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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5期-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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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个人意义上的肉体羊癫风，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羊颠风之间，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必须要有清晰的形式（比如抒情和控诉，这是引起进一步癫狂的“前戏”），才能触动社会和文学的神经。直接用癫狂的叙事形式是无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坚持通过文学结构来舒缓个人的精神结构。《白痴》、《地下室手记》等小说，都带有羊颠风式的结构。《地下室手记》在结构上完全不均衡，断裂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就是发疯，就是昏厥，就是梦呓，是一种跟理性社会格格不入的病态的抽搐。下半部《潮湿的雪》才回到一种与早期小说风格接近的情境之中，出现了恐惧、悲伤、忏悔、赎罪的基调。这完全就是现实生活中羊癫风发作体现出来的结构方式。《白痴》的前半部分的叙事时间几乎是中止的，这是典型的羊癫风初期出现的记忆障碍，直到娜斯塔谢出走，叙事才开始流动起来。这种结构曾经让苏联的电影导演束手无策。电影《白痴》拍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中止了。但这种不均衡、非常态的叙事结构，的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必须让精神分析学中压抑机制或者释梦理论介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圈里是压抑的，他在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面前感到压抑，于是疏远了他们。但在纯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小组里，他的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这是沙皇一个错误的判断。他的热情是建立在一种对“黄金时代”的幻想基础上的，他后来的信仰同样是这种幻想的结果。这种梦幻的形式以一种叙事结构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他热情洋溢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就像他日后在宫廷贵族文学沙龙上的朗诵、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演讲、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一样，迷倒了千万贵妇和青年。他那种歇斯底里的言词和激情，仿佛天启，实际上是一种肉体能量的超常宣泄。因为他不信仰革命，只信仰末日审判。他害怕死亡。他曾经在预感到羊癫风即将发作的时候，在桌上留言：“请在发病后5天埋葬我。”他担心他倒地假死的时候被人活埋了。这与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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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小说，都是在他没有恋爱的时候写下的爱的梦呓（小说《白夜》就是代表）。那种极其纯情的，像“白夜”一样苍白的情感，就像对爱的能量的一种缓慢释放，肉体的激情转化为一股精神的溪流，在幻想的爱的花园里流淌。但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方式，却有着羊癫风发作时的结构——压抑、疯狂、昏厥、哭泣、忏悔、悲伤。他一生有过三次狂热的恋爱和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爱上了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外交家”巴塔耶夫的妻子巴塔耶娃，当时他25岁，还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他把这种单相思变成了他早期小说叙事中一种情绪稳定的爱情故事。这次爱情结束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二次恋爱发生在流放期间。当时他离开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到南部一个边防部队当兵，在那里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疯狂地爱上了她。玛利亚随夫搬到离陀斯妥耶夫斯基营地几百公里的地方去了，但不久就成了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疯狂地追求玛利亚，玛利亚一直不表态，陀氏每3个月就发一次羊癫风。玛利亚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帕沙，不愿接受陀氏的爱情，后来她又爱上了当地一位小学教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两地来回穿梭，羊癫风经常发作。经过3年的疯癫，终于在1857年与玛利亚结婚。婚后羊癫风发作次数减少，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冷却。1859年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861年回彼得堡，期间出现了结束流放后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写了《死屋手记》、《舅舅的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篇。这时与玛利亚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认识了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姑娘，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的苏斯洛娃。
