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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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同志着了地，

　　是从前方派来的，－

　　他们来到兵营里，

　　把一切讲给我们听。

　　为了咱们的政权，

　　为了亲爱的斯大林，

　　我们要打击混蛋的德寇，

　　为每一个人报仇！

　　我们收到了许多出色的礼物：两座配有电池的最新式的无线电台、八挺轻机枪和三挺重机枪、好几挺反坦克炮和十支冲锋枪。

　　老实说，游击队员们打听到大批包裹是多半是食品和服装以后，也稍微唠叨过一阵。然而这是很动人的。我们毕竟明白苏联后方的人民不会吃得这样好的。他们送给我们那么可口的东西，象真正的莫斯科腊肠呀，粒状的鱼子呀，水果罐头和头等的香烟呀。要是能带来多一些黄花烟，当然更好。特别是黄花烟可以装得更紧密些。漂亮的小盒子对我们简直没有什么用处。可是，并不。以后这些盒子还对我们有用的。说来很奇怪，把它们用到鼓动工作里去了。

　　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在行军中驶进一座村庄，当一群老头儿围拢我时，我当着他们的面打开了一匣新的卡兹别克香烟。

　　影响大得不得了。我让这只匣子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大家全看到了匣子背上的商标‘爪哇－莫斯科’。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们真的和莫斯科有联系喽？”

　　一件物证比一千句空话更使农民信服。

　　我们那时收到的礼物最使人高兴的是五箱炸药和三卷最近的莫斯科报纸。

　　这些报纸都是当天的。不，我弄错了，报纸是二月十一日的，我们打开卷儿是在十二日早晨五点钟。可是那一夜营地里谁也没有睡觉，对我们来说是白天的延长。这真是魔术。我们在森林里，天晓得离莫斯科有多远，却在读着最近的真理报！在和平时期的切尔尼多夫，我们也难得这么按期收到中央的报纸。要知道真理报和消息报都是用纸型在基辅印刷的。我有半年多没看报了，象螃蟹似地钳着它们。我没有法子不把一切读完为止，包括广告在内。

　　大家在看报，游击队的营地变成了一所巨大的森林阅报室。可是已发下了最严厉的命令：不准用报纸来卷烟卷儿。就在第二天，我们把收到的四百份中央报纸中的三百五十份送到各区去了。十四名通信员带着我们特地出版的、通知和前线已经建立联系的传单，连同最猛烈的爆炸物——咱们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出去了。

　　我们的另一种爆炸物——炸药——使我们可能开始准备对铁路作大规模的破坏活动。我们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分队——破坏分队。不久我们的第一批爆破作业手就动身到哥美里－布良斯克大道上去了。

　　德寇继续调兵遣将。他们从诺伏－兹勃科夫、从哥美里、从巴赫马奇、从切尔尼多夫匆匆忙忙地用火车和卡车偷调了军队。我们的侦察员报告说，新来的部队在萧尔斯、诺夫哥罗德－谢维尔斯克和科留可夫卡没有耽搁好久，只给他们休息了一昼夜，便立刻开到离我们驻地不远的一些村子里。

　　不难猜到他们在准备一次决定性的进攻。

　　根据尔凡诺夫的建议，我们决定采用这样的战术：打击分散的敌军，主要是袭击新来的部队，他们还没有熟悉环境。

　　三月八日夜里，我们歼灭了古塔·斯图登尼茨卡亚——距离我们森林六公里的一个大村庄里上的伪警卫戌部队。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抓住并且处决了科留可夫卡的伪警察局长莫罗兹。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德寇少校的命令。命令中指出，伪警部队应在匈牙利军的团长克米里上尉领导下作战，他的司令部将设在伊凡诺夫卡镇上。我们派侦察员上那儿去。他们证实道：伊凡诺夫卡有不下二百名匈牙利兵和数目相等的伪警。

　　三月九日和十日，我们营地上空不时出现‘框子’——德寇的侦察机。我下令禁止点篝火和生炉子。

　　三月十一日早晨四时左右，我们的三个中队在波布特连科总指挥下在距伊凡诺夫卡七公里处下了橇车，在深雪中徒步继续推进；滑雪板不够，大多数战士不得不在齐胸的积雪中行走。可是一切的困难给很大的成就抵偿了。匈牙利人出乎意料，措手不及，真正的抵抗只经过四十分钟便结束了。

　　战斗是极紧张的。敌人至少有六挺重机枪、两尊小口径野炮、好几尊迫击炮；当然，他们配备的冲锋枪也比我们的好得多。到战斗快结束时，他们已经从萧尔斯叫来了飞机和增援部队。

