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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宫暖流-女子监狱纪事 作者:季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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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失望，吃个零嘴能吃出什么“地下小团伙”来吗？看样子从梁佩芬嘴里也是掏不出什么材料的。
一连审了好几个女犯，也没能查出女犯“斗殴”的内幕。没有办法，我只好如实向洪月娥汇报。
洪月娥还是不甘罢休，果决地摇头：“不，不！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两个女犯联手打一个女犯，其中能没有名堂？我的研究生，千万别冒傻气了，这是一个大隐患，你一定要给我查个水落石出！”
洪月娥还给我讲了好几起她亲身经历的重大事故：早些年有几个女犯结成地下团伙，暗地里把同号房的同改都治得服服帖帖的，得把她们当老爷一样来侍候；更早十多年，这里还是男犯女犯同监的时候，有几个男犯结成地下团伙，下大田干活的时候，硬是把看守干警按在田里溺死，而后越狱逃亡。
洪月娥讲故事的本领不赖，把罪犯行凶报复的情节渲染得淋漓尽致，直说得我背脊上的汗毛悚然直竖。此后好些天，我常常心神不宁，进果园看管女犯干活的时候，也有意离吕金妹、关飞鸾远点儿，深怕她们会联手把我推下水渠活活地溺死。
梁佩芬——
万幸万幸，进果园下大田干重活的事终于把我免了，从今天起，中队长叫我下车间做鞋。
清水潭女监大楼的建筑设计很科学。每层大楼有三千来平方，东头两千多平方是号房、阅览室、娱乐室、盥洗室等等，是女犯的生活区；西头六七百平方，是每个大队女犯劳动的工场。
有纺织车间、刺绣车间、工艺品车间、缝衣车间、织袜车间等等。五大队有一间制鞋车间。女犯不要出“半月楼”大门，出了生活区铁门，跨进生产区铁门，就是劳动改造的场所。但女监并非独立办厂，每个大队都与社会上的企业联营合作。外头的企业供料包销，女监组织女犯们加工制作。
十来年前，在家的时候，我常常听父亲得意地说起创建这座女子监狱的情况。他说，省里拨了五百万元专款建这座女监大楼。在一个经济不算发达的省份，足见省委省府对监管工作的重视了。但是，有一副菩萨心肠的父亲，总想尽量把女监大楼建得宽敞些，舒适些，那区区五百万不能不捉襟见肘。有将近一年时间，我每次回家都看见父亲老是忙忙碌碌，不是跑计委、建委和建筑设计院，就是驱车几千上万里，跑遍全省的劳改农场，动员他的部下慷慨解囊，多多少少都要给女监掏出一笔捐助款。我妈说，为了建这幢女监大楼，我爸整整掉了十斤肉，他的高血压就是那一年加剧的，他的冠心病就是那一年发现的真是想不到呀，我却进了父亲亲手创建的这座女子监狱！父亲啊，您难道早在冥冥中就预见到十多年后，自己的女儿要来这里蹲号子吗？您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看着女儿我在铁窗里受着熬煎，心里将是什么滋味？
吃过早饭，中队长领着我跨进制鞋车间。这里的景象，我也有些熟悉，今年“三八节”我来参观过。只见一百多名女犯，一排一排坐在小矮凳上，不出声儿地忙着手中的活。有的剪裁鞋面，有的黏贴鞋面，有的在鞋帮上钻眼儿，有的胶合鞋底一道道工序排成一条长长的流水线。除剪子、锥子和缝鞋机的嚓嚓声响，几乎听不到女犯说话。她们都埋头干活，脸色灰暗，谁对谁都好像素不相识，谁对谁都仿佛漠不关心。我一踏进车间，置身于女犯群体之中，从令人窒息的空气里，一下子就嗅到了一种羞辱的、负罪的气息。
中队长把我领到一张小矮凳跟前，说：“梁佩芬，呶，这就是你的生产岗位。”
我坐了下来，面前有一张只有小课桌一半大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放着剪刀、胶水、刷子等等物件，是我的全套生产工具。我正要动手干活，洪大队长陪着一个大个子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对大家说：“喂，全体服刑人员注意啦！大家停一停，余科长有事交待。”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大队跟西源市兴隆鞋业公司联营。他们供料包销，我们加工制作。那个余科长就是兴隆公司派驻我们女监的全权代表。这家伙个头特高，至少一米八几，穿一套低档西装，领带系得歪歪扭扭，袖子一高一低挽着，腰间的皮带上，一边别着ＢＰ机，一边挂着大哥大，一副墨水不多油水很足的生意人派头。