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省委在活动 作者:[苏联] 阿·费多罗夫-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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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熟悉森林，善于发觉破坏者的踪迹。

　　大约三个星期以前，华西里带着一小组人给派到柳博姆里去。在那里完成了任务以后，他不能自制地在一个陌生的卖私酒的人家喝了点儿土烧酒，在归途中掉了队。我们从跟他去侦察的伙伴们那里打听到，他们听到了枪声，接着是喊声，跑去抢救已经迟了。他们认定这个小伙子当场牺牲了……但是现在我们遇见了他：很瘦，一脸胡子，浑身是青伤痕……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东西。华西里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给了他的同路人一点东西吃，暂时以被捕者的地位把他押在一边。

　　华西里吃过东西，开始讲了：

　　“……你们问他是‘舌头’呢还是同路人，或者还是什么别的吗？我自己也弄不清楚他是什么人。一方面，是他救了我的性命。这是事实。这件事我应该向他道谢。的确是这样。而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害死了我。不，他想要害死我，叫伪警来帮忙……我不谈以前是怎么回事，我还应该对我的过失负责呢，这是单独的一方面……噢，这样我就掉进魔爪里去了。伪警打了我一两个钟头，累了，就把我推进一间什么房子里。

　　嗯，这样，我们就坐在那里。说是监狱，却又不是监狱，不过是一间储藏马铃薯的地窖。水顺着墙壁流下来，只有微微一点儿亮光。小窗户上用耙代替了铁栅。我的案件是显而易见的：不是枪毙就是绞死——只能在这里面挑选，而且还不由我去挑选。我的脸因为和伪警的预先的谈话而受了折磨，还因为喝了酒，脑袋里响得好似碎石机。不好！只有一点使我高兴，那些伪警也受到了一点儿损害。

　　他们为什么不立刻结果我呢？很清楚，这里是伪警察局，他们独断独行是有顾虑的。而德寇的有文化的预审人到区里去了，很快就要回来。据伪警解释，他还有个机关，将按科学原则来处理我的案子。总而言之：是‘自然疗养法’！我没有什么可干，就躺在那里自己琢磨，在这种情况下，手脚暂时帮不了忙，只好动动脑筋了。我值得回忆一下怎样生活、怎样打仗、怎样愚蠢地陷入困境。我并不宽恕自己：不管怎样，如果你是个侦察员，就应该有勇气正确地了解猛烈的饮料，并且坚持精确的定额，而不是碰运气。有些好人就是这样送命的！

　　我这样仰躺着，用手指儿撑开肿起的眼皮来估计一下环境。在我旁边，还有两个人象虾儿一样在麦秸上爬来爬去，沙沙作响。是黄昏时分了。小窗子透进来的光线不够充足，根本不可能看清楚面容。这两个人在呻吟，无言地在受苦。不待说，他们也在上面挨了巴掌。但是应该谨慎地和他们谈谈。他们中间的一个是另有使命在这儿的，这难道不可能吗？索洛伊德同志给我们解释过，这种事情是时常发生的，如果落进了魔爪，就应该防备。

　　早晨醒来一看，果然，有一个已经不见了，而另一个，就是这个家伙，正喘着气，盘着瘦瘦的膝头坐在那儿，朝小窗户那边点着头，画着十字。当然，我尊重信教的心情，因此也不去打搅他。当我看到这个知识分子从宗教的讲话到通常的呻吟和抱怨命运时，我就问他了。他用看不起人的声调来回答，说是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在等死。的确，这时他咳嗽起来了，浑身抽搐。一幕苦痛的情景。

　　这时，门打开了，伪警递给我们一人一杯水，一人一块面包。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块面包算是什么？一百公分。而这种面包译成俄语就是泥土，这里面为了开玩笑和作幌子，揉了点儿麸皮和燕麦。我的邻居拿到后说了声谢谢，并且有礼貌地问伪警说，今天是不是礼拜日？但那个家伙没有做声，粗鲁地随手把门砰的关上了。

　　我插进去了，说今天不是礼拜日，是礼拜五。但他没有听。他狼吞虎咽地大嚼一阵，一会儿就把所有的面包，自己的和我的一份都吞下了。他诉苦地瞧着我，大概在想，我会打他。当时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块放了很久的荤油，我的应急粮来请他吃。“你不会嫌恶吧？”在搜查以后，这块荤油怎么留下来的呢？大概伪警在这块荤油上没有看出什么游击队的东西吧。但留下来了，这是事实。

　　他吃了一部分荤油，几乎没有嚼，简直在享乐。而另一部分放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认识一下，我是美术家康斯特罗·卡济米尔·斯坦尼斯拉伏维奇。”（我以前认为他是波兰人，从他的姓上看不见来。但是说话完全是俄语，不比我们支队里的一些讲师说得坏。）他问道：“你为什么事被牵连的呢？”

