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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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地位，要否定这种礼制，追尊其生父为兴献皇帝。这样，就在朝廷内部引起了“承认皇统”还是“尊奉家系”的所谓“议大礼”的激烈纷争。杨升庵心骄气盛，直接站在皇帝的对立面，坚持要皇帝以武宗之父孝宗为父考，而称其生父兴献王为叔父；并集众请愿，慷慨陈词：“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嗣复联结群臣，撞撼宫门，大哭大闹，声彻殿廷。因而重重地激怒了嘉靖皇帝。十天内，两施杖刑，死而复苏之后，又把他流放到云南永昌卫，永远充军。嘉靖皇帝在位长达四十五年，这样，杨升庵一直到死也未能回朝任职。直到新的皇帝登极，大赦获罪诸臣，他才复职，无奈已经做鬼七年之久了。这使人联想到张学良。蒋介石弥留之际，还叮嘱儿子：“不能放虎。”结果，直到蒋经国也撒手西去了，张学良仍然没有活动自由。　
　　当然，若从他们二人“获罪”的根由来考究，我们就会发现其间的天壤之别。论价值，一者重于泰山，一者轻如鸿毛。张学良激于民族大义，同杨虎城一起，毅然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以个人失去半个多世纪的人身自由为代价，换来了国内的和平和全民族奋起抗日救国的新局面，结束了十年内战，“影响了一个大国的整个历史走向”（国外历史学家评语）。而杨升庵为之拼死相争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皇父”、“皇叔”，“继统”、“继嗣”一类礼仪，犯得上去为它撼门痛哭，受杖殆毙，横遭几十年的流放，断送后半生的前途吗？　
　　半个世纪之后，张学良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有人问他“如何看待过去那段历史”，张学良镇定而平静地回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英雄无悔，始终如一，从而进一步成就了这位“千古功臣”的伟大，使他为自己的壮丽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我们不妨设问：如果杨升庵同样遇上这种场合，那么，他在回首前尘时，也会这样坦然面对，无怨无悔吗？　
　　无须后世的论者，就是他自己，数十年后，当他以淡泊的心境回首往事时，恐怕也能够悟解，那场闹翻了天的所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大礼议”，不过是“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实在是堪笑亦堪怜的。——这，与其说是痛彻骨髓般的悔恨交织，莫如说是一番彻悟，一份迟到的清醒。　
　　杨升庵晚年写过一部《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上起鸿蒙初辟之时，下至元代，共分十部分，以弹词形式演绎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其中第三段《说秦汉》的开场词，是一首《临江仙》。清初，评点《三国演义》的毛氏父子，将它移入这部名著的卷首。结果，许多人误以为它出自罗贯中之手，弄出了大笑话。其实，大多传世之作都源于作者血泪交进的生命体验。除了杨升庵，又有谁能够具备这样深刻的人生感悟呢？原词的上阕是：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历史上匆匆来去的“千古风流人物”，宛如巨浪淘沙，消逝净尽。这里化用了苏东坡《赤壁怀古》的成句，把长江东逝与人物迁流联系起来。接着，诗人从纵观历史，思量世事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嗒然无奈的事实：“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夕阳，象征自然界和茫茫宇宙的恒在与悠远；而万千成败是非，转瞬间烟消云散，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的渺小与短暂。“转头”状写时间的飞速，加深了“空”字的深邃意蕴。当然，诗人的这番感慨，不仅根植于历史，更多地还来自个人的切身体验。恰如他在词的下阕中说的：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白发渔樵”是名利场外之人，不妨看成诗人的自喻。他在这里获得一个俯瞰千古兴亡、冷对是非成败、闲看秋月春风的特殊视角。如果说，上阕的“诗眼”是“空”；那么，下阕的“诗眼”则是“笑”。由“空”而“笑”，是一番清醒、透辟的大彻大悟。任凭世事纷纭，千般变幻，诗人却兀自在一旁衔杯把酒，酌古量今，笑谈那些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拼死拼活、咬住不放的种种可悲可悯、堪叹堪怜之事。一副超然物外、从容潇洒的风姿，跃然纸上。酒浊神清，意浓词淡。愤火燃烧到白炽化的程度，也就没有了焰色。过分复杂、痛苦的事物，反而会转化为极度的简单、意外的宁静。　