　　但是这批增援部队也挨了狠狠地打击。匈牙利兵和伪警都逃跑了。我们完全占领了伊凡诺夫卡，虏获了大批战利品：四挺重机枪和八挺轻机枪、两万发子弹和许多食品，而最得时的是一百五十多条羊毛毯了。

　　我们在街上和屋子里一共清点到一百五十多个打死的德寇和伪警。

　　我方损失十二人。第一中队指挥员格罗明科在这次战斗中牺牲了。

　　他是在唤起战士们进攻时牺牲的，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前额，仰面跌到在雪地里。

　　中队的政治知道员雷先科继承了指挥，率领战士们前进。这个中队卓越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夜，在战斗以后，我们在叶林诺森林里安葬了战友们。

　　棺木装盛了用降落伞绸子包裹的第一中队指挥员西多尔·罗曼诺维奇·格罗明科的遗体。浸过树脂的火炬照耀着森林。全体省委会委员和全体指挥员轮流站在仪仗队中。

　　在关于死难同志们的卓著功绩的演讲以后，他们的遗体被放进了合葬的墓穴，这时候游击队员们为了他们的光荣齐放了四百支步枪的礼炮。

　　之后，战士们散了，游击队的森林里变得不习惯地寂静。人们躺在地下室里自己的板床上。他们打了许多小时仗，跑了许多路，都很疲乏了；可是仍然好久睡不着。大家躺在那里想，低声地谈着自己的想头，彼此讲着想起牺牲的人的一切。

　　在格罗明科带领过的一些中队的地下室里，念旧的悲伤情绪尤其显著。妇女们比较容易伤感，都哭了。你能在许多战士——不管是年青的或是年长的——的脸上看到困惑甚至某种怅惘的表情。

　　当一个受爱戴的、公正的、勇敢的指挥员牺牲时，很难使人完全相信他的死。我们认为他的指挥和勇敢是他不可损害的保证。我们认为由于他的优良品格应该受到赞赏，假如不是永垂不朽，至少也得长在人间。

　　波布特连科、雅列明科、德鲁日宁、尔凡诺夫和我走进了格罗明科住过的地下室。表面上的动机是为了必须把他的文件收集起来查阅一遍。可是，说实话，我们是想再看一下属于他个人的小角落，想象一下他在自己战士们中间活着的情景。

　　在一间住过四十个人的地下室里，一条一步宽的通路把一些普通的板铺分开，放着一张钉得很粗糙的木床。床的一角削得参差不齐。床头的上方，有一块灰色漂石的圆边从土中突出。

　　在漂石的旁边，从土中钻出了一颗已被磨得光光的松树根椿，椿头已被截去，但依旧活着。它分叉着弯向上方，象一对鹿角。波布特连科想起，格罗明科说过，这根树椿好象还在生长，我们在这儿的两个月里就长了五公分。

　　树椿上挂着一只图囊和一顶夏季的灰色便帽。这顶帽子是格罗明科在切尔尼多夫当种子检查站主任时戴的。

　　床上放了几本书当枕头，盖着一件干净的、但没有熨过的军装上衣。一块黑呢代替了床单，我们看到那上面放着一只在战斗前急忙中遗忘的电木肥皂盒——烟盒。里面除了两撮黄花烟以外，还放着一把锉刀，一块烧焦的、紧紧地卷着的废布和一片石英：一套用来打火的普通设备。

　　这就是战时成为游击指挥员的农学家格罗明科的全部财产。

　　我们在图囊里找到了一本普通的笔记本，半本写满了铅摘记，一张爱人的相片，还有一份摺成四叠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四日的真理报，上面登有斯大林同志的演讲词和相片。

　　回到司令部地下室后，我们翻阅了格罗明科的书籍和笔记本。书大约有十本，是偶然挑选的。全都是战斗中取来，在被毁坏的房屋里找到的。一本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第二卷、一本养蜂学的教科书、一本法捷耶夫的毁灭，还有一本什么参考书……格罗明科喜欢读书，在村子里作战时，不但自己寻找，而且还请战士们寻找，如果找着，一定送给他。

　　笔记本上有格罗明科对战士们发表过的讲话提纲，已经执行过的作战方案，还有显然匆匆忙忙写成的、简短的私人意见。它们使我回想到斗争的初期，回想到我和格罗明科的谈话，回想到他的犹疑和感受。它们使我想起初次相逢时，我看不出格罗明科的性格上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而且断定他决不会成为指挥员。

　　我必须承认——我看错了。

　　按我们初期对“游击队员”这个词的认识，格罗明科的确没有什么游击队员的特质。我们是从文艺作品中认识游击队员的：只有年纪极大的人才能从个人的回忆里认识。但是每一个时代产生出自己型式的战士。

　　格罗明科是个普通的指挥员，极勇敢、果断、聪明。然而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他和过去游击队指挥员们不同的地方。

