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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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纵队沿着大道开动时，我们的新同志，从莫斯科来的电影摄影师米哈伊尔·格利捷尔带着自己的哒哒作响的家伙站在不大的土墩上。他用拳头威嚇着游击队员，并且喊着：“别看镜头，你们给我糟蹋了底片！”休息时，格利捷尔走到各个中队里去对大家说：“如果你们看到我在摇动机器的把子的时候，就别向我这方面看，扭过头去干自己的事儿！”但是小伙子们不听他，打断了他的话。每一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在将来的影片上给拍进了没有。

　　“我拍进了没有？”

　　“而我呢？”

　　……六月十二日下午，我们三千人的纵队进入了托尼日村，一边儿向右看，一边儿从合葬坟的近旁走过去，那里面埋葬了这座村子的被枪杀和烧死的居民。

　　这座坟墓是在被烧毁的乡村教堂的地方发掘出来的。它上面竖着一个大十字架。我们在坟墓上放置了一些用野花扎成的花圈。当纵队从坟墓近边走过的时候，我们联队的指挥人员在它跟前排成了仪仗队，其中有这个村子的活下来的农民，还有那从教堂里的枪杀中逃出了性命的唯一女子。

　　村子已经远远地留在后边，全体游击队员都还在默默地走着——既听不到歌声，也听不到谈话声。

　　我们很快地越过了旧国界。遇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穷苦的农庄和村子。

　　周围是一片极好的、建筑材的森林，而一幢幢民房却是用又细又弯的圆木造起来的，全是用稻草盖的。窗户很小，有些是用牛尿胞绷起来代替玻璃的。

　　这样的穷苦也表现在衣着方面——人们脚上穿的是树皮鞋，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土布的长外衣，腰里束着一根绳子，或者甚至束着一根藤条。

　　“苏维埃，”农民说，“给我们运来了加斯（波兰语：煤油），运来了锡尔尼克（波兰语：火柴）。在老爷们的统治下什么都没有。苏维埃送牛给我们。而现在一下子都给弄光了，全给德国人抢去了。”

　　民房里有一种烧饼的气味——这是用生马铃薯粉做的饼子，不用油而直接在炉子上烤熟的。

　　在一千多居民的村庄里，只剩下了二、三十头牛。并且就是这些保存下来的牛，也只是由于在林子里吃草，同时在那里过夜：甚至在冬天也给它们在林子里搭上一个棚子，不把它们带回家里来，而小猪、鸡、鹅也都放在林子里。许多农民从自己的房子里搬进森林中的地下室去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出现以后，就传开了一种谣言，说是布琼尼的军队冲进来了：大概老头儿们回忆起一九二零年的布琼尼的突破吧，就有许多村子里的居民，象迎接大节日那样准备迎接我们了。

　　为了要我们不从他们身边开过去，而在村子里停留下来，农民们在街道上从这一道篱笆到另一道篱笆地用桌子拦住了。桌子上摆出了所有的吃食：牛奶渣、牛奶、鸡蛋、奶油、用各种方法做的马铃薯、新鲜的黄瓜，还有家酿的烧酒。

　　停驻在布赫恰村时，我们看到有一所民房旁边有一群老太婆。

　　有两个老太婆向我们跟前走来，开始追问我们在村子里要停歇多久。

　　“别你们为什么要打听呢？这样的消息，游击队员们是谁也不泄露的。”

　　“嗯，那么至少停歇到明天吧？”

　　“停歇，停歇，老大娘！”

　　第二天，这两个老太婆和许多别的老太婆带着大筐的黑莓果到我们这里来了。

　　“吃吧，孩子们。你们是我们的保卫者。我们想给你们送些礼品，可是再也送不出什么了……”

　　……我们走过维什尼维依农庄。一共有八所被破坏了一半的民房。其中的两所是用木板钉死了的，窗户都连框子拆去了。所有的居民只是几个老头儿、老太婆和一群饿得发肿的孩子。

　　“青年们上哪里去了？”我们问。

　　“活下来的都在森林里，”他们回答道。“春天开来了一汽车德国兵，年青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象鸡样地被抓去了。都是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和小伙子，给抓到德国去了。把手脚都捆着，象袋子一样被扔进了汽车……”

　　突然从一所民房里冲出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一面哭，一面喊：“救命哪！”

　　她后面追出来一个老头儿，尽力安慰着她：“安静点儿吧，谢明诺夫娜。这是我们的人哪，是游击队员哪。走，到司令员那里去，他会把问题弄清楚的。”

　　从那所民房里又走出来两个我们的弟兄。他们也在叫喊：“走，走，到司令员那里去。看看你们是些什么东西！你们瞧，她们屋子的墙壁上挂着的是什么。”

