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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5期-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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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观测，逐渐寻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是七十年代，我国的通讯技术极其落后，估计一秒钟75位左右，相当于9个字节，这是什么概念呢？谭晓光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上互联网，最慢的电话拨号，一秒钟也要几百个字节。你能想象一秒钟9个字节是什么速度了吧？”因此，在当时通讯设备的制约下，我国盛行一种叫做“单站预报”的天气预报方法——即根据一个气象站的数据做预报。
而“单站”预报的准确率是很难保证的，因为就全球而言，各国之间是存在气象协议的，根据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各国之间都应该交换各自的气象资料，供全球使用。比如说，如果今天报北京明天的天气，那么主要看华北和东亚的资料，如果预报连续几天，就至少要看北半球的资料。但我们国家那时候之所以强调单站，除了通讯技术落后，无法和人家共享气象资料以外，还有一个小因素，就是“战略”考虑，蒙古和苏联都在我们国家的北面，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都怕人家卡我们脖子吗？我们虽然是和别人交换气象资料的，但是要防着别人不给我们资料，所以当时的发展重点是“单站”预报。
谭晓光就在那个时候，悄悄地拾起童年的梦——他曾经梦想过当一个预报员，现在他可以利用在气象台工作的机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一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有的后悔自己早把课本丢了，担心现在捡，时间来不及；有的已经成家有孩子，为了家放弃了这一机会；还有的就是像谭晓光这样的，胸有成竹——他要学气象。
人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没有“文革”，没有十年浩劫，也许谭晓光不会学气象，尽管气象一直是他的最爱。
谭晓光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不一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我们小时候说个人的理想，那实际上不是真的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而是看国家建设需要什么。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我记得在‘文革’前，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我想学机械，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机械化水平低，落后，我就说我学机械吧，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后来赶上‘文革’，啥也没学。一场浩劫下来，再恢复高考，我想我还是学气象吧，因为我不仅喜欢气象，而且我还意识到气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那批大学生岁数大，有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这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人。”
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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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认真地对待。”
科研工作者就是白领工人
北京的市民都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不期而至的雪造成了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人知道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那一场雪的位置稍微偏一点，降到郊区，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正好给冬季农作物盖上一层棉被。但是，偏偏落在城里！如果那天北京的地面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偏偏就那么合适结冰。于是一场城市“白色恐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袭来，人们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气象部门——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
一位好开玩笑的网络写手说，全世界有两个职业是最痛苦的：一个是气象，一个是地震，一旦被人注意，准是出事儿了。你预报准确一万次一百万次一千万次，都没有人记
得，但只要有一次明显的失误，马上成为众矢之的。
谭晓光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职业，他是一个和天气打交道的人，他是一个想掌握风云变幻的奥秘的人。一些年轻人在了解他的工作以后，会说：“哎呀，一点儿都不浪漫。”他总是很坚持说：“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能预报准确，那种成就感挺让人满足的。”
谭晓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气象台做过几年天气预报员。说起那段时光，仿佛就像是昨天。
