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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25_240024-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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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阎真长篇新作《因为女人》
杨柳
这是世纪性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向知识女性提出的。作者是一位男性，他说见到了太多的实例，不得不写一部小说，来讨论现代知识女性所面临的情感和生存困境。
这个问题不是来自心灵思辨，而来自我们的时代语境和生存状态。的确，正如每一个女性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时代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生存状态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市场经济以其看不见的手在召唤财富，也召唤欲望，它就是以对欲望的承认为原初出发点的。这种价值观念以水银泻地的力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两性关系方面，欲望得到承认，道德趋向宽容，自由失去边界，身体大幅升值，电视、广告、网络、杂志、报纸……一切传媒所传递的价值信息难以抗拒，女人“非美不可”，美就是最高的价值。与之相对应的，是精神价值的贬值，“爱情”在许多人那里几乎灰飞烟灭，成了一个说不出口的词汇，被“感觉”所取代，而“感觉”无需深刻性与神圣性，它流动着，也引领“身体”流动着。这种状态日渐成为我们生活的主流景象。但是，流动着的心灵和身体又到哪里去寻求纯情？爱作为女性生命中最核心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主题，是不是已经不合时宜？爱情是不是已经只是身体的感觉，已不再意味着责任、忠诚、永恒，而如小说主人公所说的那样，需要重新定义？
也许，我们不必站在特定的伦理立场来评判这种生活景象，人类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以悖论的形式存在。我所关心的，是由此而来的女性生存问题。在“非美不可”的生存竞争中，不是美女怎么办？是美女青春不再又怎么办？女性的价值和幸福感日益倚重“身体”，可“身体”又是一个最缺乏稳定性的生存资源。当下有无数的文学作品在写身体，可谁又把青春不再的身体当作“身体”呢？当许多女性作家也把“身体”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时，其中不就暗含着对自身的否定吗？欲望化的社会氛围使女性生存环境日渐险恶，身体至上的观念难道不是对女性的最大伤害？
还有上天对女性的不公。有多少夫妻，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男人获得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成功而步入人生的佳境时，女人却失去了她最宝贵的青春。这是一个逆向的过程。如果说，结为夫妻在最普遍的情况下是均衡的结果，那么这种均衡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衡，由此而来的悲剧在我们生活中触目皆是，动魄惊心。在欲望化的眼光中，女性是没有前景的。现实是现实的，也具有残酷意味。那么，女性将如何自处？或者隐忍，或者作出无需依恋男人、做一个嫁给自己的女人的姿态？女性作为一个群体，能不能避免那种黯淡的前景？
还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女人的前景在哪里？作者说，有的，那就是亲情。激情过去了，青春消逝了，只要亲情还在，幸福就还在。亲情是时间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在这里，时间是你的优势。对女人来说，亲情，只有亲情，才是人生幸福的根基。幸而有许多女人在这里获得了成功，不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孩子，将会有怎样的命运？
可问题的困难性在于，在一个欲望化的社会中，亲情的建立越来越艰难了。两个走到一起的人，有过了多少激情的经历，暗怀了多少隐秘的记忆，谁是谁无可替代的唯一，谁又会为谁立地成佛？没有情感的纯净，构建亲情的基础又在哪里？在今天，有多少女人，她们的心路历程跟小说的主人公一样，从天然的理想主义者变成被迫的虚无主义？
对于这种种问题，小说作者的回答是相当悲观的，悲观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种悲观有没有充分的依据？和谐社会的理想能不能在两性关系中也得到体现？
也许你不赞同作者的描述，但却不能不理解他的忧虑，不能不思考他提出的问题：21世纪，我们怎么做女人，我们又能够怎么做女人？
（作者为《因为女人》的责任编辑）
记者：阎真老师，《沧浪之水》之后，大家盼望您的新作源源不断，没想到一盼就是6年。写小说对您很困难吗？
