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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 2007年第01期-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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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所有的儿女都孝顺姥姥，可我看得出来，姥姥她很孤单，也很寂寞。孤单和寂寞是两个意思，孤单是在外表，姥姥身边没有做伴的人，因为姥爷在许多年前就去世了。寂寞是在心里，姥姥一定有许多委屈，许多烦恼，可她不想说，也没有人说。所以姥姥的表情很淡漠，总像在想事。
姥姥告诉我说，她不肯跟我妈或我小舅住到城里去，是因为她不喜欢城里的床，坐在床上不能抽烟。她喜欢乡下的火炕，坐在火炕上可以抽烟。姥姥抽烟的姿势十分酷，那支烟卷在她嘴里吸的时候，她好像很迷醉，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连嘴角四周的皱纹都朝着一个方向高耸去了，直到吸不动了，那肌肉才肯一点点放松，回到原来的位置。姥姥紧接着就再吸下一口，还是这个样子，肌肉耸起来，再松下去，反反复复，直到把一支烟抽完。
抽烟的时候，姥姥的眼睛总是透过窗子向院外看去。院外并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值得她看，她却一直能从早上看到傍晚。后来我知道了，姥姥不是在看，而是在思考，她是一个寂寞的思想家。
这里写的是老妈的日常状态。老妈在日常里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孤独而深刻，嘴里总是叼着烟，脑子里积攒了不知多少条重要的深思熟虑的见解，家里来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就是老妈发表这些见解的时候。尽管老妈很想把她的见解快一点说出去，可她总是先耐心地让来说话的那个人唠叨完，等周围的气氛安静下来之后，她再说。老妈的嘴不像一般的乡下女人那么碎，她只简单地说几句，那几句就是格言一级的。别人说话，说的是过程，老妈却是把过程给浓缩了，或省略了，说的只是她每天坐在炕上思考的结果。所以，村里的人都爱听老妈说话。在他们是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在老妈嘴里却一句话就说破了，而且，老妈说的，往往就是真理。现在不同了。老妈一定是感觉遇到了她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她才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小弟也是一根接一根地抽，话也不会说了。我咳了一声说，妈，B超看不清楚，医生让咱们再拍个CT。老妈回过头，掐了烟说，既然来医院了，就听医生的吧。老妈的语调明显地降了下来，显出一种从未有过的顺从和迷茫。
CT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说不是在子宫，而是在卵巢，需要马上做手术。这话让老妈听见了，声调立刻高了八度。手术？我身上一辈子也没挨过刀，死就死吧，我可不做什么手术！可她夹着烟的手指，却在微微地颤抖。这一次，我没有跟小弟商量，也不管老妈愿不愿意，自己做了一回主，坚决让老妈跟我到大连住院手术。老妈眼神诧异地看了看我，无奈地平静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想通了，说，好吧，就听你一回，去大连手术，可我得先回家一趟，拿衣裳，拿烟。
老妈除了爱抽烟，就是爱穿戴。老妈身上的衣裳再旧，也一定是洗得干干净净，熨得板板正正。老妈做了新衣裳，总是先留着过年穿，过节穿，出门穿，直到穿旧了，最后再在素常日子里穿。老妈的手头要是有了点钱，不舍得买吃的，却舍得买穿的。老妈常说，东西吃了，香香嘴，臭臭腚，谁看见了？衣裳穿得不像样，可是丢三辈子人，上丢爹妈的脸，下丢儿女的脸，外加上自己的脸。人哪，什么最值钱？就这张脸最值钱！老妈已经是快八十的人了，腰也弓，背也驼，可每次回乡下之前，问她想让我买点什么，她就会说，不要吃的。买件妈能穿的吧。所以，在乡下，老妈一直是个穿得最讲究、最体面的老太太。老妈知道，乡下地方太小，穿衣裳也没有多少人看，因此就特别在意出门的打扮，每次不管出远门近门，只要是出门，不但身上要穿戴得像样，包里还要带上几套漂亮的衣裳。住院当然也是出门，除了拿抽的，也得拿够了穿的。
