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壑难填 作者:丁一鹤-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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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朋友、老乡拜年、联络感情之机，在亲情、友情的掩护之下行行贿受贿之实，既可掩盖行贿者的动机，也可冲溃受贿者忐忑不安的心理，从而形成某种“默契”。其实，收礼者明知这是“糖衣炮弹”，可依旧抵挡不住那“温馨”的诱惑而甘愿成为其“砧上肉”、“盘中餐”。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收礼者回报送礼者的不外乎是手中的权力资源。官员手中的权力可以为送礼者谋取不正当的更大利益，因而送礼者或求官或求财或求庇护，有主动送的，有被动送的，也有随大流的。收礼者往往“无本万利”、坐享其成。而公共权力一旦沦为贪官疯狂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这节那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都成了敛财的最佳时机，至于“感情”、“面子”不过是种噱头。
　　　　廉官、廉关、年关，为官者应当作出自己的抉择，看清了脚下的路，尤其在眼下的年关，用肮脏的“礼尚往来”将“年关”变成了自己的“鬼门关”，这是聂玉河的悲哀！“年关”是检验官员品性的试金石，但愿所有的官员都能过好这一关。
　　　　第三章　案发蓝田，　财务司长害自己
　　　　作为“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因为“蓝田造假案”成为中国证券史上迄今最大的财务造假案。从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率先质疑“蓝田神话”开始，“蓝田造假案”在近8年的时间里撂倒了无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更使无数股民血本无归。但其余波远未结束，曾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是蓝田造假案涉案人员中最后一名被判刑的厅级高官。孙鹤龄受贿案的了结，意味着“蓝田造假案”将尘埃落定。
　　　　2007年12月20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判处68岁的农业部财务司原司长、总经济师孙鹤龄有期徒刑8年。这位在中国农业系统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的财务专家，在他任职期间帮助蓝田股份上市、帮助自己的亲属子女发财、帮助企业贷款，但他根本不会想到，在他体面地光荣退休之后，竟会因为“帮助别人”而害了自己，直到锒铛入狱才知道法律果然铁面无情。
　　　　自我拯救，帮了别人双规了自己
　　　　1999年10月10日，60岁的孙鹤龄在农业部财务司司长的职位上站完最后一班岗光荣退休。退休之后，孙鹤龄仍兼任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理事。1997年5月中国农算学会正式成立专职机构，推选孙鹤龄兼任会长。孙鹤龄继续在这两个位置上发挥着余热。
　　　　在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孙鹤龄一直横跨农业、财务两个领域。孙鹤龄1939年10月生于安徽省宿县，1963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志愿到西藏农场工作。在生活条件恶劣的条件下，在胃部被切除70％的情况下，从西藏到内地、从基层到机关，这位没有什么背景的官员一步步都走得谨小慎微，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把握得很有“度”。
　　　　在孙鹤龄30多年仕途中，有25年时间在西藏度过。孙鹤龄先后历任西藏自治区农垦厅计财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副厅长等职务。在结束了西藏长达25年的工作历程后，1988年孙鹤龄被调入中国农垦农工商联合总公司，任主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后来又任总经理及中国农垦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1993年7月，时年54岁的孙鹤龄从中国农垦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农业部财务司司长。1996年9月，孙鹤龄任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行政职务为正厅级，享受副部级待遇。至此，孙鹤龄达到了他人生仕途的巅峰。