阎真：我对自己的协作有相当高的要求，首先要找到一个有创意的话题，自己对这个话题要有切身的感受。接下来要使这个话题得到充分的艺术展开，艺术的平庸连我自己都无法忍受。每当找到了那些属于自己的句子，我就感受到了创造的愉悦。正因为要求相当高，我的写作过程是非常小心的，我这里说两个事实，来表明我认真的程度。一是写《因为女人》，我做了大概两千条的笔记。二是小说的开头，我花了四个月的时间来思考，重新翻阅了近百部中外名著，看到人是怎么进入叙述的。看了以后又很灰心，觉得好的开头都被别人尝试过了。现在的开头写成这个样子，不敢说有多么好，但它是我思考了四个月的结果。
记者：《因为女人》在《当代》刊发后，我身边很多人都在谈论它，可以说是争论，有时候是很激烈的争吵。可见小说触及到了社会敏感的神经。正如一句俗话所说：男人和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您能不能告诉本报读者，在男女关系这个最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你希望我们关注什么问题？
阎真：我有两点希望。第一是希望读者通过小说，看清楚这个时代给了女性多么大的压力，爱作为女人生命的核心价值，是多么难以实现，因而幸福对她们来说是多么艰难。在“时代”这个思考方向，我的小说是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欲望化的社会现实造成女性的的生存困境，因为她们的青春不会永久。以前有道德的压力作为保护的屏障，现在失去了。第二我希望女性读者原谅我把年龄的压力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三年前我在与一个女性朋友谈及小说构想时，她很敏感地说，希望小说不要触及年龄问题，不要在她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但是，小说不讨论就能够逃避生存的真相吗？压力不是我的小说带来的。作为一个男人，我愿意坦诚地说，他们对女性年龄的敏感，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普遍心态。这也许就象女性对男性是否成功非常敏感。小说中那种种关于女性年龄“说法”，全部来自生活，没有一处是我杜撰的。还有更极端更残忍的话，我都不忍写出来。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不无悲伤地看到，失败的女性很多，而且，我预言，会越来越多。因此，在这个时代，一个女性要追求完美的人生，需要更高的智慧。
记者：您的新作在充分表现了女性的困境的时候，一再批判男性，难道您也和贾宝玉一样，认为男人是泥做的？
阎真：小说表现了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的生存困境。对女性我予以了最大的理解。对男性我是有批判的，自私、欲望化，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主流选择，而这种选择需要女性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对他们也不是一味的批判，如果那样，我的小说就失去了水准。在这里，生活以悖论的形式展开，并不以非黑即白的形态存在。作为男性，我对他们也很理解。如果他们的选择给予女性以巨大的伤害，那这种伤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罪于上帝。女性一味地骂男人不道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为这种“原罪”的先天性，我个人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是比较悲观的。
记者：您在小说中一再抨击说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很不公平，似乎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您是吗？
阎真：我们这个社会的确是男权社会。第一，社会资源更多地掌握在男人手中。第二，在时间进程中，男人在情感方面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这是上帝对女性的不公。但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也不认为女权主义会给女性带来幸福可能性。女权主义意味着把男性当作潜在对手，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理想。还有，在现实中我也看到，有女权倾向的女人，在感情上几乎无一例外是失败者。我因此对女权主义抱有警惕，它不会给女性带来幸福。
记者：一个自称对女权主义很不感冒的男作家在小说中一再替女性说话，这本身就很让人惊奇。遗憾的是很多女性并不一定感谢您替他们“伸冤”。贾宝玉说男人是泥做的同时也说女人是水做的。可在您笔下，男人是泥做的，女人却不是水做的，甚至比泥还不如，他们眼里除了金钱就是欲望。这是您的本意吗？
阎真：我相信在性心理的差异性方面，女性比男性对爱更加看重，也更加执着。女人需要男人爱她，没有爱就没有幸福。现在有些女性在对爱绝望之后也活得很潇洒，只是这种潇洒经不起时间的摧残，她们不知爱为何物，前景非常黯淡。个别特别有本钱又特别机智的女性除外。但我还没有把女性写得那么糟糕吧？你对柳依依印象很差吗？无选择啊！理解和同情是我的基本态度。
记者：小说中，女主人公是漂亮的知识女性，但似乎除了给别人当二奶就没有别的出路，当了二奶又更没出路，知识女性的处境真这么绝望吗？