“我们做的是短期预报员，也就是今天报明天的天气。一般气象台把预报员分为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这是轮流值班的，今天你主班，过两天你就是副班，每个预报员都有机会。但无论是主班预报员还是副班预报员，都要自己处理数据，自己计算，最后开个会，这叫会商，得出明天天气什么样的结论。有的时候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会发生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预报主班说了算，因为最后是他签字他负责，不能说让他听了你的，结果报错了让他负责，那不合适。有的大气象台还会有领班预报员，由经验丰富的预报员担任，是固定的，他来协调预报员之间的工作，有的时候，就由领班预报员做决定。如果预报员之间争论得特别厉害，或者遇到重大天气、重大灾害、重大政治活动，那么要领导签字，到底明天天气如何报，这个预报由领导决定，将来有问题，不再追究预报员的责任，最后要由签字的领导负责。”说起预报员的生活，谭晓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也许从事这个职业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无论你是领导还是普通预报员，对你业务水平的衡量非常简单直接——看你是否能报得准，或者你的预报准确率有多高。因为预报员之间无论最后谁听谁的，但在会商的时候都会有登记，这个登记是按照个人的原始意见来登记，谁是什么样的意见，就是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无论你头一天争执得多么厉害，只要过一个晚上，24小时之内，老天爷就公布了正确答案。老天爷并不唯利是图，天道酬勤，只有那些始终勤恳始终努力上进的人，才能被老天爷赏识——预报准确！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预报员来说，这就是最大奖赏。
谭晓光在北京气象台做了三年预报员，那三年对于他来说，充满了各种乐趣——他一旦报了下雨，就开始盼着下雨。按道理，他连续值班24小时，下了班正是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却无端地盼雨，盼啊盼啊。如果报的是夜间有雨，那么更有意思，往往是已经睡着了，但就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雨点，他一下子就能醒来——不管睡多熟，只要一下雨，马上就醒了。醒来以后高兴啊，那种高兴比猜中体彩号码还厉害。
如果预报错了，明明说有雨，结果是一个大晴天，或者明明说转晴，偏偏下了一场大暴雨，那可是闲不住了。原本值一个24小时班，要休两天，但要是报错了，这两天就全泡汤了，或者至少是歇不踏实了一一头一天用来跟老天爷对答案，如果没对上，第二天一早就要跑到单位，头天的天气图就得拿出来琢磨。实际上，这种错，换一个事业心不强的预报员根本无所谓，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啊。再说，当时我们的气象手段是多么有限？主要是依据观测员提供的地面观测，另外一个手段是高空观测，主要是放气球，每天放两次，这样可以看高层的气象要素。不过，谭晓光从来不给自己任何借口，他一直在力求每一次的准确度。
谭晓光大学毕业以后，主要搞的全是24小时至48小时的短期预报。但很快，他就为自己定了新的方向——三年以后，谭晓光调入气象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他把最初的重点设在“短时预报”上，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准确的预报。
按照国际上的定义，上午预报下午的天气，也就是12小时以内的气象预报，叫超短期预报；24小时至48小时之间的预报，叫短期预报；48小时至15天叫中期预报；再长就叫短期气候预测。一般来说，越短时问内的预报准确率越要求高，否则没有意义。在英文中，把2小时以内的天气预报称为“NOWCASTING”，主要靠实况监测来实现，和日常的天气预报“FORECASTING”形成鲜明对比。在我们国家把NOWCASTING翻译为临近预报。
“所谓短时预报，是对超短期预报和临近预报的合称，在国际上是从七十年代开始研究这一课题的，但我们国家进入这一课题研究至少比国际水平晚了十年左右。这是仅从时间概念上来谈，如果要谈研究手段和研究设备，那么落后的就不只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了。”谭晓光说。许多长期从事气象工作的科研人员，提到谭晓光，无不发自内心的对他感到钦佩——他不仅有极好的专业素养，而且几乎是一个天生的“科研材料”，他对科研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发自肺腑的热爱。对于别人来说，枯燥的科研工作，充满寂寞和孤独，但对于他来说，则是无穷无尽的乐趣。
据北京气象学会介绍，1986年，谭晓光开始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的研制，攻克了当时在计算机上处理显示气象数据资料图形图表等一系列难关，在实际气象预报业务应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经专家认定，认为该自动化系统的研制具有一定的创造性，该成果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谭晓光荣获了中国气象学会授予的“涂长望青年科技一等奖”、“中国科学首届‘中国科技协会青年科技奖’”，以及北京市气象局当年科技进步一等奖。紧接着，该项研究成果被推广到华北及许多省市，对我国短时天气预报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
就像流行歌曲唱的那样——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没有做观测员的艰辛，没有做预报员的甘苦，谭晓光怎么能在短时预报上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谭晓光曾经非常诚恳地谈到他搞这个项目的初衷——为什么要搞自动处理常规数据的研究：“因为预报员每天口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填图，画等值线，这些全都是手工操作，要花很长时问。为什么‘短时预报’困难？因为你从拿到数据，到处理数据，再画出图来做分析，至少要儿个小时，但由于城市的发展，我们要求气象服务的时间越来越提前，尤其是城市气象服务的要求，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体育赛事，都是要抢时效的，天气预报能早一个小时出来就早一个小时出来。这和‘短期预报’不一样，我们现在每天的常规天气预报就是短期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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