他的左脸颊上有一条又深又长的伤疤，像在耳根旁爬着一条浅褐色的毛毛虫，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余科长站在一张高凳上对大家讲话，无非是兴隆公司出产的皮鞋、运动鞋、登山鞋、休闲鞋已经是西源市一大品牌，在省内外销路非常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要姐妹们手头更加勤快，同时又注意质量，讲究技术，节省材料，云云。我几乎把头埋在工作台上，没几句话听进耳朵。我怕余科长认出了我。这是我入监后极其敏感的一块心病，凡是外人来女监参观或联系工作，我都尽量躲着。我知道西源市几乎没有谁不认识我。这都怪那些宣传部门爱抬轿子的人干的好事，说是为了突出头头们的政绩，要做到“天天报上有名字，夜夜电视有形象，时时广播有声音”，我是被人当猴子在公众面前耍了多年的人物，以往还心里美滋滋的，现在成了罪人可是躲也没处躲了。
我心里正忐忑不安，那个余科长讲完了话，让洪大队长陪着，下到一道道流水线“视察”。他们一张一张工作台看过来，我把头埋得更低了，装着专心干活的样子，巴望他们快快从我背后走过去。可是，那个余科长却偏偏在我背后停下来。
一个底气很足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你是新来的吧？”
我连忙点点头。
洪月娥在我身后厉声喝道：“梁佩芬，‘５８条’呢，忘光了？”
我连忙站起来。
余科长说：“哟，不是梁市长么？”
我不知如何作答，笔直站着，像一只被突然从笼子里拎出来示众的猴子，浑身一阵阵觳觫。
“你别紧张，我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像全国人民天天在电视上见到中央领导一样，西源市市民也天天在电视上见到我们的父母官！当然，你们高高在上，不认识我，可我们还能不认识你？”余科长说得温和又诙谐，把女犯们逗得轻声笑起来。“真没想到呀，你会进了这样的地方。太为难你了！你没干过这活，就多问问老姐妹们吧，她们干了多年，都能当你的师傅。”
洪大队长指着我的邻座谢芳说：“梁佩芬，你就拜谢芳做师傅吧，开头宁可慢一点，要保证质量，糟踏了材料，我们可赔不起！”
我只管低头听着，没敢吭声。洪月娥就骂我哑巴，我才连连称是。这也是“５８条”铁的规定，犯人不仅在管教面前，而且在所有自由公民面前，都是低人一等，都得毕恭毕敬给他们回话。
余科长和大队长说完，又到别的女犯跟前指指点点。往后，我在车间里能经常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子，看来他们是这个车间生产的总负责。
余科长走后，邻座谢芳就来教我干活。我们是同一号房的同改，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我想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也是章彬彬有意给我安排的吧。前些日子，我恨章彬彬真是毫无道理，她能关照我的不是都在暗地里关照我吗？
最初的活计，谢芳手把手教我。她一边示范一边说：“看，这活非常简单。呶，把两张小羊皮鞋面重迭在一起，糊上强力胶，抚平，压实，觉得已经黏牢了，就行了。你试试看，一眨眼就能学会的。”
这活的确太简单了，我从流水线上一个工序，抱来一大捆已经剪裁好的猪腰形的鞣羊皮，刷上一层强力黏胶剂，再把两片小羊皮重迭胶合在一起，压压平，再送到下一工序去钻孔眼，这活就算完成了。
我开始独立操作。我打开一瓶强力黏胶剂，一股怪异的气味扑鼻而来，让我反胃得几乎呕吐。我想，要有一只口罩就好了！
我当副市长的时候，视察过一些鞋厂，女工们向我反映过，说这类黏胶剂的化学气体，对人体极其有害，做过几年运动鞋的女工，连孩子都怀不上。我左顾右盼，见前前后后的同改们都没有戴口罩，便打消了这个奢望。我想决不是女犯们不知道这种化学气体有害，关键的关键，是戴上口罩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瓶盖一打开，那种化学气体自然要散发出来，自然要充满整个车间，你戴上口罩又有啥用呢？只能徒然挡住你的口腔鼻孔而让你呼吸不便罢了。
接下来的麻烦，是我掌握不了涂抹黏胶剂的技术。涂多了，浪费原料，一瓶黏胶剂要黏合五十来双鞋面，这是规定好的，浪费了原料，女犯就得挨剋；涂少了吧，又黏合不牢，质检员要叫你返工。更难的，是用刷子怎么也刷不均匀，我常常要用手指帮忙，事实上，许多同改干脆只用手指。我又左顾右盼，看见同改们那些正在忙碌的手，原来白嫩的纤细的女性的手，已经变得焦黄而粗糙，像老树根似的，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又忽发奇想，问邻座的谢芳：“喂，我说，要是戴上一副塑胶手套，不就能保护大家的手了吗？”
