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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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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带着三只袋子继续前进,下午五点钟,到了区中心米纳。我已经到这里来侦察过。我在想:‘万一有人看出我们呢?’我们停好马车,自己走进了磨坊。门口有一个德国兵,另一个在机器房里。可是不需要通行证,准许进出。我们很有兴趣把机器房炸毁。这座两层楼的、辗压式的磨坊在给德寇机关做粮食加工。但也给农民磨面,每普特扣付四公斤,外加一个鸡蛋。
我们走进磨坊,闻了闻面粉,在脸上沾着点儿,特别是瓦尼亚,满脸都粘满了面粉。我走进机器房去,那里有两个德国人在工作,一看到我,他俩就讲了些什么。我从口袋里取出一大块面包来咬嚼,好像没有注意到他们。
机器房是可以进去的,但如果给爆炸了,回头就走不出来啦。只有一个办法——把炸药放在口袋里同归于尽。
我走到自己弟兄们跟前说:‘如果要炸磨坊,那就只有牺牲。’
他们没做声,在打主意,已经有人在疑心我们了。从磨坊院子里有个人直接对我们指指点点。
我决定:‘同志们,我们要逃开!’
我们乘车走开了大约六百公尺,路旁有一带小树林,听到有人追来,就拐进林子里去了。听到追得更近了,我们把冲锋枪端在手里,手榴弹放在口袋里,撇下了马匹就跑。
他们对马匹不感兴趣,开始对我们射击。而马什卡这匹马平安无事地自顾自走。这时天色已经转黑,并且下起雨来。我们大概已经跑了一公里。射击停止了。马什卡怎样了?我们跳上大路,伏在路基边的沟里。真见鬼,马什卡在走呢。它在树林子里拖车不方便,就走上了村道。我们一看,什么人也没有,就坐着马什卡的车子走了。
虽然跑脱了跟踪的,可是这样任务却没有完成。你们要知道,用最恶劣的话来咒骂自己,这是多么难受!但这样也不轻松啊。我们想:怎么办呢?
我们在查巴罗夫卡村问:‘这里到铁路远不远?’原来只有三公里。有了个主意!到铁路上去——不管怎样要带着成果回去。
离桥梁大约三十公尺的地方,有一座砖头造的大岗棚。那里有警卫队,后来我们知道是十八个人。靠近桥梁的两边有两个木头的亭子,里面有哨兵。他们每过两小时换一次班。桥梁又高有大,假如能把它炸毁,一切往来就断绝了。
为了要看清楚一切,我们向桥梁爬得更近一些。手掌和膝盖都给泥土弄得黑黑的。洗了洗手,准备了几根木棍,以便使炸药固定在桥身上。雨下得愈来愈大了。马在草地上走着。我们把车子放在小树底下……时光在行进着,等到天色一片漆黑,雨还是不停。我们虽然湿透了,可是下雨甚至对我们更有利——天色更黑暗。
我们开始准备炸药。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来了一些挖马铃薯的姑娘。
我们走近去,姑娘们问道:‘你们不想和我们认识认识吗?’
‘不,干么呀。我们是修建工作队,要修理这座桥梁。’
我们开始帮姑娘们的忙。雨停了。我们燃起了一堆篝火,烤些马铃薯来吃。这里离桥大约一公里,而我们应该好好知道一下钢梁形式是怎样的。我们没有好多炸药,应该爆破接联的部分。所以要使炸药紧贴着适当的结合处——那时爆炸力会更强烈。
这样我们就爬去了。那里是一带高高的土墩。应该在哨兵的鼻子底下溜过去,然后比软体虫更没有声息地用膝盖顺着桥梁爬去。
使任务发生困难的原因是在桥梁上不能擦火柴,应该用烟卷儿来点导火线。而桥梁是长长的,烟卷儿会烧尽。我们三个全准备好手卷烟。一个人抽完了,就让另一个人接着火,然后给第三个人。可是黄花烟是那么坏,是大粒子的,走动的时候,就从卷儿里散出来。抽起来也非常不方便——两手不得空,不可能休息休息,你很容易咳嗽起来。
终于爬到了桥中心。我跪在桥梁的边沿上,连身子也悬空在水面上了。摸索着把炸药绑在桥梁上大铆钉最多的地方。弟兄们卫护着我,并且轮流抽着烟。
我把炸药绑定,安上雷管,从弟兄手里拿烟卷儿把导火线点着了,命令他们:‘好了,走吧!’
弟兄们往回爬,我想要起身……却起不来,支不起腿来,在该死的钢板上麻木了。我被工作吸引得没有感觉到这点。这样的情况可真糟!弟兄们已经爬远了,不能叫他们回来。牺牲吧,就一个人牺牲好了。这样的一幕苦恼的景象。你们要知道,当想到要同这个地雷、这座桥梁一块儿炸毁的时候,神经系统是怎样在起作用啊!