为老妈手术主刀的是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女博士，这是我托了很多层关系找到的妇科手术专家。医科大学附属一院的床位向来紧张，即使是SARS了，该上医院还得上。我原想给老妈要个单间，可整个病房就一个单间，正有人住着，老妈只好住进了六人间大病房。我以为老妈会不高兴，没想到她住下来不久就与病友们混熟了。老妈就像坐在自家的炕上，仿佛家里来了说话的人，忍不住就进入了角色，不管病友们说什么事，她听完了，一定要把她这个乡下老太太的真知灼见说给人听。我想，病友们一定以为自己遇见了大观园里的刘姥姥，不知是真的爱听老妈说话，还是善意地逗老妈高兴，每个人都作出十分想听的样子。这可鼓励了老妈，她把乡下土得掉渣的故事，主要是她对那些故事的分析和评判，用她惯用的语言方式说给病友们听，而且一边说话，一边抽烟，好像她不是从那个乡下来的，她是乡下的旁观者。我知道，老妈之所以在病房里表现出超常的活跃，一是不想让城里人瞧不起，二是为了给自己减压。
得这个病，让老妈感到无比地羞涩和自卑。记得那天在瓦房店医院的走廊里，老妈就曾小声地跟我嘀咕，唉，得什么病都能说出口，就得这个病说不出口，你妈要了一辈子强，到底也没要过去！自住进大连的医院，由于女博士翻来覆去地给她做检查，一次次地让老妈脱裤子，更是大伤了她的自尊。就听她在里面一边脱裤子一边小声地骂自己不嫌害臊，老不要脸。我站在检查室门外，难过得直流泪。
在老妈入院的前三天，医院先后有好几个部门来做例行的登记，做登记的人来一拨儿，就要问一次老妈从哪里来，电话和家庭住址怎么写。村里有没有人发烧，知不知道现在有个病叫SARS。病房只有老妈是新来的患者，每次就问老妈一个人。有一天，老妈终于被问得不耐烦了，朝人吼着说，你们怎么直来问？告诉你们，就准问我这一次，再问，我就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吓死你们！老妈这句气话，把全屋子的病友都逗得笑岔了气，连那个来登记的人也笑出了眼泪，连连说，这个老太太，真有性格。
自打住进病房，老妈的烟抽得更不加节制。一天早上，女博士进来查房，发现老妈正在抽烟，立刻变了脸色，回头对我说，她不知道病人抽这么重的烟，而且有这么长的烟史，意思是这会让手术变得复杂而且危险。老妈在旁边抢话说，我抽了一辈子烟也没抽出事，会有什么危险？女博士严肃地说，大娘，你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再吸烟了，否则我不给您做手术。女博士这句话却并没有把老妈吓住，老妈说，好啊，我巴不得不手术。你要能给我开个出院证明，我立马就走家！女博士大概没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患者，只好改用缓和的口气说，大娘，您就这么喜欢烟吗？为了您手术成功，配合一下，停几天再抽不行吗？老妈吃软不怕硬，说，你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可女博士一走，老妈就像一个阳奉阴违的调皮孩子。马上掏出火机点上一根。只是那根烟还没抽上几口，就被小护士给看见了，小护士非让老妈把烟掐了不可，并说这是主任叫她这么做的。老妈没辙了，只好把烟和火机都装进床头柜的抽屉里。
这样的平静约有大半天，傍晚的时候。老妈的烟瘾就上来了。老妈想抽，却又不敢抽，心情一时烦躁起来，看什么都不顺眼。她不敢朝小护士发火，就拿我是问，问我为什么不在瓦房店手术，非要上大连手术？你看这个医院这些穷妖道，烟也不让抽，烟走上身，跟下身有什么关系？老妈本来跟病友们相处得很好，却叫烟折磨得失去了控制，居然对病友们大吵大嚷，说三号床的半导体音量太响，五号床白天睡觉打呼噜声太大，吓得大家都哑巴悄悄的了。最后，老妈把小护士也闹得吃不消了，小护士只好说，大娘，你要是实在难受，那您就抽吧，不过一定要少抽，一定不要咳嗽，做手术的时候如果你咳嗽，伤口就缝不上，手术以后如果你咳嗽，伤口就容易挣开。老妈说，好姑娘，你别吓唬我了，我听你的。一定少抽。于是，老妈就像获了大赦的囚犯一样，急不可待地拉开了抽屉，点上一根烟，享受地猛吸了几口。看来老妈还是把护士的话听进去了，一次只拿出一根烟，一根烟分四次抽完，一个上午只抽了两根。这是她抽烟史上最低的纪录。另外，她再也不对病友们发火了，像得到了满足的小孩子，整天都有说有笑的。到要抽烟的时候，便像个小偷，一边躲着女博士的眼睛，一边抽这两根救命似的烟。
二
关东风俗里有“三大怪”：窗户纸贴在外，姑娘叼个大烟袋，养个孩子吊起来。老妈抽烟，却与风俗没有关系。她抽烟不是在做姑娘的时候，而是在嫁给我老爹之后。她也不是因为喜欢抽，而是因为怨恨，因为孤独，才抽。