在这个位置上，孙鹤龄被中央国家机关党工委评为“1995～1996年度国家机关优秀党员领导干部”，1998年被农业部评为“三优一满意”优秀公务员。孙鹤龄在仕途攀升的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也颇有成果。他是农业部的学术型官员之一，在财务会计和企业管理方面多有著述。另外，孙鹤龄还兼任《中国农业会计》一书的主编，并因在财务会计与企业管理方面的贡献而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一个学者型官员一步步从边疆到首都，一步步从农场到国家部委高官，能够有如此成就，实属不易。但是，谁也不知道，他内心里还有两块心病，一个是工作30多年来“最大的失误”，还有一个是“刻骨铭心的教训”，而这是他不敢示人的两块“伤疤”，这两块“伤疤”是他“帮助别人”时留下的。
　　　　但是，这两块“伤疤”还是在他退休之后被人揭开了。2001年10月，蓝田造假案被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的一篇600字短文捅破了美丽的泡沫，随即在全国引发了连锁反应。孙鹤龄开始惴惴不安起来，因为“蓝田”这两个字是他最大的一块心病。他犹如癌症患者等待恶性肿瘤扩散那天一样，等待着恶果的来临。
　　　　2003年4月4日，孙鹤龄等来了他的噩梦开始的日子，这天下午，孙鹤龄被“双规”。当他见到中纪委驻农业部纪检人员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是不是蓝田公司上市和我亲属子女买股票的问题？”此时，面对熟悉的老司长，纪检人员亮出了底牌：“这两个问题已经是板上钉钉了，你就交代其他问题。”
　　　　“这下可以揭开农业部的盖子了。星期一部机关人员上班知道这个消息，整个机关就炸窝了。”孙鹤龄虽然心里发虚，但还是壮着胆子抱怨着小声嘟囔了一句。
　　　　“当然也难怪你们，社会的诱惑你们也是难以抵御的。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就把问题全部端出来吧。主动比被动好，早说比晚说好，全部说比部分说好。”纪检人员安慰道。
　　　　但是，孙鹤龄心存侥幸，而且此时自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确没有贪污受贿，这个原则我很清楚。钱总得有来龙去脉，少的我平时都拒绝了，多的我更不敢要，那是要犯法的，请你们查实。”
　　　　“别人要是给你拿出来了你怎么办？”纪检人员不客气地质问道。
　　　　孙鹤龄丝毫不惧，梗着脖子说：“只有靠青天大老爷了。”
　　　　这次简短的双规谈话很快结束了。2003年4月6日，孙鹤龄找到农业部纪检组监察局纪检监察室一位主任抱怨说：“像他（纪检人员）这样说我都该枪毙了，吓得我睡不了觉。”
　　　　为了安慰孙鹤龄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同志，那位主任说：“我们会掌握原则和情况的。”
　　　　此后，纪检人员再也没有找孙鹤龄，后来组织上对他的“双规”解除，而此时孙鹤龄认为自己的事算不上什么大事，扛一扛就过去了。尽管蓝田股份出事，但在蓝田股份上市的运作过程中，自己作为农业部财务司司长，从来都是照章办事，与蓝田股份的领导人没有任何私下交易，也从未收受过蓝田股份给予的任何钱物，完全是公事公办。至于自己的女儿和妻妹购买的10万股蓝田内部职工股票，既然她们年龄都超过18岁，具有承担民事行为能力，自己没得过一分利，自己就更谈不上犯罪。自己为亲属子女购买内部职工股提供便利条件，顶多算是违纪违规行为，只要能够及时纠正错误，就可以“向组织交代”了。
　　　　于是，在被双规之后，孙鹤龄开始了积极的自我拯救。在双规期间，孙鹤龄“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积极交代并写了材料”，同时，孙鹤龄还打电话劝亲属子女退赔非法获利，耐心做女儿孙进新的工作，使女儿交回了大部分获利。解除双规后，孙鹤龄让孙进新退回她负责的40万元，女儿钱不够，为了表示诚心，孙鹤龄还把自己在中国农算学会数年的劳酬6万元悉数凑齐全部还清。因为女儿已经与丈夫离婚，孙进新前夫所欠40万元也已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5月30日下达判决，由女儿前夫归还。这期间，孙鹤龄积极退赔了125。6万元。加上后来湖北荆州市警方收缴的308万元及后来补交的款额，孙鹤龄及亲属子女共退赔了430余万元资金，最大限度地弥补了经济损失。
　　　　抱着破财免灾想法的孙鹤龄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他觉得组织上不会跟他过不去的，但是，他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党内处分。2005年5月27日，孙鹤龄退休后所在的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对孙鹤龄作出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这是令孙鹤龄万万不能接受的。在党支部会议决议上，孙鹤龄明确签署了不同意开除自己党籍的决定的三条书面意见。接着，6月3日孙鹤龄向党组织提交了《我的申诉》。在这份申诉书中，孙鹤龄重申了自己的“三条意见”：一是蓝田股份上市过程中我是公正履行职责，并非徇私帮助，更不是蓝田股份的上市决策人之一；二是我没有受贿，决不同意受贿错误的结论；三是在担保问题上有失误错误，但绝不是渎职。