如果把导火线和雷管拉开——就不会爆炸了,但那时全部的劳动就白费了。不,我竭力设法站起身来,或者哪怕是这样爬着走也行。我用全力来摩擦两条腿,没有工夫想到导火线。腿儿慢慢地开始动得了,我撑起身来,接着脚也能走了。我站起就跑,只觉得一会儿就要爆炸。我膝盖发抖,可是仍然跑着。觉得终于到了桥头。脑袋向下,顺着土墩翻下去。我刚滚下,那里就炸开了,气浪把我冲倒了。
四周又打枪,又放火箭。我们跑了大约八百公尺,没有去找马。
走着走着,过了三、四个小时才在一个小农庄里停下来。
我们敲了敲门,出来了一个老太婆。真是位再好不过的老太婆。
我们松了口气,吃了顿饭,问道:‘怎么样?’
‘现在开始爆炸了,夜里爆炸得真厉害——炉子都震动了。’
她说的时候看来是那么骄傲,好像在说:‘可要记住我们哪!’
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奖励。我们很高兴地听了老太婆的话。我们象跟亲人一样跟她告别了,虽说她当然无法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她只能猜到我们是谁。
青年的游击队员同志们,我对你们讲的是我死亡之中的一次。而我有过二十二次死亡。我自己所觉察到的是这些,而我脑袋的四周又有多少子弹在乱窜啊!
从这里可以作出怎么样的结论呢?作为年青的小伙子,你们当然可能不知道革命以前劳动人民的歌曲。有一首歌词是这样开始的:同志们,勇敢地齐步走!在战报中振作精神!这是两句很正确的歌词。我们正是在勇敢的战斗中坚强起来的。我们变得越坚强,死亡就越难了结我们;不论是偶然的死亡,或者特意给我们预定的死亡。这是我的生活经验和游击斗争教导我的。
还有另一个结论。这里有我们很多青年同志在学习怎样悄悄地接近铁道,怎样在轨道下面掘洞、安放弹药等等。但这些都是笑话,因为在这里没有真正的危险,也没有为自己生命的惊慌。我们要跟你们一起实际去袭击火车。我们要偷偷爬近,可是为了要以后站起来射击。爆破手和敷雷手的主要武器就是勇敢!而勇敢是这样的东西,在理论是很简单的,而在实际上却比随便什么技术的新东西更复杂。
我不反对机器,当我们的社会主义机器是为了人民的时候。但是当所有的机器只是敌人的、当从树背后看到火车在胜利地咝咝发响,运送着对付我们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子弹或者残暴万分的法西斯匪徒,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自己躺在那里,只要能阻挡它、消灭它!
你们中间有几个人不久就要和我一起到铁道上去了。我们会带着小箱的炸药。可是要知道:打从我刚才对你们讲过的第一次事件开始,我一次也没有把炸药带回营地里来。你们要记住这件事。我们也带着小心谨慎,但就是小心谨慎也只能领着我们向前去完成目的。达到了目的,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才是人,那时我们才会唱着凯歌回家!”
大家很注意、很尊重地倾听着巴利茨基的讲话。当他结束时,大家都沉思起来。接着请谢明·吉洪诺夫斯基演奏手风琴。他没有推却。他是劳动组合里的人,好打诨,很快乐,从来也不推却什么。虽然他属于经济工作队,但在战斗中不仅从事收集战利品。
他立刻拉起了俄罗斯舞曲,开始叫人出来跳舞:“喂,姑娘们,小伙子们,谁来跳……嗨,如果我不爱惜靴子的话,我自己也来跳了。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给您拉个波尔卡舞曲吧……”
但是大家没有跳舞的情绪。谢明明白了这一点,把手风琴放在一边。
“我也可以来讲个故事吗?”
“请呀,请呀,谢明·米哈依洛维奇!”
“那么我就给你们讲一讲。这个故事和巴利茨基讲的似乎是没有联系的。也许有联系吧?”他带着那种冲动的样子,那样狡猾地向巴利茨基那面瞅了一眼,使得大家都笑起来了,而巴利茨基本人却指着他威胁道:“你别过分厉害地批评我这方面啊。谢明,你得记住!”
