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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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请姑娘们中的一个来讲一讲。据说，她们在地下室里，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经常缅怀往事；可是说服她们在大庭广众中发言，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女卫生员们开始把马鲁霞·托夫斯科往前面推出来。她是我们最有经验的女游击队员之一。年青勇敢、体格坚强、动作敏捷的她，不管是作为一个女卫生员、或者战士、或者共青团员的社会活动家，都受到普遍的尊敬。马鲁霞没有推辞好久，就走进了光亮的圈子。

　　“好吧，”她说，“我也可以讲一讲。不过请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德鲁日宁同志和其他的指挥员们别见怪。我要对青年们讲得多一些，对姑娘们又比对小伙子们讲得多一些。可以认为我也不算老，如果说我现在是二十二岁……你们说，对不对？嗯，这样就好了。

　　我在战前，不知道愁苦，平平安安地生活着。可是我毕竟意识到，这是不平凡的，这是布尔什维克党给我争得的。如果战争的话，那么我是个健壮的年青姑娘，也应该为自己的政权、自己的党去打仗。我虽然在游击队里经受了许多苦楚，渡过了许多艰难的日子，并且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而掉了泪，却一次也没有后悔到游击队里来。而我是志愿地来的，我怎么来的呢？

　　我们在这儿交换经验，谈谈说说。现在我也来讲讲，我不怜惜自己，也不怜惜别人。因为我不是一下子就成为真正的游击队员的。就拿格列沙来讲吧，抱歉得很，就是苏联英雄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也同样地不是从头一天就成了游击队员、好战士，而是后来才成为指挥员的。

　　我曾经是这样的。我曾在省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协会附设的切尔尼多夫防毒服装修理厂当过厂长。我们的主席是库兹涅佐夫同志。

　　他有一次问我：‘马露霞，你同意参军吗？’

　　这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这时德寇已经迫近了。

　　‘您要知道，’我对他说，‘区军委会里已经有我的两份申请书了。’

　　‘如果你同意，我把你随身带去。你直捷地回答：可能会受伤，而且如果医不好的话——自己的同志们会把你打死……你同意这样的条件吗？……’

　　‘同意，同意！’

　　‘……还要到沼地里去呢？’

　　‘……同意。’

　　‘……如果被敌人抓住，敌人要拷打你呢？’

　　那时我就明白他是在发动我加入游击队，我的心直跳，他继续说：‘你自愿地同意吗？’

　　‘是的，我自愿地同意！’

　　‘快快收拾收拾手提箱就走吧。’

　　就是这样，我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间成了游击队员，这时德寇正向切尔尼多夫进攻。那时被收容的有我，有维利亚·多博达和不久以前牺牲了的诺娜·波古略依诺……这是一位真正的、战斗的姑娘，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女共青团员的！……当库兹涅佐夫领我们到森林里来的时候，我们便知道了这里将要组织一个游击队。

　　第三天，派我到科留可夫卡去取药品。我坐小汽车去了。科留可夫卡镇里嘈杂极了，大变动，我们的军队正在后退，医院也在撤退；但我领到了所需要的药品。我们已经走近森林了，突然赶来了一辆载重汽车，跳下来的是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他在切尔尼多夫就住在我家近旁，我作为一个邻人认识他。他问：‘你在这里闲逛干么，是共青团员吗？’他是党的省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权力这样问话。但我总还是不能说上游击队去，我说：

　　‘参军了。’

　　‘怎么你参了军还在这儿闲逛呢？’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他自己已经猜到了。

　　‘那么，邻居，我还有别的事儿，以后我会到你那个部队里去。现在你接收了我这辆汽车吧，这里有武器和弹药，而你的汽车跟着开就是。邻居，暂时再见吧！’

　　他说得毅然决然。我服从了，感到他将来会成为一位真正的指挥员。

　　现在我来叙述一下我参加了的第一次战斗吧。那时我们都还是多么的稚嫩、多么的没有经过风吹雨打啊！格罗明科同志带我们参加战役。我们被分成两个分队。我们向公路开去，以便消灭德寇的汽车队。计划是这样：第一辆汽车归第一分队打、第二辆汽车归第二分队打。我们伏了下去，听到了汽车的响声。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认定只会有两辆汽车。一看，却是三辆、四辆、五辆、六辆，最后还有几辆装甲车和机器脚踏车。我们伏在树椿后面，离公路五十公尺到六十公尺的森林都被砍光了，可以看得到我们。我们有一挺反坦克枪和一些步枪，全体有八颗手榴弹。

