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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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聚集得很多。

　　一到夜间，我们的房间便异常嘈杂起来。不过，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已习惯于夜间作战，习惯在黑暗的掩护下转移。夜间是游击队员的同盟者。月亮是游击队员的太阳。

　　而在这儿莫斯科大饭店里，我们经过一天的奔波之后聚集在一起，刚开始谈话，就有人敲门：“不住在这个房间里的同志们请离开这里吧！”

　　叫他们退到哪儿去呢？游击队医院是在列宁格勒大道上，要是步行到那儿去，至少也得一个钟点。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把夜间通行证发给我们。只好对值班管理员解释说，这里是我们的游击地带。不用说，我们是不随便听从莫斯科大饭店的管理处的。

　　这层楼的值日员旋过身去，一面走一面嘟哝道：“你们到什么时候才飞走啊？！”

　　这不过是他们生气的时候才这样做的。一般说来，他们经常是很殷勤地招待我们，并且很关心我们的。

　　关于“什么时候飞走”的问题，应该说，我们比莫斯科大饭店里的那些职工还要关心得多。三月三日，我们终于应该起飞了。可是飞机场给我们打电话说：今天别想乘飞机动身了。我们还是坐了汽车上了飞机场。我们想用这种手段来感动航空师的指挥官们。不济事，我们回到了旅馆。职工们已在我们的房间里举行了大扫除，虽然天气很冷，却把窗户都打开了。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飞走以后，我们房间里的黄花烟味经过好几个月才消失掉。

　　三月四日，我们终于接到了通知，说是有飞机了，同时气象预测员虽然不很乐意，但还是允许我们起飞了。这真是喜出望外！大家急忙布置了临别的午餐，和经理处告了别，跟一些严厉执行旅馆纪律的人也和好了。甚至有几位服务员还到飞机场去给我们送行呢。

　　我们坐上飞机，起飞了，在莫斯科上空盘旋了一圈……又着陆了。

　　他们给我们解释了好一会儿，说是北极风刮到了某地，又说是“在我们应该飞行的航程上的明度不够……”

　　这些话能使我们安静吗？我竭力沉住气问气象学家：“小伙子，您能不能保证正是这阵北极风延　在德涅泊河开冻呢？”

　　气象学家觉得受了委屈，说他并不是一个小伙子。这并没有改变情况。飞行还是延期了。

　　神经已经再也忍耐不住。我记得，由于烦闷，我曾经斥责过给我们送行的一位很好的同志。他过去原是我们的一名游击队员，是位指挥员——起先是支队的、后来是中队的指挥员。而现今留在莫斯科，接受了新的任务。的确，他不太健康，虽然两脚受伤以后在医院里已经治好，可是他的一只耳朵仍然在化脓，一条腿有些瘸——腿还有些痛。可是我认为，而且并不是凭空地认为：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瞧，巴利茨基在战斗中曾经丧失了一只眼睛，到现在绷带还没有取下，还在作痛。人家也给巴利茨基在莫斯科安置好了一个不坏的职位。医生曾经宣布他不能再服兵役，还给了他一张免役证。但是无法劝说他留在莫斯科。他要跟我们一起飞走，也要参加袭击。

　　“柯拉，你愿意我和你说说真心话吗？”我同那位要留下来的同志说。“我亲爱的，你不跟我们一起飞走，只是因为你爱人说服了你……当然喽，医生也不会说谎：瞧一瞧你包扎起来的脑袋和脸上的愁闷的神气，就满可以说——残废，这是不用怀疑的。但是，亲爱的柯拉，你爱人在这里起的作用——你可不能否认。而她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等一等，你在民警局再给自己辩护吧：让她代替你同我们一起飞走吧……啊，不会……”

　　如果当时我给柯拉讲更委屈的话，也不会使人奇怪。而当我们走出飞机场的时候，却发生了一段使我们情绪好转的情节。

　　那时大约已经是夜里一点多钟了。在枞树行列中被人们踩宽了的、从飞机场通往公路的小路上，有三位姑娘挡住了我们的去路。

　　“可以请问一声吗？”

　　她们三个全都穿着毡靴，穿着腰里束着皮带的棉袄，戴着人造毛皮的暖和的帽子。这一幅图画美中不足的是缺少几支冲锋枪，也许还缺少帽子上的几条红带儿。这儿四周围全是卫兵，而且月光明亮，她们怎么溜得来的？

　　护送我们的公安队战士奔过去问她们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一位姑娘用手把他推开了：“同志，你别打扰。既然你们保护不了，现在就别管闲事……你们是游击队的同志吗？对不对？”