谢明把手一挥就开腔道:“这里的小伙子们谈过形形色色的事儿了。只是没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鬼’这个问题。有没有鬼呢?有些人会说,这个问题不迫切。那么我来对你们讲个寓言吧。
有一天傍晚,我躺在我们司令部附近帐篷附近的干草上。我闭着一只眼睛在睡觉,而另一只眼睛却按照没有明文规定的游击定的规章在瞧着四周。我的一只眼睛看到,从星星那一边,从天上走近来一个又象是穿着皮袄的看守人,又象是在圣诞前夜化装得象个教会执事似的三岁小牛。那个人影儿向着我一路直奔过来,正好落在我的头边,蹲着开始盘问,简直象在填写登记表:‘您是吉洪诺夫斯基吗?……是从科留可夫卡来的谢明·米哈依洛维奇·吉洪诺夫斯基吗?……在民警局里服务过吗?’
我在想:噢,这是怎么回事,从空中来的,也不亮亮身份证,哪儿来这么一个检查员。我想把小伙子们叫来,但是舌头好像是长长了。这个蓬头的家伙笑了。他说:‘我是鬼。现在我使您,吉洪诺夫斯基公民,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下,一直到我们谈妥为止。’
‘可是我不相信您这个鬼。鬼也好,神也好,天使也好,我都不相信!’
那鬼呢,紧凑着我的耳朵边,呼着热气,开始说这样的话:‘谢明,我是被派遣到您这儿来的,有任务要了解三个问题。由于希特勒是我们魔王的老弟,所以他,也就是说魔王,对希特勒的军队展开战术上的成就自得其乐。而你们游击队员在这方面很妨害他。你们不穿制服,鬼知道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过不了一个月,你们的人便越来越多。这样一来就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往下听。另一个问题(这时鬼就把手伸进自己的毛皮的什么地方,摸出一张纸来核对一下):什么是游击队的大胆精神,怎样和它战斗?而第三个问题(鬼又看了看自己的那张纸):你们游击队在追求什么,你们认为什么是幸福?谢明?您回答了我这三个问题,就可以要求随便什么奖赏。’
我想:‘嘿,你这个该死的间谍。难道你真的认为我会回答你的这些问题吗?你就是来剐我、烙我,我也一句话都不会对你说的。你根本就不是鬼,而是敌人侦察队的新利器!’我是这样在想,而脑海里违反着自己的意志在回答他的问题。舌头一动也没动,而只是在默想。
‘我们是从民间来的,靠人民的觉悟性。而我们的人员逐月在增加,是因为我们的觉悟性在增长,还有党在组织我们。并且象你们一样,也在靠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们在扩大部队。’
我是这样在想。可是没有做声。鬼用绿眼睛——象收音机的电眼一样——瞪着我,并且催促我道:‘您说呀,您说呀!’我却什么也没有说,而只是自己在想。
又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游击队员的大胆精神。我在想,这是人民的苦恼,儿童和妇女们的痛苦。鬼看着我,我看他的眼角越来越窄了,就象刚刚收到一个想听的新的广播电台,‘说吧,说吧,’他推推我的腰眼儿说。‘我什么也不给你讲’,我喊道,而鬼又打起噎来了。
我的念头已经在想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游击队员们在追求什么,认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
‘我们在追求什么,这很清楚:是从法西斯资产阶级的压迫、侵略、剥削中,从对劳动人民的一切暴力中追求自由。而在获得了这些以后,将会继续斗争到共产主义完全胜利为止。这将是劳动人民的幸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游击队员的幸福。’
我一瞧——那个鬼的眼角睁圆到一百八十度,这表示着:他失去了无线电台,并且再也听不到、懂不得什么了。
‘嗐,你呀,谢明,’他说,‘把三个问题都给我答复了,只是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些答复报告给我们的鬼司令部。’
‘我什么也没有说呀,你扯谎!’
他苦笑了以下,并且摆了摆蹄子。
‘谢明,你不懂我们的技术。我不需要你的声音就这样一切都听到了。不过你的答复根本不是秘密,对我们的司令部也不会有帮助。”
这时我就想:’真的,我泄漏了什么样的秘密啊!叫这些鬼种知道游击军是不可战胜的!
鬼在继续说话:‘虽然你的答复对我没有用处,也不会使我们的魔王高兴,你却已诚实地完成了任务,可以要求奖赏了。你要不要——从这堆干草上起来时,在你胸脯上会有一枚苏联英雄的金星在放光呢?’
他这样诱惑我。
这引起了我这样的感觉:‘嗳,真好!我站起来的时候,小伙子们都会跑来,而我在他们面前,趾高气扬地走过去,并不次于巴利茨基。但又想,虽然小伙子们会得聚集在我的近旁,可是立刻就会开始讥笑我:‘谢明,你从哪里弄到这颗小金星呀?你使十二列军车出了轨吗?’
鬼看透了我的心思,就说:‘这是真的,给你一个英雄的称号,只能给人家笑。那么给你一枚勋章怎么样?’
‘不,’我答道,‘未立寸功,什么样的勋章我都不要。如果我有所建树,我的统帅部和苏联政府不会拒绝给我勋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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