　　就职业来说，格罗明科既不是游击队员，也不是指挥员。他是位农学家，生活的建筑师。当然，并不是战争的，而恰恰是和平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充分揭示这个人的才能。

　　一位教育家担任了格罗明科的职位，他是从前省国民教育厅的厅长。第二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小学校长兼历史学家。第三中队是由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指挥的，而第四中队的指挥员是位区委书记。他们学会了指挥，学会了打击德寇，学会了忍受困苦。正和格罗明科一样，他们全都是不得已而打仗的。他们变成了优秀的游击队指挥员，因为都意识到这种必要性。当然，他们全都是宁愿和平的、建设性的劳动的。

　　下面是格罗明科的笔记本里的几则日记。我选择了一些我觉得可以给人家一个关于他性格的概念的。

　　“十二月十四日　审问了一个德国人，他总是说着‘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他是个工人，而且还是个五金工人。他把双手伸给我们看。不错，有黑黑的老茧。可是我心里对他丝毫也没有怜悯心。他叫喊着：‘台尔曼，共产党的，卡尔·马克思’。我通过翻译员问他：你为什么要背叛台尔曼呢？他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给逼着干的。我问他：‘要是我们把你释放了，你将干些什么呢？’他回答说，要准备革命。可是在他自己鼻子底下却留着一撮希特勒式的小胡子。

　　十二月十九日　我被叫到省委那里。受了一场挖苦，弄得我浑身发热，虽说气温在零下二十多度。波布特连科第一个抓住了我，甚至大叫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怕他的叫嚷。他是个有求必应的好人。依我看，只有敌人才怕他。他叫嚷了一阵之后一定要笑的。他很容易消气，大家都喜欢他。我也喜欢他。他因为我不想离开列依明塔罗夫卡别墅而严厉训斥我：‘你想我们来照顾你吗？！你听着吧——他有个特殊的意见，有这么一个陪审官……尔凡诺夫给了你准备出发的命令没有？为什么还要拖延呢？’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不打算离开。费多罗夫以那对大眼睛看着我道：‘您坦白说——是不是因为这儿离家很近而不想走呢？格罗明科同志，您别给自己的事情找理由吧。您要估计到，这样可能使自己落在党的队伍外面的。’啊，当然，我屈服了。怎么回事呢？难道我怕费多罗夫不成？当时连我自己也不大明白正是由于家在附近才想拖延的，我找到了别的理由。不过这种隐秘的想法总是在脑海中不安地闪过，有时得去看看亲属。这有什么办法，费多罗夫是对的。诊断得确切之至。省委开会以后，有个聪明人走来看我，低声说：‘他们开除你党籍，有什么关系。他们损失更大。你的分队是最杰出的一个，弟兄们都会跟你跑。你将自己当头儿……’我痛骂他，不知道为什么还不打他一顿。至于组织上的处置，让省委去处理吧。

　　一月九日　我们打击了波戈列察的伪警。我们突然到这里已经是第二回了。居民们象亲人一般接待我们。在伪警排长住的屋子里，全部天花板都给子弹打裂了。我问女主人道：‘老大娘，这批伪警是些什么人呀？’她磨着嘴唇说：‘都是些非基督教徒，不要脸的无赖，丧尽了良心，忘了上帝。你看我的那个尼基达想出的花样吧……’她指着给枪打打穿的圣母像说。我问她：‘这位尼基达是你的亲戚吗？老大娘，我们把她打死了。’她说：‘恶人不得好死。他过去算是我的一个孙子。’‘原来你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是不是，老大娘？’她严肃地瞅了我一眼，答道：‘我向来就咒骂他，他还这么小的时候，就尽说些下流话。人家把这个下流坯赶出了学校，把他从共青团开除了。他是集体农庄里最坏的二流子。只有酒馆和他打交道。’我说：‘老大娘，您一直在提上帝，要知道我也不信上帝的。您要知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是不信上帝的。’她说：‘这个谁不明白？你们承认人类。瞧，你对老大娘谈得多好哇。我们早已等候着你们了。请坐，请你尝尝干酪吧……’

　　二月一日　和第二中队指挥员巴拉贝作了一次谈话。我们是好朋友。他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战争一点儿没有使他失掉人性。他有一把半公尺多的短剑，我见过亚历山大·彼特罗维奇怎样用这把短剑刺穿一个法西斯强盗，把他象只猪那么宰了。我问他：‘你认为战争损害你，使性格变得残酷无情吗？要知道你以前从来没有杀过人呀。’他微微一笑，他的笑总是和蔼可亲的。他这样回答：‘我现在也不会杀人，你明白吗？’我请他解释。他想了一想，补充道：‘假定说，我落到一贫如洗，我无论如何不会变成土匪和凶手。或者我和一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