　　“就算是对的吧。”

　　“我们也是游击队员，请大家认识认识吧：列娜·赫沃罗斯奇娜、舒拉·彼德罗娃，而我是苏波奇娜·亚历山大，对不起，您的父名叫什么？同时再请您说一下，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好象没有听到过这些森林里有游击队啊。”

　　她介绍的那个女朋友舒拉走到前面来了。

　　“同志们，我们真的是游击队员，只不过是未来的游击队员罢了。我们从她兄弟那儿知道，”她向亚历山大那面指了指，“从这里常常有游击队员飞走。我们已经写过申请书……怎么往哪儿写——当然是写给共青团中央喽。可是现在接到的回复是首先要德高望重工厂基层组织的许可。后来我们想到莫斯科去，但你们也知道，现在我们的工作是没有休息日的。我们的团书记断然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因为我们是织布女工。这真是不公道的。请你们自己想一想吧！假如我们是粗工的话，那就可以允许我们到前线去，或者是参加游击队了。而如果我们达到目的，走到前面去了，那就是说不会来找麻烦啦。我们是有劳卫准备的，我们三个人都有劳卫证章，并且都是成年的和差不多成年的。我已经年龄满了，而列娜在下个月就满十八周岁了。”

　　“都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吗？”德鲁日宁问道。

　　“原来您也这样！这样一来，如果是斯达哈诺夫工作者，那就没有权利来保卫祖国了吗？那我们就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给斯大林同志写信了。”

　　“您为什么不讲话呀？”我问第三个姑娘。她很不好意思地把头转过去了。“难道这儿只有亚历山大和舒拉有发言权，而叶琳娜就应该一声不哼吗？是这样吗？”

　　“列娜，你说呀！”

　　“在我们当中，她是很害臊的。”

　　“我没有什么害臊，空谈有什么用呢？他们自己不能决定——带我们去呢，还是不带我们去。决定这个的是指挥部。走吧，姑娘们，回家吧！”列娜突然扭转身去，可是并没有走开。

　　“你瞧，”我们的一个旅伴说，“碰到了这样一个大脾气的家伙。你要是到我们那儿去，很快就会给改变了这种脾气！”

　　列娜回过头来回答道：“就是你们想改变吗？恐怕你们自己也还是初次飞去呢——你们穿的还都是刚从仓库中领来的新东西。大概你们还没有见过游击队哩。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样儿飞来的？穿的满都是德国的军装，或者就象我们一样，穿着棉袄。”

　　列娜看了我一眼，突然口吃起来。我一下子还不知道她是为了什么事。

　　“说下去吧，停顿干么，”我说，这时我才明白姑娘困窘不安的原因：原来我的短皮袄是敞着的。

　　好像有人喊“立正”口令似的，她身子挺得笔直，双手下垂，并且换了一个腔调继续说：“游击队员同志，您是知道苏联英雄的。我想给您看看……”她匆匆忙忙地解开了钮扣，从棉袄里面的口袋里取出一份纸板封面的团证，又从那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请您看看，您不认得这个人吗？”

　　姑娘的面容变了样。她显得既是不耐烦，又是胆怯，却又满怀期望。

　　这是我们游击队员别佳·斯米尔诺夫的照片，他已在上个月英雄地牺牲了。

　　“您从哪里得来的？”

　　“您认识他吗？您讲吧，别怕，我从他朋友那里已经收到……他们写信给我说……他已经牺牲了”

　　“是兄弟吗？”我问。

　　“不是，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们不要笑！”她几乎喊了起来，虽然我们这边连一个人都没有微笑。“我在梦里倒真的常和他见面，现在也常常这样，我只收到过别佳的两封信，后来他的同志就通知我，说他已经英勇牺牲了。您要明白，我不仅要报仇。我还想去代替他，嗯，还有，呶……”

　　“你们到底是怎样相识的呢？”

　　列娜没有回答。

　　小舒拉说：“她是通过慰问袋才和他相识的。当我们去年庆祝十月革命节寄送礼物时，大家很愿意把礼物送给游击队员。而他呢，就是说别佳呢，收到了她的慰问袋，并且向她‘道谢’，又寄来了一张本人的照相——就是这张相片。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列娜常常流泪。于是我们决意三个人一起去代替他。一个代替不了，三个人总代替得了……请您讲一讲，如果您有权的话，别佳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只是你们的时间大概有限吧？”

　　我们用汽车把姑娘们送到了工厂的宿舍，一路上把别佳·斯米尔诺夫的情形、他的功绩和英勇牺牲的经过都告诉了她们。同时我们也了解了这几位年青的织布女工是从距飞机场二十多公里的诺金斯克来的。