老妈是1926年生人，属虎。自23岁那年开始抽烟，如今烟龄已超过半个多世纪。老妈总说，她是一根老烟袋，而不说她是一个烟鬼。在老妈看来，烟鬼有骂人的意思，是抽不起了还要抽，下三烂，滚刀肉，这种人就叫活得没皮没脸，掉架儿。老烟袋则显得有身份有资历，是摆着谱儿地抽，从容自在地抽，底气足，有尊严，有人样子。既然老妈自称是老烟袋，我们便谁也不敢让老妈戒烟，谁让她戒，她肯定就骂谁，说不定还打谁。老妈常说，我能戒饭也不能戒烟，烟是个营生，把烟戒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小时候，我听不懂这句话，后来明白了，在老妈这一生中，烟其实是她的男人。因为老爹一直在外面，家里除了孩子，只有烟是她的伴，只有烟可以随叫随到。烟已经是她日子里的支撑，烟其实也让她活得像男人一样强大而粗糙。
很早就听老妈说，她嫁给老爹，是我姥爷撮合的。我姥爷是个皮匠，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腿，蓄一副山羊胡子，穿一身黑布衣裤，腰问扎一条羊皮围裙，头上戴一顶黄色毡帽，脚下蹬一双冬棉夏单的欤B，走南闯北，说话做事很有些江湖气。那时候，东北荒凉，东北野兽也多，东北的男人女人在冬天里都穿得像夹皮沟里的常猎户和小常宝，所以，我姥爷的皮匠生意一直不错，出去转一圈儿，就能收不少皮子回家。我姥爷实际上就是乡村的小手工业者，他和我姥姥一共生了七个女儿，老妈是七仙女里的老大。记得老妈说，小时候，她和妹妹们经常给我姥爷当帮手，家里有好几口泡皮子的大笨缸，到处都是火碱味儿，到处都晾着熟好的皮子。我姥爷不抽烟，却爱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手里握着一把刮皮刀，咯吱咯吱地刮到深夜。一批皮子熟好了，我姥爷就要出去转一圈儿，给人家送皮子，收钱，再收新的皮子。老妈说，我姥爷因为熟皮子而认识了我爷，两个人自此就有了交情。我爷家所在的村子距我姥爷住的村子十八里，以后我姥爷即使不收皮子送皮子，只要路过我爷家，一定进门坐坐，我爷则一定要留我姥爷喝顿酒再走。我爷家当时在村里算是一个大户，有几百亩地，养了好几个长工和有好多挂大车，还开了一座砖窑。我爷本人又当着甲长，属于乡绅之类的人物。我姥爷在长年的南跑北奔中认了一个理儿，一定要把闺女嫁到大户人家，不能让他的闺女吃苦受穷。于是在老妈八岁那年，我姥爷和我爷一边喝酒，一边把老妈许给了与她同庚的老爹，一对小儿女就这样被订了终身。
老妈小名叫香子，年轻时是个古典美人。瓜子脸，大眼睛，樱桃小嘴，杨柳细腰。十八岁那一年的春天，有一次她和邻家伙伴莲英到镇上买绣花线，两个姑娘在街口碰见了一个日本宪兵，那个日本宪兵看上去不像电影里描写得那么凶狠，他只是眼珠子一转，把老妈给盯上了。第二天，甲长就跑来告诉我姥爷，日本宪兵限三天之内把他看好的花姑娘送到镇上。尽管老妈压根就不想嫁给从未见过面的老爹，大事临头，被逼无奈，也只好听从我姥爷的摆布。我姥爷毕竟见过世面，胆大心细，遇事不慌，连夜雇了一顶花轿，借了一身嫁衣，不吹不打，就在一个大月黑头子里把老妈抬进了十八里外老爹的洞房。这事儿现在听起来就像谁胡编乱造的一个瞎话，可却是真有其事。老妈当年就有那么溧亮，就有那么出众，只差一点儿就让日本宪兵给抢走了。所以。应该说危急时刻还是我老爹拯救了她。
当初老妈一定是领老爹的情了，新婚的老妈与老爹一定也过得非常地甜美和胶着。可是后来发生的事，便让老妈恨死了老爹。老妈曾对我说，你爹一辈子都是个自私的人。这话的确是有一定道理。斗争（即土改）那年，我家成了村里最大的被斗户。前一天晚上，男人们听说明天就要来斗争我家，老爹竟然扔下老妈和两岁的我姐不管，跟着我大伯和我老叔逃跑了。彼时，我爷已经病故，我奶是当家奶奶，屋子里一时间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老妈怀里抱着两岁的我姐，肚子里装着八个月的我二姐，老爹却在这个时候没良心地逃跑了。那天夜里，孤独而恐惧的老妈便做了一个梦，她梦见了我爷，我爷什么也没说，只交给她一串大蒜。老妈醒后，自己寻思了半天，终于破解出其中的意思，因为我姥爷的关系，我爷原本就十分偏护我老妈，他一定是不放心了，就托个梦叫她跑了散了吧。蒜，在我家那地方念“散”。于是老妈马上就爬了起来，把她婚后赶做的二十三件从没上过身的旗袍大褂统统装在一个大包裹里，然后藏在西厢房的碾盘底下。因为逃跑不敢戴首饰，老妈又把金银首饰都摘下来，放进一双黑皮鞋的鞋壳里，再用纸把皮鞋糊在炕脚放针线盒的墙洞里。趁着天还没亮，老妈挺着大肚子，抱起熟睡的我姐，往北大壕的野地里跑去。斗争那年冬天的雪据说有三四尺厚，走出一步，雪便埋在腰处。那次出逃的终点是我姥爷家，老妈一回到娘家就倒下了，三天后，老妈肚子里的二姐早产，生下两天就死了。当老妈后来拖着我姐回到自家，家里的东西已经被分光拿光，她藏在碾盘底下的旗袍大褂，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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