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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5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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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的事。”托尔斯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得很丑，甚至故意不美。……他素来不喜欢健康的人。他认为既然他自己是个病人，那么全世界也都在生病”。托尔斯泰一直都显得很健康似的，只有到了行将就木前夕，他才开始有一点病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眼中，这世界一直就在生病：“我们这个社会骨子里就有病，存在着病态。要是谁能发现并指出来，大家便群起而攻之。”因此，为了表达这种病态，让它像羊癫风和赌博一样将精神内部的毒素释放出来，他故意写得“不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有什么比现实更荒诞、更意外的呢？有什么比现实更难以置信的呢？小说家永远也想象不出现实每天向我们提供成千件具有最平凡形式的那些不可能的事……”疾病形式和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和小说结构，竟然能如此密切地交织在一起，除了天赐，似乎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是上帝赐予他这种伟大的“病症”。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病症，传给了20世纪，我们从卡夫卡、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创作中，可以看到其病症的各种变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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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来谈谈《地下室手记》这部最具有20世纪色彩的小说。《地下室手记》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地下室人”充满矛盾的自白，其中充斥着各种复杂的观念冲突。后一部分是两个形象的例证，一个是“地下室人”因爱他人而遭到侮辱的经历，一个是“地下室人”借妓女莉扎对他的爱来侮辱莉扎的闹剧。后来“地下室人”意识到这种闹剧实际上是一种自我侮辱，他在痛苦中自我惩罚。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全部创作而言，第一部分意义重大。这一部分就是一个囚禁在精神“死屋”中的人的尖锐呼喊。在谈到自己这篇小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解释说——
只有我表现了地下室的悲剧性，悲剧性的内容是痛苦、自我惩罚，意识到美好的东西而又不能得到它；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们显然相信，人人都是如此，因此，也不值得自我改造了！有什么东西能支持我们自我改造呢？奖励？信仰？奖励——由谁分发？信仰——有谁可信？从这里再向前跨一步，那就是极端的腐化、犯罪（杀人）。是一个谜。……地下室的原因是丧失了对一般准则的信仰。不存在任何神圣的东西。
正因为对一般理性给予的准则和观念的自明性产生了怀疑，对神圣的东西的信仰缺少根基，才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可能胸有成竹地独白。独白型作品的人物形象是建立在作者自明的意识中的；而在《地下室手记》中，世界图式的宏观性完全消失，主人公的呼叫来自信仰缺少根基引起的内心深处的冲突。但它又无法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柔情地诉说，盲目地抒情。浪漫主义想通过逃往过去、未来或神秘经验中去，从而在“此时此地”的十字架上解救自己，但不敢面对当下现在。而“地下室人”的话语则是直面现实的尖锐呼号。所以，《地下室手记》的文体是极端的、独特的，其中一句话都是对前一句话的反驳和嘲讽。那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还有自我意识本身不自足引起的矛盾，表达在那高度紧张、令人惊异的内心对话中。这种尖锐的叫喊和辩驳，好像是他从悬崖掉下来，高速跌入无底深渊时的叫声，充满了绝望、怀疑、狂喜、恐惧相混杂的体验。
人类为了幸福不断地创造文明，而“地下室人”则把这种文明视为一种苦难、视为一个“为了面包而用自由换来的契约”。他说：“你们看看周围：到处血流成河，可是还那么欢天喜地，好像是香槟酒在流淌……由于文明，入如果不是变得更加残忍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他的残忍比以往更卑鄙、更恶劣了。过去，他把杀戮看作是正义的，因而心安理得地去消灭必须消灭的人；而如今，尽管我们认为杀戮是丑恶行为，却仍然去干这种坏事，而且干得比以往更多。”
这样，人类文明史在“地下室人”眼中就成了一部人类苦难史。如果说教育和启蒙能使人们变得善良，变得相爱，那事情就会简单得多。然而，人们总是“执拗地、任性地、另辟蹊径地走上艰难的、荒谬的，几乎要在黑暗中摸索的道路”。他们喜欢个性、喜欢随心所欲和任性，而不喜欢一般、共性。如果人们丧失了这种个性，都服从于理性规律而整齐划一地行动或思想，《地下室手记》的作者认为，“这是死亡的开始”，整个社会也就成了一个反面乌托邦。
问题在于，人们像寻路不得而遇到一堵墙时那样惊喜地返回，“因为前面有墙”，墙成了一种借口和慰藉。这堵墙就是理性，就是“二二得四”的规律。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历史理性主义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像棋迷一样，“也许人类在世间追求的全部目的，恰恰正是这种无休无止的趋向目的的过程。换句话说，是生活而不是目的。因为不言而喻，目的远非是二二得四的公式，而二二得四诸位知道，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地下室人”对“二二得四”是不能容忍的，认为它是蛮横无理的化身，是挡住生活去路的怪物。“而人的本性都尽其所能，整个儿地活动着，既有意识的活动，也有无意识的活动，哪怕是撒谎，也总归是生活。”