　　杨升庵还曾填写过一首调寄《南乡子》的词，寓意大体相同：　
　　携酒上吟亭，满目江山列画屏。赚得英雄头似雪，功名。虎啸龙吟几战争。一枕梦魂惊，落叶西风别换声。谁弱谁强多罢手，伤情。打入渔樵话里听。　
　　可以说，这类词作既是诗人惨淡心境的真实写照，也是他赖以求得自我解脱，从一个方面放弃自己，又从另一方面获得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作为一代哲人，他从庄子那里悟解了达生之道，认识到在人生道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尽可泯漠那些荣辱、穷通，是非、得失，从而克服心理上的诸般障碍，做到弛张莫拘，舒卷无碍。正是这种旷达的人生态度，帮助他度过了漫长、凄苦的谪戍生涯。　
　　这一切，都使处于同样困境中的张学良，饱受启迪，深获教益。　
　　　
　　四　
　　　
　　如果说，在三十六岁之前，张学良已经铺设好自己的成功之路，矗立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耀眼丰碑；那么，杨升庵呢？无论是科第夺魁，翰林富贵，还是拼死哭谏，“以励名臣风节”，都还谈不上什么“名山事业”。他的功业、文名的实现，端赖于边荒谪戍的赋闲生涯。这又是张、杨二人的迥异之处。　
　　杨升庵流放到云南之后，当地的贪官污吏嫉恨他的刚直、廉正，企图进一步加害于他。面对极度艰难的困境，他“壮心不堪牢落”，“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见《明史》）在朝夕苦读的同时，著书四百余种，写作诗词近三千首，被史家称作“古来著书最富第一人”。他不仅经史、诗文造诣深邃，而且，在天文、地理、语言、戏曲、书画、医学、金石、博物等方面，均有建树。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史学方面，“拔戟自成一队”，取得了突出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失败促进了他的成功。“蚌病成珠”，仕途上的惨重蹉跌，为他学术、创作的巨大丰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在物质生活上的损耗，恰恰增益了他在精神世界中的获取。他以摒弃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为代价，博取了传之久远的学术地位。　
　　而且，在久居边境的流人中，就其化育多士、敷扬文教、学术交流的善行来说，有明一代，亦当首推杨升庵。他的足迹遍布川、滇两省，当地士人无论识与不识，都载酒从游。一时，就学问道者塞满山麓，肩摩踵接。（见《蒙化府志》）　
　　同张学良一样，杨升庵的情感世界也是很丰富的，他也有一位像于凤至那样贤惠、多情、才华横溢的妻子——黄娥。于凤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黄娥则擅长吟诗作赋。她们早年都曾享有完满的爱情，后来同样经历了惨痛的生离死别。于夫人与张将军长别半个世纪，黄夫人与杨状元长别三十年。　
　　杨升庵被罪谪戍永昌，黄娥远隔千里，无缘得见，相思情笃，发而为诗，题为《寄外》：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日归日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　
　　在数十载的监禁中，张学良一直有红颜知己赵四小姐相依相伴；杨升庵也有两位如夫人茹苦含辛，相濡以沫。她们都是与丈夫休戚与共，生死不渝，以似水柔情舒解羁人的千般苦难，慰藉着惨淡人生，以爱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生命之树，从而分别寿登期颐和得享古稀上寿。　
　　颇有意趣的是，张学良年轻时曾经有过酣歌醉舞的轻狂岁月，过着纨绔子弟的放浪生活；而后半生则至端至正，同当年判若两人。与此恰成鲜明的对照，杨升庵作为世家子弟，从小困缚在封建礼教的轭下，一切中规中矩，可说是：“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话就是放肆”；可是，流放到了边荒，就开始“脱略礼度，放浪形骸”了。据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记述：升庵贬谪滇中，当地一些部落的首领，为了得到他的诗文翰墨，常常遣使一些歌妓身裹白绫，当筵侑酒，就便乞书，杨即欣然命笔，醉墨淋漓裙袖。升庵在泸州，醉中以胡粉扑面，作双、r髻插花，由门生抬着，诸妓捧觞侍侧，游行城中，了无愧怍之感。　