　　弟兄们打开了一大幅华丽的宣传画。在开花的紫丁香的背景上画着两个年青的乌克兰人——小伙子和小姑娘。他们穿着新衣服，愉快地微笑着。而在下边有一段口号：“乌克兰的青年们！德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在等你们去工作。每一个到德国去的人都会得到很好的口粮，结实、美观的服装。你们会得到机师、钳工、女织工的专门职业。你们会看到许多欧洲城市，你们会看到电影明星主演的影片。你们会住在舒适、清洁的房间里……志愿报名参加劳动队，动身到德国去吧！”

　　那位大娘狂暴地冲到米沙·尼斯捷连科跟前：“把画还给我！司令员同志，请您命令他把画还给我！”

　　她眼眶里含着泪水说，她的女儿被德国人抓去了，丈夫在红军里，而兄弟在‘盖世太保’机关里受审时被打死了。

　　“瞧，她就是我的女儿！”大娘指着那幅宣传画说。

　　她解释了很久，说她没有女儿的相片，而这张画使她想起了女儿。

　　“您读过这段口号了吗？知道这儿写的是什么吗？”

　　“没有呀，”老头儿说。”“她哪里会知道？我们农庄里连一个识字的人也没有。”

　　巴利茨基高声地念着宣传画下面的话。大娘在哭着。

　　“我的杜霞并不是志愿去的。士兵们把她的双手捆起，用脚踢进汽车里去……把这幅画还给我，而把下面写的东西裁下来你们留着吧。”

　　听到吵闹声，跑来了许多农民。我们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侵略者出版这样的宣传画为的是欺骗人民。

　　“指挥员老爷，能不能给我读一下杜霞从德国写给我的信呢？”我们的弟兄们在她那里找到宣传画的那个大娘突然问道。

　　她跑进房里去，拿出来一张画着一个天使的明信片，那天使是一位穿着长衫的、正在祝福的金发小姑娘。

　　“亲爱的妈妈！”杜霞写道。“我住在德国别名叫缪兴的城市里，真象在天堂里以后。我穿的衣服，完全象这张明信片上的姑娘，只是胸前、背上都有花边。这是为了风凉。而给我们的面包，是用雪白雪白的、象斯捷潘大叔有许多的那种面粉做的。”

　　老头儿明白了：“斯捷潘大叔，就是我。我有许多锯屑和刨花，我是个木匠。”

　　“我睡在鸭绒褥子上，就象瓦西利亚所有的那种带着环儿和链子的一样……”

　　“瓦西利亚是我们集体农庄的公牛，”老头儿解释道。

　　我们在到科维里区去的路上的一些村庄里，读到了许多这样为避免德国人检查而比喻的、掩饰起来的信。

　　……夜里，经由我们自己的游击队员们架设的桥梁渡过了戈雷尼河。一昼夜以前，我们就派了以破坏工作联队新任副指挥员耶戈罗夫同志为首的一小队工兵和爆破手到这里来。这个小队在二十四小时中造成了这样的一座桥梁，甚至连重型坦克都可以从桥面上通过。维柳尼村的居民帮了忙，把德寇卸在路边的木材运到河沿来。侵略者为了使游击队员难于接近铁道线，在路基两旁砍伐了五十公尺至八十公尺的树林。德寇真想不到砍下来的树木会给游击队员利用！顺便说说，他们离开我们的桥梁总共只有三公里，在比亚拉车站上。那里驻扎着大股卫戌队，却没有敢来阻挡我们渡河。

　　走近德雷尼农庄时，我们听到了音乐：手风琴、竖笛，还有小鼓。这是农庄居民在举行婚礼。但奇怪的事情是，在婚礼中只有一些老头儿。

　　“年青的都上哪儿去了？”游击队员们问。

　　原来有人送来了消息，说是德寇快来到农庄，青年们便躲到林子里去了。

　　知道开进农庄的是游击队以后，他们就从林子里回来了：新郎十九岁，而新娘是十七岁。

　　我们的经济工作的首长分出了一些盘子、刀叉、两个枕头、一条被头、附加上一公斤半的食盐——在这里食盐是很贵重的东西——又从医院的储藏品中拿出了一条巧克力糖和好几公升酒精来给新夫妇作贺礼。

　　向青年们道了喜，喝了一点儿酒，就开始闹房。

　　可是我们不能开心得太久。过了一个小时，我们就继续前进了。

　　给我们从比亚拉到洛勃诺耶的全程当向导的是个外表端庄而安静的老汉。我说他安静的意思并不是说他迟钝，他的行动是迅速的，走得很快，而且走路的时候完全没有一点儿声息。他迅速地行动并不影响到给人家端庄的印象。雪白的胡须、颜色褪得几乎发白的土布褂子、用树皮编成的淡颜色的腰带、干干净净的草鞋：两双备用的挂在腰带上。绯红的脸色，小小的眼睛，但不是阴沉的，而是快乐的，看样子，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了解。并且，当他听你说话的时候，就象鸟儿一样低着头，等着——立刻会使着眼色说：“我呀，我亲爱的，老早就经过这一切了！”

