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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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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拉贝准备转身到邻村去,那边拟定有个会要开。现在他要向集体农庄庄员们讲述最后的新闻了:德寇在胡说八道,说已经歼灭了苏联空军。咱们的重轰炸机群刚才还飞过!
当我们的飞机再度在空中出现时,支队指挥员已经骑上马了。现在飞机正在回航,但是只有两架。
过了五分钟光景,在不高过二百公尺的营地上空又飞过了第三架轰炸机,右翼往下搭拉着。游击队员们发现有一个发动机已经不管用了。
到前线无论如何还有一百五十公里。
“他们拖不拖得到那边呢?”游击队员们暗自思量。
飞机消失不见了。游击队员们走散去干自己的工作,巴拉贝和政委也动身开会去了。
但是他们被游击队员们追上了。送消息来的人惊惶不安地报告说:飞机在十五公里以外的波戈列察村方面坠落了。
当然,会议被取消了。巴拉贝带了十个人骑着马直奔波戈列察。在村边离开教堂不远的地方,一架巨型双发动机飞机钻进了地里。两翼碰到了树木,都从机身上脱开了。
机身整个儿裂开了,白色的包儿象剖开的巨人的肚子里的内脏一般,乱抛在草地上。打从包儿里不时有些方块的纸片飞出来。
孩子们把这些纸一包一包地捡起来。不用说,这是苏联的传单。有一个弟兄想把小门儿打开,但是已经不必了……穿过裂缝就能钻进驾驶室去。
游击队员们立刻组成了警卫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爬进机舱去,可是那里已经没有飞行员。原来农民们已把他们送到乡村医院去了。
有一个通信员从那边回来说:“到处是血!有两个人的脑袋裂开了,队长的两条腿就跟两条软鞭儿似的。只有一个人还能走动;可是活像害了鼠疫病,一面叫喊,一面摇头,眼睛死洋洋的,好比两粒钮扣……第四个人只是吱吱咯咯地咬着牙齿。哎呦,真可怕!没有医生,护士们忙坏了,大家全都胆小害怕……”
村里医院旁站满了人。巴拉贝问道:“附近有德国人吗?”
“开来过一辆汽车,可是一听到游击队在这里,马上拨转车头开回去了。”
老看护长告诉巴拉贝,飞机指挥员的病况十分严重:“两条腿都折断了,头部擦伤很深,已经有四十分钟不省人事。他的一个伙伴也昏迷不醒:脊椎骨受伤。”
一个农民装束的年青小伙子见了巴拉贝,直挺着身子站在他的面前。巴拉贝穿的是红军军官的制服,只是没有符号罢了。
“指挥员同志,请准我问一声!”在获得许可以后,他用恳求的声音说:“指挥员同志,带我们上森林里去吧。不要抛下我们。您瞧,弟兄们要受难了。”
“这个‘我们’是指谁?您是这里的什么人?”
小伙子又唰地立正,敬了个礼,报告道:“我是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马克西莫夫。”
“无线电报务员同志,那么您为什么不穿制服呢?”
小伙子低头对自己看了一眼,眨着两只眼睛,差不多有五秒钟没有做声,接着抓住了巴拉贝的一只手,带着颤声急急地说:“你不相信我,是不是?随我来,我把屋子指给你看。来吧,来吧,噢,请,指挥员同志!我的证件在那里,全都在那里——不但有制服,还有上面刻着字的表。我是马克西莫夫,射击手兼无线电报务员!”
“放心,马克西莫夫同志,请您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吧。”
但是马克西莫夫本人也不很清楚自己的遭遇,他怎样来到这座村子的,怎样乔装改扮的,他都不知道。他虽然神志恍惚,语无伦次,但还是讲了出来。
飞机一栽到地上,马克西莫夫理解到还活着,能够动弹,便爬出裂开的机身,拼命地奔向最近的农舍。他冲进房去,也不回答主人们的问话,便赶快脱下衣服。他把自己的一切东西都扔掉,只剩下一套衬衣。
“给我!”他对主人们喊了一声。
他把表连同放钱和证件的皮夹一并倒在桌子上,接着请求道:“给我,快些给我点儿穿的!救救苏联飞行员吧,你们站在那里干么呀?”