　　这是一种个性的解放；同时，那种佯狂作态，放诞不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逆反心理，是对其终身罪废边荒的过苛处罚的消极反抗；当然，更是他全身远祸、韬光养晦的一种方式。《明史》本传记载，嘉靖皇帝对他一直耿耿于怀，切齿痛恨，“每问慎（升庵名慎——引者注）作何状，阁臣以老病对，乃稍解。慎闻之，益纵酒自放”。从这一点看，升庵自知不为当道所容，“故自贬损，以污其迹”，实在也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　
　　正如他的挚友、重庆知府刘绘在《与升庵杨太史书》中剖析的：　
　　夫人情有所寄则有所忘，有所讥则有所弃。寄之不纵则忘之不远，讥之不深则弃之不笃。忘之远则我无所贪，弃之笃则人无所忌。无所忌而后能安，无所贪而后能适。足下之所为，将求夫安与适也。　
　　其实，联系到张学良将军羁身台岛时的养花莳草，信教读经，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做，固然可以看作是消遣余生，颐养天年，但是，能说其间不包含着《三国演义》中“玄德为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的韬晦深心吗？　
　　责任编辑　宗永平　
　　题　字　李纯博　
夜深一盏灯（外一篇）
陈幼民　
　　在我插队的时候，陕北农村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吃穿用品，大部分靠自己生产。但有两样东西，是必须向公家购买的，一是火柴，二是煤油。我印象中，几乎所有的乡村供销社里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味儿，似乎成了它的无形标志。我琢磨，这是煤油、火柴和醋混成的味道。凭着它，人们毫不费力便可寻到供销社的所在。　
　　城里人生活中不大用得着煤油，照明有电灯。而农村则要靠点煤油灯。油灯的种类很多，老乡们用的，多半是用墨水瓶自制的简易型，瓶盖上钻个洞，插上个棉线捻子，就算齐活。下边托个木架子，移动方便。这灯省油但不亮。我们用的油灯是买来的，玻璃制作，油仓和底座铸成一体，沉甸甸的。灯头是金属的，安上灯捻儿，有一个旋钮，可调亮度。上插一个鼓肚的灯罩，点起来，虽远不及电灯，但在小窑洞里，也足以看清人的面目。这灯光黄黄的，悠悠地闪着，尤其在冬夜，看到它，就感觉到一丝温暖。　
　　知青们煤油的消耗量是很大的，远远超过老乡。一是点灯的时间长，二是亮度高。知青们不习惯夜晚的黑暗，总是把灯拨得亮亮的。知青们也睡得晚，不像老乡那样，放下饭碗就钻被窝。我们吃罢了晚饭，盘腿坐在炕上，围着油灯，侃大山，看书，非要折腾到夜深人静，才肯休息。所以，每隔三五天，我们就要下山去买一回灯油。白天洒尽汗水，夜晚怎可无光。　
　　插队之初，我们的身体还不能适应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忙时，每天十几个小时的活儿干下来，骨头架子都快散了。回到窑里，往炕上一躺，便昏昏睡去，有时连饭都懒得吃。待春去秋来，手上磨出了老茧，肩上扛了两疙瘩硬肉，每日收工，觉得还有劲儿没使完，总想寻些事来干。秋冬两季，天短夜长，在窑里待的时间多了，肚子里的书虫就蠢蠢欲动，旧情复发，忍不住要找些书来看。自小养成的习惯，再怎么“教育”，也难移本性。　
　　想读书，可书从何而来，经文革之劫，已焚得差不多了。“破四旧”时，废品站里书籍堆成了山，家家户户送瘟神似的往里边扔。到我们下乡时，身边除了“红宝书”和几本马列著作，所剩无几。说到此，我还真得感谢可称作我的老师的两位师哥，一位叫左林合，一位叫王秉坤。他们高我两级，在校时便以才子著称。我的读书，与二位有很大关系。　
　　左林合精文学，当年我的母校北京十三中，有个十分著名的壁报，叫《语文园地》，每次出刊，都会引得众多同学驻足观看。左林合便是其中主笔之一。他的肚子里，有数不清的文学故事。每次聊天，从他嘴里说出的，不是柳永因词获罪，便是周邦彦哀情被赦。说时神采飞扬，唾沫星乱溅，许多故事，我至今还记得。若在课堂茶舍讲这些，倒不稀奇，在陕北土炕上，刚放下小米粥碗，就开讲文学，可见此人瘾有多大。　
　　王秉坤体格强壮，作风儒雅，有思想，文笔好。数理化皆强。看书喜诵，每到忘情之处，炕沿儿拍遍，声震窑顶，摇头晃脑，旁若无人。我时常找寻他读过的片段，看精彩之处何在，为何获得激赏，无形中，也长了不少见识。　
　　两位不仅肚里有货，也藏了不少书，都是当时被称作封资修的东西，真不知他们是怎么逃过的书劫。尤其是王秉坤，行李中有一只四四方方的铁皮箱，里面别无他物，满满的全是书，其中还有许多难得一见的旧版。虽然时隔三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读过两人的书有《史记选》、《国语》、《国策》、《左传》、《春秋》、《论语》；诸子百家中的一些，如《管子》《墨子》等、《历代散文选》、《古文观止》、全套的《中华活页文选》、北大师生著的《中国文学史》、余英时选注的《诗经》；唐诗选本若干种，胡云翼编的《宋词选》、《聊斋志异》等，还有一些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　
　　书量不算大，可全都是精品。能在陕北的土窑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