　　反正掩饰也没有意思，我给他说明了，我是个爱国主义者。没有说我是从游击队里来的，只说，我是从德寇俘虏营里和几个人一起逃出来的：有几个人被打死了，其余的同志都逃跑了，而我落到这样的命运。后来我问，他为什么对礼拜日感到兴趣？他回答说，礼拜日有汤喝。“这么说，您在这里已经好久了吗？”他答道，将近一个月了，但是当德国的预审人回来的时候，这种不痛快的事应该会解决的。这一点甚至使我起了反感。原来他对德寇还存着希望呢。

　　后来我们更沉默了，但是过了三天，开始明白彼此地方是不必要的。只有当伪警每天送两回面包来的时候，应该格外地方他，也就是说提防这个小伙子。这时这位卡济米尔完全茫无所措了，不知怎的总以为我会把他头一次狼吞虎咽吃掉的那一份要回来。最近，我肚子也饿瘪了。我毕竟吃惯了游击队的伙食：不管是稀饭还是鲜鱼——总是游击队的吃食。你们记得，即使我们捱饿，也是各有不同的。我们这里大家都在一起，歌唱救了我们，而且总有些什么活儿干。而在那种条件下想什么呢：只有想过去的生活，想未来的死亡，或者是想饮食。这样我好象成了神经病：我和卡济米尔在记忆里回味着各式各样的菜。例如，他说，在这种环境下，要是喝上一碗热腾腾的肉汤该多好，而我回答说，我母亲做的馅饼不坏，一普特面粉可以做十六个。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方面竞赛。

　　卡济米尔毕竟讲到了自己为什么被捕。这个故事使我很惊奇，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作为一个美术家，他是具有天才的。战前他用粘土做了形形色色的美丽的塑像。他没有工资收入，要是给公园或坟墓做定货就有。他首先用粘土做好，然后由工人们做成模子来铸造。生活还是不太坏，能够养家活口。他以前住在尔沃夫，在食品涨价的时候，决定迁移到科维里。苏维埃政权虽然承认他是劳动知识分子，可是依我看来，他应该算是手工业者。他接到了定货，拿到了预支费就工作。这时德国人打来了，军队占领了科维里，任何正常生活都没有了。这个卡济米尔说，他从前就仇视法西斯分子，而现在收入完全没有了。他旁的什么事情都不会做，自己连炉子都不会生。他的妻子更不成：没有仆人就寸步难行。据他对我说，他的仇恨是一言难尽的。什么吃的也没有。塑像很多，但没有人买，做新的就更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讲述的时候，他一直在笑。他说：“笑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一切都是由于神经而来的。他是由于自己神经的臆断而被伪警逮捕的。

　　这件事怎么发生的呢？他动身到各村庄去找不论什么食物。他带着各式各样的女线裤、衬衫、领带去的，给旅行准备了全部财富。同时又把一些全身的小雕像随身带去，例如戴帽子的拿破仑，在柳博姆里的市场上，伪警问他道：“美术家公民，您为什么出售拿坡仑像而不出售希特勒像呢？”他要不跟他们打交道就好了，而他由于神经刺激和营养不足而精神错乱起来，就这样回答，说是认为希特勒不够伟大来做他的雕像。这样他就被捕了。他开始请求饶恕，说是由于催促着答复，没有经过考虑。好，在一间单独的房子里，送了些粘土给他。“我们需要一座希特勒的半身像放在警察局里。给您照片，在您还没有照着这张照片给我们做好半身像以前，我们不会释放您。”他做了一天、两天、三天。而他们几乎不给他饭吃，只是催促。终于，希特勒像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伪市长来了，来了一个普通的德国人。这个德国人说，希特勒像似乎不够象。而这位美术家一般说来是不很勇敢的，这时却冒起火来了，说：“嚇，你这样！”伸手就打这个泥塑的希特勒的嘴脸，毁了。他们抓住了美术家的两只手，把它们绞在背后，唾他的脸，等等，好像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游击队员。他说，这是粘土，要改制，反正一样要把它揉软的。他们不相信他，又领来了一个德国人。这个家伙为了弄到物证，就给半身像拍了张照，喝道：“这成了一张讽刺画，是件政治上的罪行！”这样一来，这位美术家的卡济米尔就跟我一块儿在地下室里了。

　　又过了四天光景。我一直给他讲述苏联和莫斯科。卡济米尔感到兴趣的是：那里纪念碑多不多，红军胜利以后，会不会向他定货，咱们的美术家们生活怎样。我对一切问题都给了肯定的答复。我说，有一位美术家来到我们森林里。他穿得很好，随身带着夹有黑鱼子的面包片。他画了森林，然后吃点东西，并且款待我。卡济米尔问道：“他大概是很出名的吧？”我耸了耸肩膀。这时卡济米尔解释说，在波兰和其他西方国家里，黑鱼子是一种买不起的食品，只有阔人才能够带着它到森林里去闲逛。我们这样和气地谈话，可是讲到吃这件事就影响了我们俩。这不可能再忍受了。但伪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全日只给我们大约二百公分的面包……美术家甚至饿得哭起来了。而德国的预审人还是不来。