他们给了他一条旧裤子、一顶帽子、一双破破烂烂的高统靴,还有一件短棉袄。他急忙穿上衣服,回头奔向飞机,他受了神经虚脱性的影响,不是完全自觉地行动的。
马克西莫夫慢慢地恢复了常态,已经能够清晰地说明灾祸的经过了。
“今天下午两点钟,我们的轰炸机小队从伊凡诺夫附近的飞机场起飞。我们接到了战斗命令:轰炸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的敌方军车。在轰炸回航路中,我们发觉右发动机被火焰包围了。飞机指挥员想用急转弯来卷灭火焰,可是发动机已经失灵,飞机开始丧失高度。很明显,我们已拖不到前线了。指挥员沃洛丁同志提议道:‘让我们毁了要好些,可是不能落在德国人手里。’我们都赞成。沃洛丁把飞机引进了森林。然而它原来是个树木稀疏的果园,我们都没有跌死……”
领航员拉戈津插进来说话了。他受了一些碰伤,可是还不能走动。
“指挥员同志,有多少人在保护我们呢?”拉戈津低声问道。“总共三个人吗?应该增加一些。请您下令把卫队加强……”
马克西莫夫打断了他的话:“指挥员同志,在医院屋顶上架起一挺机枪吧,到机身上去拿下来就是。那里我们有一挺大口径的……您要明白,我们究竟是飞机驾驶员,要是给抓住了,德国人会把我们撕碎的。飞机里还有一架无线电发报机,把它拿来发个报告吧……”
大家可能以为射击手和领航员都是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照我们后来查明,他们已经飞往敌人的后方轰炸过十二次,害怕的心情是由于恶劣的情报造成的。真可叹,在苏联后方,他们对德寇占领区的情况想象得完全不正确。他们以为这里完全聚集着德寇,必须时时刻刻东张西望,趴在地上爬。而现在,飞机驾驶员们还是深信,过不了五分钟,德寇一定会闯进医院里来。
一小时以后,支队看护长叶麦里扬诺夫带着两辆大车来到了。巴拉贝吩咐把四位飞机驾驶员全部送到支队驻地里去;同时命令把所有的武器从飞机上拆下来。可惜,无线电发报机被震碎了。
飞机指挥员沃洛丁直到森林里的篝火边才清醒过来。一明白是在苏维埃人们中间,他直乐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一定要用什么东西来酬谢游击队。人家拿他的手提箱放在他床前。沃洛丁克服了要命的疼痛,打开箱子,拿出香烟、巧克力糖和最近的莫斯科报纸来分给了周围的人,接着又昏过去好一阵。
马克西莫夫和拉戈津过了三个星期便复原了。我们送他们越过了战线。第二驾驶员里雅博夫已能走动,只有沃洛丁还不能起床。我们拨了专用的橇车和马匹给他。他的两条腿已经上了五个月的石膏。
因此,沃洛丁躺着,在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动身来到森林中的空地上,并且坐在橇车里指导建造飞机场的全部工作。
再过了两个月,沃洛丁可以拄着手杖走路了。他和叶麦里扬诺夫很要好,管他叫自己的救星。我们的年轻看护长实际在这位飞行员的行军床边坐了好多夜,救了沃洛丁的命,照护得很周到。可是不幸得很,他没有能够正确地放好石膏:沃洛丁用脚跟向前走了好几个月。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飞机把沃洛丁运往莫斯科去了。在那边医院里,神妙的外科医生们矫正了他的脚骨。
沃洛丁在一九四三年重返前线。到战争结束为止,他还作了数以百计的战斗飞行。
我们把飞机场建成了。我们砍倒了二十来棵树,刨平了许多雪堆,指定了值班员,又供给了他们一些旗子。后来我们认定飞机未必会在白天出现,就给值班员们做了些灯笼。沃洛丁认为灯笼是废物,建议我们多备些火把。
“这是很简单的。你们拿些烂布缠在木棍上,放在重油或是煤油里浸一浸……”
他这样吩咐了以后,连自己也笑起来了。木棍要多少有多少,烂布也不难找,但是煤油和重油就……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做成了火把。我们花了好几天从枞树上刮下干结的树脂,熔化后,把缠着烂布的木棍浸进去。可是假如沃洛丁说必须弄到一颗二十五克拉的钻石,或是必须把整个飞机场都铺上地毯,说是没有这些,飞机便降落不成,我想,我们也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困难的。
我们按照由无线电传达给我们的图形,在彼此离开一定的距离上布置了好多堆干树枝。当然,这是最好的、可以示范的干树枝,在树枝下面,铺上一层上好的稻草,准备好用一点火星便燃烧起来。除此以外,我们又在每一堆干树枝旁边放上一杯酒精,值班员们曾接到严厉的命令,要他们连一口都不敢喝。他们一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必须把这些酒精泼在干树枝堆上,立刻点着……
我们等了很久。省委和司令部的全体成员一连好几夜都骑马到飞机场去(它在距离我们营地五公里的地方)。白雪盖满了准备好了的干树枝,后来风又吹散了堆儿,再后来发现酒精不是被泼掉就是干掉了,而飞机总是没有出现。我们把各种各样的声响都当作是马达声。但这是夸大其词的。冬季的森林中没有那么多样性的巨大的音响,特别是在夜里。可是在紧张的等候和十分激动的想象之下,是可能把风吹树梢的沙沙声、值班员们的谈话声、挂表的滴嗒声、甚至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都当作快来到的飞机声的。
虽说沃洛丁本来应该很好地分辨出自己熟悉的声音,可是他也听不清了。
有一回,他下了命令。火酒泼上了,篝火也烧起来了……只有一堆篝火没燃着,没有构成必要的图形。在这个时候我们才弄清楚那堆干树枝边的值班员睡着了,沃洛丁把他的鼾声当作了飞机引擎的轰隆声。
我们由无线电接到通知:“明日候机。”
我们问道:“昨天为什么不飞来呢?”