　　“有一辆汽车停住了。到处肃静无声。我反正象磨坊里的马达一样尽打着哆嗦。而伏在我旁边的一名战士，干脆嚇落了胆——跑掉了。

　　战役没有成功，我们便回到了营地，而跑掉的那名战士不见踪影了。格罗明科问我，波布特连科也问我。我叙述了他逃跑的情形。当晚，他回来了。

　　‘你怎么的？’格罗明科问。

　　‘是，指挥员同志，由于我初次参加，撑不住气了。’

　　格罗明科笑了，而我说：‘哼，你这个坏蛋！要是我，就把你枪毙了。’

　　波布特连科把我引到一边说：‘你有什么权力枪毙他？’

　　‘既然他逃跑，就是说他是个逃兵。逃兵就得枪毙。’

　　波布特连科听了半天：‘我同意你……但是不能马上这样。算了吧，要这样的话，你会把我们所有的人都枪毙了呢！……你知道，马露霞：我自己如果看到恐惧畏缩，也想把这个人人当场给消灭的。可是对这件事应该预先通知大家，要他们知道……’

　　‘在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就预先通知大家，恐惧畏缩当场就要惩治。’

　　这是我们全支队的教训，因为要是说实话，那时大家都害怕，而不仅是那一名战士……”

　　马露霞叹了口气。不知道是由于篝火的热气，还是由于不好意思，她的面颊红起来了……她把手一挥，好像想说：“你们既然把我拉出来说话，那么就听个畅快吧。”她瞧着围聚着的人头上面，继续说道：

　　“讲讲另一个时期，讲讲完全另一回事吧。支队已经很壮大了。我们向兹林卡森林移动。从前我知道这个地方有座火柴工厂，现在我们却在这儿打仗了。我当了卫生员。五月二十日，我们开进了兹林卡森林。天气很暖，我们没有着手盖地下室，因为树叶已经张大，有地方隐蔽了。而且也许明天就要出发呢。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日，对我说来是个沉重的日子。生了个男孩子……

　　姑娘们，我给你们讲讲关于恋爱的事儿吧。格里戈里·华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成了我的丈夫。我不想在你们面前揭露是他勾引了我呢，还是我勾引了他。问题不在这里！我想谈谈恋爱和生活，在游击队里两者都有，甚至得以认识幸福和美妙。

　　我说过了，我生孩子的那天，在我说来是沉重的。我说的是肉体上的负担。在应该生产的那一天，我走了二十公里路，在谁的面前也没有哭过，而且在生产的前一天完成了指挥员们对我的一切要求。他们爱惜我，但同时懂得我的自尊心，因此交给我任务。当然，有些同志总还是不现形迹地代我做了一部分事情。

　　为了关怀我，费多罗夫建议把我带到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去，而巴利茨基反对。他要求：‘我是她的丈夫，我在哪儿，她就应该在哪儿！’你们要知道，我为这句话多么爱他呀！

　　但是后来是多么高兴啊！这队支队全体人员来说是个事件……姑娘们，我不是在鼓励你们一定在游击的情况下生孩子；可是我劝告你们要争取自己的权利，要为感到生活的幸福而勇敢地斗争。要争取使生活变成饱满的、真正的和美丽的！

　　在森林的恶劣情况下，这个新生命，这个婴儿给了游击队员们、我的朋友们多少东西啊！我享受到怎么样的关怀啊！我享受到男男女女、甚至是最严肃的和最厉害的人们的温情。他们常常走来，和小孩儿玩耍，把他扔起来，给他说些亲切话，一连几个钟头地咭咭咕咕。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成了他的干爹，女炊事员马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成了他的干妈：使他们成了干亲家。

　　但是领导上还是决定我应该飞到后方去，到莫斯科去。

　　八月间开始了激烈的战斗，我们被包围了。我带着小孩一连三夜到飞机场去，巴利茨基也送了我们三夜。但是这几夜德寇总是包围着这个场子：我们的飞机无法着陆，不得不放弃到后方去的理想，只有突破包围圈才好。那时儿子已经三个月了，我们的司令员说：‘要爱护他，你要知道，这个小伙子会多么了不起！才三个月他就会笑了！’

　　我们开始突围；手里搬运着伤员。我带着卫生袋，背着枪，抱着儿子。我没有什么喂儿子——胸膛里没有奶。我们那几天吃饭很成问题，已经把随身口粮也吃光了。巴利茨基冲进一座村子，弄到了一些牛奶渣和奶油……我吃了一些就发了奶水，喂饱了挨饿的儿子。他啼哭，而周围都是德寇。大家都哆嗦，害怕德寇听见。这时我就给他吃奶，只要不响就行。

　　早晨，巴利茨基起来说：‘儿子这一夜睡得多安静呀！’我说：‘是的，很安静。’