　　然而说起来他的年纪可并不那么大，五十出头一点。使他变成老汉的只是白头发，还有可以说是穿衣服的方式。有一次佛玛怀疑起自己给队伍带的路是不是正确，不到两分钟，就爬上了一棵很高的松树。有风，树顶摇摇摆摆，而佛玛用一只手支着身子，另一只手遮着上额，细看着远方。他下来得更快，好像是顺着树干滑下来的，抖了抖衣服，就迈着自己的轻软的步子走去了。

　　“靴子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又沉重，又磨脚。再说买靴子要花多少钱哪！我年青的时候，也曾梦想过穿上靴子和城市式样的西装。可是当我理智清醒的时候，就理解到穿靴子并没有什么好处。草鞋和毡靴才是好鞋子！我真想甚至叫士兵也都穿草鞋呢：又轻巧，又便宜！”然后用手掌捂在嘴上，大声地唧唧嚓嚓补充道：“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钱买鞋子……”

　　“佛玛，你的家在哪里？”游击队员们问。

　　他带着微笑平静地回答道：“母亲死了，父亲在革命中被白匪打死了。接着波兰地主们来了。我日夜不息地工作，但老是没有钱，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枕头。做好了枕头套，但是二十五年来，我没有积起足够的羽毛来装满一只枕头，什么样的姑娘会跟我在干草上睡觉呢？我没有家，孤苦伶仃地生活着。这样倒也轻松些。我喜欢轻松的生活！”

　　“佛玛，你想过要结婚吗？有自己的孩子吗？”

　　“唉，谁不愿意有孩子呀！只不过我没有能够挣得钱来买枕头，买房子——一九二零年布琼尼走过的时候，他的政治委员们对老乡们讲过：‘等着吧，你们这里很快就会成立苏维埃政权——那是穷人和雇农的幸福。’那时我就想了：来了苏维埃政权我就结婚！”

　　“佛玛，你没有听到过红军正在进攻，在全力追赶德国人，马上要到这里来吗？现在他们就要永远建立苏维埃政权了。”

　　“这太好了。那时我可能得到房子吧。那时我就结婚！”

　　“你已经是老头儿了，佛玛。”

　　“不。我不老。虽然我白了头，身体却很结实。我保养得好！”

　　就是这个佛玛·多夫日克，现在在叫我跟他谈话。他脸上的表情有些儿惶惑和焦急。他并不是因为跟首长面谈而不安。在行军中，我们闲聊过好几次，他已经和我相熟了。

　　“将军老爷，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一件事……”

　　“我已经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是什么老爷！”

　　“好吧，将军同志……我要……”他小心地四面观望了一下，看看有人听到没有，然后摇了摇手，但也没有马上就开口。“这是我一辈子里的第一次，在自己的一辈子里，我从来既不象地主们那样，也不象那些村长、警察们那样告发过人家……而现在我想，我想，我对自己说：‘佛玛，这是你的首长，你的政权，这样你就不会成为告密者，而是个人民的保卫者！’我这样说服着自己，可是心里总过不去……”

　　我体会到事情可能的确是很重要的。佛玛是本地人，很可能他认识的那些叛徒们中有人钻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而现在由于拘谨，并且曲解了高尚性的缘故，他不把这个敌人的特务人员报告我。

　　“这么一来，佛玛，间谍带着炸弹或者刀子溜过来——你也会感情用事和叹气了，是这样吗？你会等到敌人探明了我们的计划，而且把我们完全消灭吗？你要只是知道一个人，要是知道他是敌人，那么揭发游击队的敌人、揭发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是你绝对的义务！这也同样是你的敌人呀。还是你可能有别的想法呢？”

　　佛玛仔细地听着我的话，在鼓起决心。然后沉重地叹了口气。可以看出还有一些疑点在折磨着他。我决定自己给他提出一些问题：“他是本地人吗？”

　　“他们有两个，将军老爷……呃，将军同志。”

　　“两个人？”我竭力想象了一下，这会是谁呢，佛玛会认识谁呢。在这一段路上，我们没有吸收新队员啊。那么简直就是两个间谍，大概坐在什么地方的树林子里等着适当的机会吧。而佛玛在错过机会。

　　“也许，他们发现了你吧，佛玛？要知道，他们会跑掉的。你瞧，这件事就在你的良心上。当然，你还不是正式的游击队员，没有宣誓喔。但是你要知道：既然你跟我们在一起，那我们的制度就得推广到你身上……”

　　这时佛玛叹了口气，低声地说了些什么。

　　“你那那里嘟哝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