妹妹让娜记了下来。她对我说,要是我能象演员那样背得出来就更好。可是当时没有时间。我在路上真的试过,背得出一点儿,可是并不完全。在生病以前,我记得信的开始部分,就象记得九九表一样。等一下,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说不定我还背得出来……”
祖谢尔曼合上眼睛,好久没有做声。我也沉默着。小姑娘照旧背朝我们站着,在她生起的小火堆上烘着两只手。可以听到老大娘怎样喘气,木柴怎样噼哩啪啦地响,纳斯嘉怎样咂糖。看来这个饿透了的乡下姑娘好象什么事都与她无关。
祖谢尔曼总是不做声。我心里想,他是不是已经睡着了,这时,纳斯嘉突然背着炉子转过身来,急忙把糖吞下,用平静而认真的声调说:
“信是这样开头的:‘省委书记同志,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
祖谢尔曼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带着隐藏不住的恐惧心盯着纳斯嘉。
“什么?”他喊道。“你从哪儿知道的?”
纳斯嘉立刻明白他吃惊的原因。
“雅可夫叔叔,”她连忙说,“您已经忘了。在您病得很重,已经以为快要死的时候,您自己要求我把它背熟的啊。您高声说着,叫我或是奶奶记住,然后设法传达给支队里的这位叔叔,”她指了指我。
雅可夫重新坐下,有气无力地微微一笑。纳斯嘉轻松地舒了一口气,在他身边坐下。
“一个受苦受难的小姑娘,”他说,“您想象一下吧,连接两个病人。奶奶虽说是安静的,我却是暴躁的。”
“呶,您完全象个喝醉酒的,”纳斯嘉证实道。“您想要逃跑,是我把您安置好的。”
“是我高声念信吗?”
“是的。另一回您说梦话,好象费多罗夫叔叔就在这间屋子里一般,又大声念起来。我想记下来,可是您不允许,直嚷我是傻瓜。但是要知道对病人是生不得气的啊。”
“啊,谢谢你,纳斯嘉,啊,谢谢你……真是这样开头的:
‘省委书记同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巴丘克起先口授了您的名字,但是后来又叫从新起头,他说,提到名字是危险的。)我们的组织还在萌芽状态。组里共青团员和其他青年现在共有十二名。但不单是年青人。大家全都热望工作。遗憾的是我们和党区委失去了联系。我们记录、分发苏联情报部的通报、印刷传单,暂时在我们的熟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们感觉到这还不够,希望不久能做得更多。我们在各方面竭诚请求,只要党省委完全指望我们就是。只有死才能够阻止我们……”
雅科夫又不作声了,接着自己承认道:“往后我背不出来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
“记得内容吗?”
“巴丘克还请我口头上转告,要您务必估计到他的生理状态,这就是说双目失明……不,他并不是请求减轻工作。恰巧相反。他说,他有做秘密工作的长处。他是个瞎子,人家认为他是个一筹莫展的残废人。雅沙请求道:‘叫省委派给我任何任务吧,我年轻力壮,吃得起苦……’”
“信里还说到什么?难道说除了你念过的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
“唉,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您怎么的。那里头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我难于传达这些问题了,可是我竭力来试试看。例如,下面正是我想起来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德寇准许开办手工生产:各种各样的劳动组合——食品业、木器业等等。军需处和司令部都答应来定货,所以巴丘克提出问题,能不能以来这些生产据点。他本人甚至想组织一个劳动组合,以便在这个幌子下集结自己人。这件事不会做错吗?”
“换句话说,应不应该利用合法的组织方式来团结我们的拥护者?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正是!接着是这样一个问题:应不应该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组织小组?”
“怎样的小组呢?”
“研究党史和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就象革命以前,当时老布尔什维克们在工厂里领导过的那些小组一样……还有这样的、似乎是最后的问题。他们,也就是说巴丘克这一组,能不能够对司令官、区长和其他德寇的傀儡们实施恐怖行动。可是巴丘克在自己信里说,有些同志反对这种做法。他们引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反对个人的恐怖手段……”
“个别的吗?”
“是的,不错,那里有那么一个儿。信末了,雅沙有说,他在等待您的指示,小组会做好党命令他们干的一切工作。”
房东老大娘在屋角里转动了。
“水,纳斯嘉。”她低声说。
纳斯嘉跳起身来,急忙递给她一杯水。
老大娘啯啯地吞了几口,接着相当大声地咕嚷道:“你们已经把我吵醒了三次。难道应该这样吗?至少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啊……”
“请您原谅,老大娘,”我说。“我们马上动身了。或许您还会和我们在一起的,雅可夫,对吗?”我再一次向雅可夫建议道。“我们那里并不坏,住在村子里,我们的看护长还有整幢的房子。你一痊愈,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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