在回答中又是通知我们:明日候机。
于是我们理解到,原因有许多,我们不必全都知道。
二月十二日晚上,我们听到了均匀而响亮的嗡嗡声。不仅在机场上听到它,游击队的营地里也发出了喜气洋洋的警报。伤员们,即使是伤情最最严重的,也爬出了医院,想瞧上一眼;不待说,所有睡着的人都醒了。
我们迎着飞机放了几发火箭:两颗绿的、一颗红的和三颗白的。这是表示:“机场齐备,可以降落。”除此以外,它也表示:要是飞机不着陆的话,明天我们就得在和德寇的作战中来获得新的火箭,而且必须具备各种颜色的。要知道每次都改变图例的。
飞机没有着陆。我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它们飞下来,在森林上空兜了两个圈子,转身便飞走了。
飞机一共是三架,更正确地说,我们在天空中看到了九颗明亮的、很快地闪闪发光的小星星。
飞去的飞机的轰隆声已经开始平息,我们刚刚失望地骂了几句,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降落伞!”
夜是寒冷的,没有风。直对着篝火,极快地落下了一个人。穿着新的白毡靴、棉制服,戴着毛皮大帽子。他一边叫喊着什么,一边挥动着一只手。
接着我们又看见了一个。他正拼命地在扯紧一边的伞索来避开一棵枞树的树顶。
我们对他喊道:“靠右一些!”
他还是给树枝钩住了,吊起在离地三公尺的空中。他也穿着棉制服和白毡靴。
当我们向他跑近时,他结结巴巴地问道:“你们是游击队员吗?”
“自己人,朋友,自己人!”大家回他说。
我们能够听到他轻松地舒可口气。接着用完全不同的声调喊道:“喂,请你们把我取下来吧,该死!让我到篝火边去烤烤吧。飞机没有暖气。”
在人们后面,箱子、包儿和麻袋都开始从天上落下来。它们十分准确地落在两公里的半径内。当夜我们便拾到了十二个包裹。
两名伞兵原来都是无线电报务员,很好的年青小伙子。不过,怎能说他们好呢!他们是穿着棉制服的天使,他们是奇迹,人人都想去拍拍他们的肩膀,或者哪怕碰一碰也成,好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人。但是卡普拉诺夫当场就命令把降落伞摺起来,点过数,好象还标上号码。当他发现伞绸上的一些窟窿时,伤心地摇着头。而箱子和麻袋呢,没有他在场,不许任何人接触。
直到所有的包儿全都堆集在一处之后,卡普拉诺夫才准许把它们打开。
我们的老诗人斯捷潘-舒普利克当夜背着人耽了一个钟头,然后在庆祝会的最热闹的时候带着诗回来了。
他自己没有朗诵,为了更出色一些,把诗交给了切尔尼多夫的戏剧演员瓦西里·赫穆利。
他爬上了最大的一只箱子,等到大家安静下来之后,朗诵道:
在松林的上空,
我们看到了飞机,
绕了一个大圈儿,——
还是瞧不到边际。
从地下室里爬出了病人,
忘了自己的苦痛,
出于很想,
看看咱们的机群。
它们找到了道路,
在游击队的营地里,
送来了援助。
大地上燃烧着火焰,
在高处——升起了火箭,
这是我们给飞机
约定了的信号。
飞到我们的附近,
飞机开始打圈儿,
低低下降,
准备着陆。
反坦克枪,
全部弹药,
还有给我们的好礼品-
烟叶和灌肠。
医药用品不少了-
病号很欢乐,
现在变得更愉快地
跟德寇作战。
两位同志着了地,
是从前方派来的,-
他们来到兵营里,
把一切讲给我们听。
为了咱们的政权,
为了亲爱的斯大林,
我们要打击混蛋的德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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