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北史-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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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赗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