与苏斯洛娃恋爱（第三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一些写作笔记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大作品。他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对苏斯洛娃的狂热追求中。两人在欧洲旅行期间，经常发生争执。苏斯洛娃在旅行中，一边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在巴黎文学界过着混乱的生活。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及时跟玛利亚离婚而娶她，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位任性的女人不断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奇怪的是，他的羊癫风并没有经常发作。史料记载，他在欧洲开始了疯狂的赌博，玛利亚重病濒死的消息将他召回了俄国。苏斯洛娃由于厌恶欧洲的资产阶级生活，厌恶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生活，不久也回到了俄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著名作家罗扎诺夫。
玛利亚死后，他的大哥也逝世了。家里债务累累，他还要养活玛利亚带来的儿子帕沙，大嫂和三个孩子。在追债人的逼迫下，他出现了第三次创作高峰，在速记员安娜的帮助下，他写出了《罪与罚》、《白痴》、《地下室手记》、《群魔》等重要作品。陀氏与安娜之问没有出现疯狂的爱情，而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求婚、结婚、生子——进行的（1866年夏季相识，1867年2月结婚）。在与安娜相伴的最后10年，他只写了《少年》、《作家日记》、《卡拉马佐夫兄弟》等小说。但安娜给了他真正的安宁的生活。安娜使他摆脱了债务，让他当上了父亲，使他的羊癫风渐渐消失了，甚至让他戒掉了赌瘾。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已经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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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并不是一开始就真正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她一直把他当作一位伟大的天才作家。这没错，但她必须首先了解的不是作家。而是一个男人、丈夫，一个羊癫风患者，一个疯子（安娜直到1868年才开始了解这些）。他们婚后生活的初期并不融洽。尽管羊癫风不经常发作，但被赌博所取代。1867年到1871年整整4年的国外旅行期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赌博生活的高峰期。他不惜一切，甚至典当家产也要赌。为了不让他的羊癫风发作，安娜采用了疏导的策略，甚至鼓励他去赌。最后，安娜把自己的嫁妆和结婚礼物都典当了，家里揭不开锅。他只好向屠格涅夫等旅居作家，还有安娜的妈妈求救。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痛恨自己，跪下来求饶，哭泣，自责，绝望。当安娜宽恕了他之后，他便安静地坐下来创作，奋笔疾书，思如泉涌。没过多久，他又开始萎靡不振，两眼发直，出现了羊癫风发作的征兆。安娜再一次鼓励他去赌。前面的场景重复出现。一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71年春季彻底戒赌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赌徒》中，详细描写了赌徒的经历和心态，安娜在日记中也有很多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赌博行为的结构方式，跟羊癫风发作的方式几乎是重合的。比如，第一个阶段的焦虑和压抑，蠢蠢欲动。第二阶段进入实质性赌博，那是一种冒险和狂热的宣泄。第三阶段是输了之后的自责、沮丧、绝望、悲伤和忏悔。也就是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赌博完全是羊癫风的另一种替代形式。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和羊癫风最后的痊愈，究竟是什么原因，这是一个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与安娜的夫妻生活越来越和谐。安娜在期间肯定做了巨大的牺牲。因为那种疯狂的能量释放，是不允许有任何阻止力量出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之所以不能够和谐，就因为苏斯洛娃有一种女权式的平等意识，不接受性别的压抑。而安娜完全将陀氏“神话”，用爱和崇拜来迎接。安娜在整理陀氏书信的时候，经常删除一些内容，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安娜当然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带有玄学色彩的疯狂激情。心理学家认为，大多数人是在赌博中为自己由性欲或其他欲望引起的骚动寻求出路，这是一种对能量压抑的释放方式。赌博可以激起狂热，它是发泄和解脱的替代物。心理分析专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赌博狂热中，无疑会发现他的性情结和对性饥渴进行的隐秘补偿。