　　可是有一次卡济米尔说：“如果我的罪行象你的罪行那么大，我会逃跑的，我知道怎样可以逃跑。但没有我，您是跑不了的，而我来冒这个险是没有意思的。”这怎么会呢？那时他又重复说，他冒险没有意义。

　　噢，现在我要开始描述他的罪行，这样慢慢地嚇唬他！我给他举例说，我可能作为一个强盗给吊死，而他只是作为耶酥基督，但是反正一样给吊死；而可以指望的除非是能够复活和升天。他改正了我的话，提醒我说，基督不是被吊死而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回答说：“这没有关系。也许基督也难以摆脱绞索圈吧，虽然据说他是个神。但是基督是个没有老婆的，而您却有老婆，还有两个孩子。”由于这个问题，卡济米尔放声哭起来了……

　　我相信，他的确会被吊死的。美术家指望那位有文化的预审人是愚蠢的。终于，他理解到我说得有理，开始对我讲他自己的脱逃计划。虽然不太好，但是谁也提不出更好的计划来。看守我们的人当中有一个身材和我相仿，必须缴了他的枪，脱掉衣服，给捆起来。我穿上他的制服，带着武器，把美术家带出去，这样也救了自己。可是怎样缴人家的枪呢？是这样的：我们用面包做成一支手枪，把警卫恐嚇住。我得给美术家精确地描绘一下手枪的形状，而由他去捏制。

　　说妥了。我把咱们的ＴＴ型手枪的大小形状说了。美术家反对：“这是一种很大的手枪，能不能象‘布里多克’型呢？”但是，在我们半明半暗的屋子里，象‘布里多克’型这样极小的武器，恐嚇不住伪警，他只得同意了。

　　于是我们就一次没有吃自己的那份面包。他捏制着。可是我们的两份面包还不够用，把晚上的也添上了。结果做得很像。我的心情甚至变得喜气洋溢，我拍拍他的肩膀，握握他的手，同意他很有天才，然而夜里我听到他在嚼，后来喝水。我小声问他：“卡济米尔，您在吃什么？”他不做声，好像聋了。嗳，不待说，他把ＴＴ型手枪吃掉了，甚至一点儿也没分给我。你们知道，那时我真想揍他！可是我忍住了。早晨，我反而安慰他，给他的背叛行为辩护说：“您比我虚弱。让我们重新不吃，只是请您捏制吧！”

　　这时有来了一个消息。警卫送面包来的时候说，预审人已经来到，绞架也准备好了；他对我们直冲着酒气，并且哈哈大笑。美术家彻底相信自己再也没有生路，必须逃跑才对。他重新捏制手枪，用天主教的誓言在我面前赌咒发誓，要忍受住任何苦难。但我还是把他手里的手枪拿过来藏在自己的上衣里面……

　　你们想象一下吧，夜里，他爬过来了。以为我睡着了，用手在我的胸膛上摸来摸去。我气得用肘子狠狠地揍了他一下！我说：“请原谅，美术家老爷，这是由于我半梦半醒的缘故。”

　　“噢，原来您是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就开始了……

　　“您利用了我的天才，然后毒打……粗暴的畜生！”

　　我把他的嘴按住了，而他在我的手底下扭动着，发出呀呀的声音，一会儿就挣脱了，尖声叫着，好像你在用门把猫儿轧死……

　　我听到警卫跑来了，打开门，就握着手电筒向我们走来：“圣母啊，这是怎么回事呀？”

　　而我对他说：“举手！”用手枪指着他的鼻子。

　　他慌了手脚，我缴了他的冲锋枪，把手枪扔给了美术家，说：“吃吧！”警卫眼睛瞧着在想——这是怎么回事呀？但这时没有功夫给他解释。我轻轻地用枪托款待了警卫，他就躺下了。好了，我对卡济米尔说：“咱们走吧！”而他活象个发了疯的，尽打着哆嗦，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出来。我重复说：“走吧，你这个糊涂的狗崽子，我的倒霉鬼！”他就走了。我为了更有把握，用冲锋枪逼着他。我没有把警卫的衣服剥下来，只拿了他一顶带三叉戟冒徽的帽子来给自己戴上。我把手电筒缴下了，为了使自己处在阴影里，把电筒光尽对着前方。我们就这样出来了。

　　走过院子时，从大门那儿向我方这里走过来一个穿皮袄的人。

　　“带到哪儿去？”

　　我生气地答道：“你还不知道吗！”没有什么，放我们走过去了。我心里在盘算：“现在往左走呢还是往右走？”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