谢芳凄然一笑：“早先大队都给女犯们发过塑胶手套的，但是同改们只戴一两天，都不愿戴了。”
“为什么？”
谢芳说：“戴上手套，手指对鞣皮鞋面的触觉就迟钝多了，干起活来不够利索。不信你试试看，强力胶涂多涂少，全凭十个手指的感觉。”
我还是大惑不解：“同改们难道还盼着多干活多挣钱？”
“干得好，当然能多拿奖金，但不多，一个季度也就是几十元吧！我们的剩余价值，”谢芳这个经济学硕士，为在这样的场所说出一个经济学专用名词，仿佛是一种卖弄，竟有点不好意思了。停了片刻，她才接着说，“对，是剩余价值，对不起，我这样说你会更明白一点。对，是我们的剩余价值，绝大多数归了公，大队只抽点零头儿给大家发奖金，每月能够买点零用品。所以，挣钱不是第一位；最主要的，第一位的，是记分，分数比钱更值钱。因为干活的分数积累起来，说明你改造得好，可以减刑。明白吗，减一年刑，就意味着早一年出狱，早一年获得自由，谁还敢掉以轻心！”
哦，我算明白了！下车间之前，中队长曾向我仔细讲解过《罪犯改造表现考核百分制》的奖惩规定，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现在，我彻底明白了，“百分制”可是一条比电警棍厉害得多的鞭子，它时时都抽打得女犯们像陀螺似的打转转。我抬头把车间扫了一眼，见同改们干活都非常认真，百多双女性的手，在工作台上窸窸窣窣地翻动。有人想上厕所，都小跑成一溜烟，来去匆匆，分秒必争。几乎没有一个女犯敢偷懒耍滑磨洋工。
“分数比钱更值钱”，这话真是太精辟了！我很快得出一个公式：
干活＋忏悔（认罪）＝分数＝减刑＝出狱＝自由。
看看，犯人能不拼死拼活地干活吗？只有失去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比金钱宝贵千万倍。自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怪物，当你拥有自由的时候，你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当你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像鱼儿离开了水，像人没有了空气，就比你生命的终止还要可怕！
这样想着，我像所有女犯一样，沾满了强力胶的十个手指，在工作台上神经质似的飞快动弹起来。
任思嘉——
大队长要我在我们中队查出一个“地下小团伙”，我却迟迟找不到一点线索。今天是星期天，女犯都在号房里歇着，我想去把关飞鸾再找来谈谈。
我跨进９号号房时，看见有几个女犯坐在桌前写家信，谢芳靠在床角落里背英语单词，吕金妹和另三个女犯在甩老Ｋ，各人下巴都贴着好几溜纸条。这些囚犯入狱前都是赌博成瘾的，在号房里允许打扑克，但是不准赌钱，她们只好用贴条子、钻桌子这种游戏寻找点刺激。正在打牌的女犯见我走进来，全都不好意思地起立。我说，“玩你们的吧，只是决不准赌钱啊！”吕金妹说，“报告中队长，我们哪敢呀，也就是给输家添两撇胡子逗逗乐！”
吕金妹很可能是个老赌棍，我从来没见过她甩老Ｋ失利过，这会儿下巴仍是光光的，没有一张纸条，所以她很有几分得意。
关飞鸾也是个老“赌客”，号房里只要有牌局，哪回都少不了她。
今天却怪了，她老老实实躺在床上，不算冷的秋天，身上却焐着一条大被子。我走到她床前问道：
“关飞鸾，你怎么啦？”
关飞鸾有气无力地回道：“报告中队长，我快死啦！”
她说着就想坐起来，我制止了她：“别胡说八道，你到底得了什么病？我带你到医疗所看看吧。”
“不、不！”关飞鸾惊恐万状地叫着：“我坚决不去，谁也看不好我的病。”
我把她的被子掀开一角，一股霉豆豉一样的气味冲了出来。
我仔细看了看，嗬，好家伙，她病得真不轻：脸色煞白煞白，上额、下巴和脖子上长出一串一串紫葡萄似的水痘，胳膊上还有黄豆似的浓疮。她呼吸好像有些困难，气也出不均匀了，嘴巴张得大大的，双唇一撇一撇的，像一头抛到岸上的鱼。
我大吃一惊，说：“不行，不行！你得马上跟我去医务所！”
关飞鸾扯过被角把自己焐得更紧些：“不、不！我哪也不去，医务所治不好我的病。”
我无计可施，就准备去监狱医务所找医生。我走到走廊上，吕金妹悄悄跟了出来，在我后面叫住了我：
“报告中队长，我有要紧话跟你说。”
吕金妹非常生动地向我描述关飞鸾发病的情况。她说关飞鸾是吸毒的老毛病犯了。有句老话说，“一次吸毒，终生想毒”。关飞鸾入监后，吸毒虽然戒了，但是她不管什么时候，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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