阎真：作为小说，我要表现自己所感受到的问题，肯定是朝着表现问题的方向写，何况这种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生活中的确还有一些聪明的女孩，她们以自身的智慧选择了正确的方向，但并用认真和执着巩固了这种选择的成果。激情总是会消失的，亲情培养起来了，就是幸福的空间。这需要认真，需要智慧，需要执着，需要韧性和耐心，不容易。这个自由的欲望化时代给男人带来更大的利益。幸福对一个女性来说，不容易，很艰难。
记者：你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怎么看得？
阎真：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五大冲突：民族的、阶级的、人与环境的……那么，两性之间的冲突必然列入其中，这也是小说所表现的话题具有的普遍意义。我觉得两性之间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因此，对两性关系的前景比较悲观。爱，这个在女人一生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价值，会越来越难以实现，这是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副产品？
记者：你的小说，扉页上写的很明白，把波伏娃和你的两个女性论断放在一起，让人很明显地意识到你对波伏娃论断的不同。简单说，你们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阎真：波伏娃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女性的社会形象是文明决定的。我则认为女性的社会形象既是文明决定的，同时也是生就的。应该说，首先是生就的。生理事实在其展开过程中成为了文明的必然构成，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文化和心理状态。波伏娃的“文明决定论”回避了女性先在的生理因素，因而是片面的。
记者：我能不能这样总结：女人基于她的生理性实事，她的最大追求是感情。而这个感情，在社会现实中的几乎是很困难的，所以，女人的出路在于，用真情去建立一份亲情，用亲情在维护家庭？
阎真：这要结合当前的社会现实来谈。现在的社会是相当欲望化的，欲望化社会挤压了情感空间，这对女性是一种极大的打击，也是她们面临的新的历史性挑战。因为，在欲望的视野中，女性是没有光明前景的，她不可能永远年轻。这是这部小说提出的问题。女性的前景在于建立一份亲情，但如果她以前有了很多的情感和身体的经历，她还会有爱的信念和力量吗？又如果没有起码的心灵纯洁性，建立亲情的基础又在哪里？这也是小说提出的问题。
记者：爱情，是女性追求的全部吗？我前一段读到同样是男性的张承志给侄女的一封信，第一句话就这样说，“你必须找到除了爱情之外，能够使你用双脚坚强地站在大地上的东西。”这个“爱情之外”你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女性，我现在的理解是独立（经济的和思想的）、自由（不依附）以及对于生活前程的信念，在女性自己个男女两性之中的作用是什么？
阎真：在我的经验中，女性比男性更需要爱，因此欲望化社会对她们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失败。对欲望化的批判，是小说的一个主题，这表现在小说中男性的形象都不太好。在爱情之外她们还需要有自己的事业，否则自己的幸福很可能就没有最起码的保障。
记者：如果感情是女性的最大追求，那么你这本书告诉我们，这个感情是不可靠的，是有赖于男性的，是被动的。那么，女性的追求注定将是一个悲剧了？女性，在男女两性中有可以主动把握的空间吗？
阎真：感情不可靠，这正是欲望化社会的特征。问题在于，女性发生“情感第二春”的机会比男性小得多，这是生理事实（青春不再）和文化事实（男性人爱年轻）对她们的制约。在这个欲望化社会，女性发生这种悲剧的机率是大大增加了，触目皆是，这是新的社会现实，也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动因。
记者：你的书还探讨了女性的自由。当然，是借助你的小说角色之口告诉读者，所谓的自由，到最后将成为女性无法承受，无所凭依的东西。这个论调似乎是逆潮流而动啊。
阎真：在两性关系问题上，我个人对自由没有特别大的好感。这不是说男女不应自由恋爱，而是说，太多的男人在自由的旗帜下去实现妻妾成群的梦想，像小说中的夏伟凯一样，对女主人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自由对女性来说简直就是恐怖主义。在小说中我说，自由不是谁想咬就咬一口的大苹果，这是对女性说的，也是我希望她们慎用自由的权利。如果有读者认为在两性关系上打破一切约束的自由是历史潮流，我非常愿意承认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我相信这是站在女性的立场上，维护了她们的利益。
记者：女性是否拥有过权利？在这一点上，从恩格斯的母系氏族论到波伏娃，到你对于经济欲望社会的观察，有什么区别？
阎真：欲望化社会给女性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因为一旦青春不再，她就不再是欲望的对象。小说中种种关于女人年龄的“说法”，都来自生活，再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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