去撞墙（像《死屋手记》中那些罪犯）吧，这需要勇气，“地下室人”缺少这种勇气，他甚至连与一位军官相撞的勇气也没有。龟缩起来吧，就只能像“地下室入”那样过着虫豸一样的生活。撞墙是流血、堕落、入狱（拉斯科尔尼柯夫）；安于现状、顺从规律又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要么就龟缩在心灵的“死屋”里受折磨。这一切选择是荒诞的、矛盾的。所以，“地下室人”一会儿说“地下室万岁”，一会儿又说“去你的地下室”。这种希望和信仰的无根基状态，是由一系列生命的悖论而引起的。这些悖论是：“生命不朽的许诺——生命的必然死亡”、“神圣的复活——腐烂的真理”、“正义和福乐——罪恶和苦难”、“邪恶的罪人——纯洁的儿童”等等。它们导致的虚妄感是：荒诞、恐惧、怀疑、焦虑、尴尬、生死不明、犹豫不决。这些情状都在“地下室人”身上得到了体现。在这样的处境下，“地下室人”的发疯、生病、赌博、犯罪，都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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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5部长篇巨著，更详细、更充分地展开了《地下室手记》所包含的诸多主题。《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柯夫就是一个不甘于“地下室”生活而奋力去“撞墙”的人。“不做奴隶就做拿破仑”是他的生命哲学。如果小说的情节是：查出了凶手并将其送入监狱（这种罚是一种外部力量），那么，它与一般的犯罪小说就没有两样了。何况，监禁的“死屋”并不能使人改过从善。只有人的精神上的“无期监禁”才是真正的惩罚。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之处就在于，他将人物“放到万般难忍的境遇里来磨炼”，（鲁迅语）在对拉斯科尔尼柯夫杀人的嫌疑消除之后，“才展开了犯罪的整个过程。上帝的真理和人间的准则取得了胜利，结果他不得不去自首。”他只是在强调：来自内心之外的一切惩罚都不能改造人，只有通过个体内心的指向，不断使“内心圣洁化”才能奏效。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中并没有放弃对拯救、苦难、灵魂净化等问题的关注。在《罪与罚》的结尾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许诺：“一个新人的故事，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故事，一个熟悉的、直到如今根本还没有人知道的现实故事正在开始。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部新的小说题材。”事实上他的许诺从来也没实现过。因为一方面，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这种新人并不存在，“这世界一切都在开始，没有什么东西在结束”，他不可能毅然地道出人类最终的话语。另一方面，即使他要塑造新的形象，也不可能独白，而是必然要使其新的形象经得起各种不同的声音的反驳。事实恰恰是，在虚妄的境遇中，在虚无的辩驳面前，那些新人的形象就像一个巨大的反讽。
《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第一个“新人”形象，“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美的理想”（此后还有阿辽沙、佐西玛长老等）。然而，梅思金在伊波里特的反驳面前（阿辽沙在伊凡的反驳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反驳者执著于生活的虚妄和荒谬本身，而被反驳者则关注着在这种
虚妄和荒谬面前，人们如果无根基、无着落、无信仰，就不能生存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新人”瘫痪无力和绝望无助的状况，来自现实生活境遇中强有力的事实。伊波里特和伊凡的演说，时时扣紧此时此地的生活本身。这种反驳是“信仰”和“爱”的劲敌。
这使我们想到《新约》福音书中，基督在各地受刑时的情景。被捕之夜，在客西马尼，基督焦虑、恐慌、汗流如大血点。被钉上十字架后，与他同钉在一起的另两名犯人都戏弄、嘲笑并诘难他——能显奇迹的，你为何被蒙眼后不知道谁在唾你？为什么不能把另两名犯人解救出来？耶稣无言以对，只是让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启示“真理”。梅思金和阿辽沙的确像是基督的化身。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形象的反讽意义也是十分清楚的。他说：“……难道我的荒诞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是最平凡的现实！正是现在，才必然在我们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阶层中产生这样的人物，这类社会阶层才真正荒诞了。”也就是说，社会中没有神圣者的位置，这才是真正的荒诞，而不是梅思金的荒诞。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这位病态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寄托了多少理想。傻子、疯癫者，作为俄罗斯民间理想的化身，正是对当代精明、理性的资产阶级的回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描写了一个“黄金世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的追忆。那里的人像儿童一样纯洁、相爱，没有善与恶的区别。这正是一个只有爱而缺少生命力意志的梅思金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告，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返回到苦难的大地上。