　　当我们到她们家里的时候，她们唤醒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领来介绍给我们。她原来就是工厂的共青团组织的书记。

　　弄清了怎么回事以后，她终于说：“这几位姑娘真的早就申请要参加游击队。但是要知道，她们这些姑娘并不是些小女孩，说起来，她们应该了解这一点……我们的工厂是生产军大衣呢子的，她们三个人每天可以给一百名战士穿上大衣。所以我是反对的。我会反对到底，甚至在共青团中央我也要坚决地提出这个问题：不放她们走，同时要警告她们……”

　　她忽然显得严肃起来，大概是想不出为什么要给她们警告吧。我们笑起来了，她也不由得微微地笑了。

　　当我们告别后走了二十多公尺的时候，她很顽皮地向我们喊了一声：“等着吧，也许我也可能到你们那儿来啊！”

　　不一会儿，我们已经顺着大道向莫斯科急驶。

　　“柯拉，你瞧见了吗？”我对被爱人留在莫斯科的那位同志说。

　　“瞧见了！”他回答说。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这四名织布女工是不是成了游击队员，或者她们直到战争结束前还在给苏联军队的战士们织造军用呢子。但是毫无疑问：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她们都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业务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起飞了，不到十点钟就越过了前线。当我们飞仅布良斯克时，看到那儿灯火通明，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车站、机车上的头灯和闪亮的钢轨。当然，我们马上想到，假如离前线六十公里的德寇就这样自由散漫，不遵守灯火管制，那么现在党派我们去的那个科维里地区里将会怎样呀！那里是大后方，大概他们根本肆无忌惮了吧。

　　可是德寇的听音兵却没有放松我们，灯光一下子到处都熄灭了。刹那间空中射进了探照灯的透明的利剑。我们的飞机笔直地上升，穿过了浓密的云层。现在探照灯光在云层的下面了：我们能看到一些模糊的大涡影在我们下放的什么地方来来去去。时常从云层下面跳出高射炮弹的红色火球。这样继续了三分钟光景。然后飞机就完全没入黑暗中了。打开了前灯。这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前方还是一片浓密的、白茫茫的气体。飞机稍微降低了一些，这时就可以看到在空中旋舞的雪花。

　　我到驾驶室里去了。它给很多仪表上的小灯炮照明着。自动驾驶仪在工作着。机长在对着另外一位驾驶员的确耳朵叫嚷着什么，同时死命地做着手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

　　“他们怎样在驾驶飞机，怎样弄清方向的呢？”我想。老实说，我们游击队员常常责备这些飞行员。因为他们投掷辎重时往往不准确，更坏的是连跳伞的人也给投掷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曾经在篝火旁边空等过他们多少夜啊！但是需要多么高妙的技术，怎么样的勇敢，才能在夜间、在恶劣天气中飞行、并且找到游击队的飞机场啊！

　　很大一部分的民航飞行员已经在战争中擅长于向游击队飞行了。他们给我们运到了弹药、武器、粮食和医疗用品；还给我们运来了新战友，并从我们这里带走了多少伤员。他们多少次在最后关头救了我们啊！

　　这时机长站了起来，看到了我，睁着大眼，好像在说：“您到这里来干么！”我急忙退到了门口。机长——一个魁梧的人，全身裹着皮毛，除了眼睛以外，几乎什么也看不到——叫我站住，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我就在一口什么箱子上坐下。他呢，便坐在我的旁边。

　　由于我感到自己的过失，刚想要对他说说其他飞行员并不如此严格，允许我到他们那儿去，这时机长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往回飞……”

　　我没有听懂，耸了耸肩膀。他重复说：“飞回莫斯科去。反正我们看不见信号。”

　　我刚才还赞美这个人的勇敢呢！我站了起来，也只说了一句话：“不行！”

　　“怎么不行！这儿谁是机长？”

　　“我是游击联队司令员，根据命令我应该……您知道吗，前三天我们就已经应该……总而言之，我没有必要向您报告。您的任务就是执行命令。看不见着陆的信号——那我们就跳伞。”

　　“我们在目标上空已经盘旋了十五分钟。看不见篝火，也看不见火箭。遍地是雪。您了解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除了我以外，这里没有第二个机长。您懂得规矩吗？我本来可以不跟您讲，到莫斯科您就知道了。”

　　“您是说——我们在目标上空盘旋吗。您从哪里知道的？”

　　“我们有计算，有仪器。”

　　“好得很，那就跳伞。”我站起来，去给自己的同志们下命令。

　　“辎重以后再投吧！”我对机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