斯洛宁指出，赌博作为与偶然世界的接触点，作为进入非理性世界的出路使作家心醉神迷。在轮盘赌的转盘上，成功与失败不遵从逻辑的规律，它与那个不可知的神秘世界的起源相近，那里没有道德，也没有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有限的空间。赌博中有无限的可能性，它用幸运的壮丽冲击和对命运的挑战去改变不公正的出身、贫困、财产和环境。赌博的整个过程难道不就是对压迫人的必然性力量的挑战，难道不就是进入任意行为和自由机运的迷人的无规律的突破口吗？（《癫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赌徒最典型的特征是对时间感受的“永久现在时”，就像羊癫风发作的瞬间一样。赌徒变幻不定的幽灵就在这瞬间中翻腾不已。他们对沉重的过去和飘忽的未来是不大关注的，而是对赌博的过程的热衷，还有对成功和失败的震惊。如果说羊癫风是人与神的独特相遇方式，那么，赌博就是它在世俗生活中的回响。在这里，轮盘的旋转替代了肉体的昏厥和抽搐。羊癫风让人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生命的初始起点上，仿佛轮盘转回了原点。在这里，只有对无限的空间可能性的狂热期待和盼望，没有世俗逻辑，没有时间，也’没有输赢。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什么要在输得精光之后继续坚持去赌的精神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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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失败了，但在写作的“赌场”上赢了。他在将自己疯狂的精神结构转换为小说叙事结构的时候，恰恰吻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颓败景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街道上看到了危机和忧郁，这是那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共有的表情。在这种表情背后的灵魂深处，，隐含着令人难以捉摸的内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尘土飞扬和沉闷的彼得堡大街总是令人感到忧郁……这是世界上最忧郁的城市！”一般不描写外界生活场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些场景中发现了那些忧郁的、在街上徘徊的市民，并把目光注视到他们阴沉着的、板着的、忧心忡忡的、恶狠狠的眼神上。忧郁、忧心忡忡、恶狠狠这些词，严格地说都不是一种对外貌的描写，而是对某种精神状态的捕捉。在这忧郁的眼神的深层，往往潜伏着一连串的危机，隐藏着一个个预谋。这种危机是孤独忧郁的人灵魂冲突的状态，这个预谋或许是一次生命的冒险和一种思想试验前的准备，一旦事件处于某个转折点或临界时刻，就会出现令人震惊的事件（如谋杀、自杀、发疯等等）。只有在震惊事件之后，即一切都在这种危机中瓦解之后，他们脸上的阴郁和恶狠狠才会消失。就像赌博和羊癫风发作之后的情形。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那些像羊癫风发作一样令人震惊的突发性事件，使他的作品情节，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中。小说要描写的那场“危机”经常迟迟不出现，而情节发展都是围绕着危机事件的“预谋”过程展开的。这犹如在对一堵墙不断地施加压力，随着压力的增强，在某一瞬间它突然轰然倒塌，留下一堆混乱破碎的废墟。这种混乱衰败的景象，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目光所见到的“彼得堡市民社会”的景象。在其中，以往完整的社会历史结构，自足圆满的价值体系全部瓦解了。
这种独特的视野和作品结构，无论是屠格涅夫还是托尔斯泰都不具备。尽管果戈理在某种程度上也写出了市民社会的情景，但他主要是写在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中，人性被淹埋的悲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写出了人性中的自我意识的扩张对历史链条和社会结构的冲击，非理性对理性的冲击。而其悲剧性又表现在自我意识扩张导致的自我毁灭与社会结构瓦解两者之间的共时关系。例如，在拉斯科尼科夫的那个社会里，多少像他那样的贫穷大学生、多少杜尼亚或索尼娅在生活中走投无路，而那些高利贷者则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另一方面，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自我意识中，“不做主子就做奴隶”的思想一直在冲突着。最后，他用生命作为代价去冒险，导致了一场谋杀的惨剧。又如，伊凡·卡拉玛佐夫不接受上帝造出的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荒诞的，到处都流淌着孩子们无辜的眼泪；但是，他凭着“卡拉玛佐夫性格”，主张生命力的泛滥。最后，这个人杀人者的同谋在疯狂中毁灭。
但是，有什么比发疯更接近上帝呢？有什么比赌博更接近疯狂呢？有什么比疯狂之后的心灵忏悔更接近救赎呢？现实社会的理性盘算，严密的计划，自以为是一种历史的解救之道，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创作，包括他的发疯、生病、赌博、恋爱，都是在对这种现实中的历史理性的消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种视野和结构方式往往被视为病态的，别林斯基看了《双重人格》之后曾抱怨说：“这只能在精神病院而不是在文学中有它一席之地。这是医生的事而绝不是诗人的事。”托尔斯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很丑，甚至故意不美。……他素来不喜欢健康的人。他认为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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