　　我一看：他多么苍白呀！听了听，他没了气了，肚子鼓着。我叫了起来，但我没有哭得象巴利茨基那么厉害。

　　那里有一棵高大的老橡树，巴利茨基拿了一把铁锹，在这棵橡树下面挖了个坟墓。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埋好，用绿叶把坟墓围上……

　　我好像再也不能走远了，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这时，马鲁霞好久没有做声。听众也不做声。巴利茨基从后面向她走去，把一双手按在她肩上。她把丈夫的手拿下，没有瞧他，也没有对他讲一句话。发现新来的女游击队员当中有几个人在擦眼泪，她说：

　　“姑娘们，我给你们讲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要你们哭。当然，有时候由于抱怨和绝望可能嚎啕大哭，可是我认为自己的眼泪最好是不给人家看到，哪怕是最亲近的人。虽然如此，我也不是经常能够忍得住的。

　　当时形成的环境是严重的，甚至严重到必须抛弃伤员：带着他们就逃脱不了德寇。但是必须开动，否则就会全军覆灭。在这个对支队说来是艰难的时刻，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召唤了我，命令我带一小队伤员向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对我说：

　　‘我们将继续冲出去，而你呢，马露霞，你和伊凡·费多罗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应该保住并且治好咱们的伤员。他不久以前是这里的党区委书记。我们就把伤员托付给你们。’

　　‘那么我的丈夫呢，’我问，‘我的丈夫巴利茨基怎么办呢？他也留在这里吗？’

　　‘不，他将和我们一块儿冲出去。’

　　‘假如你们把我的丈夫带去，那么我也跟他一起去！’

　　那时费多罗夫严厉地警告我：‘如果你不跟伤员留下来，我就要枪毙你！’

　　这时由于焦急不安和怜悯自己，我什么都忘记了。我向游击队的宣誓、我是个共青团员——这一切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要枪毙自己的战斗姐妹的司令员。不，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如果您要枪毙我，还是我用手枪自杀好些。’

　　姑娘们，这样可以把自己毁了，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做。后来我还跑到自己的巴利茨基那里，投在他的怀里直流眼泪。他也有些焦急，骂起费多罗夫来了。但是他毕竟理智恢复得早些，想起了纪律。他劝我道：‘去吧，马露霞，证明一下！我们俩反正会得见面的。我相信这一点！’

　　我和他严肃地告别了，和费多罗夫也同样地告了别。费多罗夫没有和我握手，只望了望我的眼睛，可是我扭过头去，认为他十分委屈了我。

　　现在，你们听着，我明白了什么。每一个人，游击队员也一样，都可能受委屈的。姑娘们，焦急也好，委屈也好，只是这反正一样不应该危害事业。我们决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不好好地裹扎伤口，洗涤伤口；决不能在负伤同志的面前放肆起来，他是在等着你起死回生。精神上的勇敢在这种场合也许比在战斗中更重要。要克服自己，假如你感到不能忍受的话，藏到树木繁密的森林里去，在一棵树的背后耽上两分钟，然后带着微笑回到伤员身边去。就是因为这个，女卫生员才会获得勋章。

　　这样我就同伊凡·费多罗维奇的那个组走了，以便把两名重伤员送到谢明诺夫卡村去，他当过那里的党区委书记。任务是：把伤员们安置在村庄里的自己人家里；安置好以后，赶上队伍，但事实上没有办到。

　　我们在夜里推进，用担架把伤员抬在肩上。我们全组有十一个人，其中有轻伤员，也有病员；还有三个孕妇和一个带婴儿的。这些妇女，都是我们在前几天走过被扫荡队毁灭了的村庄时加入队伍的。在那里，扫荡队见人就杀，妇女和小孩子在一块儿被枪毙。这三个逃出了虎口。费多罗夫本来想把她们用飞机送到后方去，但那时没有反击。现在我们的小组应该把她们藏在自己人家里。第四个妇女的手上抱着五个月的婴儿。她的丈夫是游击队的向导员，是当地人，在德寇手里牺牲了。她也不能留在原地。

　　你们想象一下，这是怎么样的环境啊。我在两星期前才把自己的孩子埋葬了，而这件事使我回忆到，我常常躲在树背后哭。小孩啼哭会暴露我们。此外，还有疲倦。我们大家倦得能够在任何情况下睡得着。如果有人对我说：‘马露霞，这是一把耙，你躺上吧。’我也会躺在耙上睡着的。

　　姑娘们，你们可能这样想：‘她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惊心动魄和艰难困苦的事儿，在嚇唬我们吗？最好使我们回家，到妈妈、爸爸那里去。德寇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打死。如果被送到德国去的话，从那里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