在苦难的大地上，“主要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才是要害，这才是关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爱，它不是指向过去或未来，而是执著于当下现在的永恒：一切意义就在瞬间的境遇中，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地狱，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我也可以反过来说：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罪犯和赌徒，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羊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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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的疾病，就像癌症是20世纪的典型疾病一样（《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癌症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疾病，肺结核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这种病症比社会思潮要滞后几十年。19世纪的妇人和少女就经常患上结核病，面颊潮红，动辄晕倒在男性的手臂上。还有一些有女性一样的敏感气质的男性（别林斯基好像也是死于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无异于是判了死刑。在盘尼西林出现之前，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放血，或者到瑞士山区的温泉去疗养。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就描写一大群结核病人在瑞士山区温泉疗养的情景。奇怪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敏感的人，竟然没有患上结核病，而是患上了羊癫风。这暗示着其精神结构有别于19世纪的人。
结核病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它没有18世纪“浪漫主义”的优雅风度，而是与19世纪平民革命家的激情和狂热相关，与街垒战、密谋家、广场演讲相关。结核病患者双额的红晕是一种象征，它既是一种病变形式，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印记。面颊的红晕是激情（抒情）的外显形式，也是羞涩的独特印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没有这种害羞的特征，现代主义甚至有点“厚颜无耻”，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患上19世纪最时髦的疾病（肺结核），而是患上了一种最古老的疾病——羊癫风（癫痫症）。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探讨了治疗羊癫风的方法，认为具有巫术色彩的懈寄生可以治疗羊癫风。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治疗过他的病，而是任其自然，仿佛对待一个来自上天的恩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界曾经遭到各种嘲弄，包括嘲笑他的腼腆、紧张、胡言乱语、狂妄，各种举止，但从没有人嘲笑过他的羊癫风，因为这是世俗生活逻辑之外的问题。
真正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治好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妻子安娜。安娜的女性魅力、温顺和屈从，释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能量。安娜甚至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经营自己的书籍出版和销售工作，挣钱还清了债务，过上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安娜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上了父亲。当我们读到长篇小说《少年》等后期作品，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少年阿辽沙形象的时候，我们无疑看到了一种最温柔的、平静的、正常的父亲之爱。羊癫风和赌徒是不能当父亲的。
在安娜的爱和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回到了19世纪，成了一名标准而著名的19世纪彼得堡公民。他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荣誉，得到了来自皇宫的恩宠。他出席各种贵族文学沙龙，在那里朗诵自己的小说片断，博得了许多掌声。他迷恋于政论写作。不过不是以西欧派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以斯拉夫派保守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辉煌的时刻来了。1880年6月6日，他从彼得堡赶往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纪念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俄国人》。他的演讲跟屠格涅夫的演讲格调不合。在随后3天的庆祝活动中，陀思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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