　　　　那么，在孙鹤龄提出的这“三条意见”中到底潜藏着什么样的内幕呢？
　　　　决策者说，帮蓝田上市差点变成幕后推手
　　　　在孙鹤龄任职的农业部财务司，内设综合处、预算处、专项资金处、财务会计处、资产管理处和审计处六个部门。其职能包括研究提出有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建议；承办农业部门预算和决算工作等14项。在农业部金融领域，身为农业部总经济师兼财务司司长的孙鹤龄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包括蓝田股份上市之时，孙鹤龄成为重要运作者之一。而作为农业部第一家推荐上市的公司，蓝田股份当时的横空出世出乎众人意料。
　　　　当时，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中央各部委都在对本行业企业开展推荐上市工作。而农业部共有五大直属企业，分别是中国水产总公司、中国农垦总公司、中国畜牧总公司、中国乡镇企业总公司和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公司。按照传统思路，农业部要推荐上市公司应该从这五家直属企业中产生。但谁也没有想到，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沈阳蓝田股份公司竟然入选。
　　　　制造了蓝田神话的瞿兆玉1948年1月生于湖北洪湖市，早年在海军某部队任军官，1980年至1983年任沈阳电信局宣传部长，1983年出任沈阳市委秘书，1988年改任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沈阳蓝田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由时任沈阳行政学院主管后勤的副院长瞿兆玉担任，“蓝田”两字据坊间传闻是瞿兆玉的乳名，而三家发起企业均为瞿兆玉下海后亲手创办。沈阳蓝田成立于1992年，由沈阳市新北副食商场、沈阳市新北制药厂和沈阳莲花大酒店共同发起，以定向募集的方式成立，三家发起人均隶属于沈阳行政学院。
　　　　从股权及主营业务来看，沈阳蓝田与农业部均无任何关系。而农业部办公厅在“蓝田神话”破灭后出具的相关材料称，当时中央并未明确要求农业部直属企业上市，“在沈阳市政府及沈阳市体改委的要求下”，农业部推荐了沈阳蓝田上市。农业部办公厅文件称：1996年沈阳市政府所持沈阳蓝田1828万股国家股全部划转给农业部，农业部由此以所持18％的股权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在取得原国家计委和国家证券委的批准后，农业部为沈阳蓝田提供了3000万股上市指标。1996年6月18日，蓝田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据中国证监会后来查证，蓝田股份在股票发行申报材料中，伪造沈阳市土地管理局批复文件和土地证以及沈阳市人民政府地价核准批复，虚增无形资产1100万元；伪造银行对账单，虚增银行存款2770万元。经农业部推荐和运作，1996年5月27日，蓝田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3000万股社会公众股，发行价每股8。38元。同年6月18日，蓝田股份正式持牌交易。成功上市后的第二天，瞿兆玉紧接着提出配股申请。
　　　　当时农业部对配股问题有两种选择，一是不配股，实行农业部股份减持，二是用合适的资产配股。在蓝田股份的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后，农业部于1997年11月21日向中国农业物资供销总公司下达“农财发＇1997＇10号”文件，“将物资公司的全部资产、人员划转给蓝田总公司，法定出资人变更为蓝田股份公司，划转后物资公司为蓝田股份公司的全资子公司。”1998年1月9日，原物资公司变更为中国蓝田总公司，公司法人改为瞿兆玉。公司所在地仍为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1号，即农业部大院。在物资公司更名为中国蓝田总公司不久后的1998年6月15日，蓝田公司注册资本由401万元骤然增至4亿元。这次增资的投资人仍为农业部，但并非现金注资，而是由农业部财务司出具财务证明。瞿兆玉2004年终审获罪虚报注册资本罪，即由此而生。据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方案，蓝田股份以1996年年末总股本9696。5万股为基数，实施每10股配3股的配股方案。经过这轮配股，农业部持有蓝田股份18。86％的股权，仍将股权经营管理全权委托给瞿兆玉。
　　　　在蓝田股份上市的同时，瞿兆玉还一直在运作另一件事，即把蓝田“大本营”从沈阳移师瞿兆玉的故乡湖北洪湖市瞿家湾镇。1998年7月，蓝田股份第一大股东沈阳蓝田经济技术开发公司迁至湖北洪湖。1999年12月蓝田股份正式迁址更名，公司由“沈阳蓝田”变为“湖北蓝田”。移师湖北后的蓝田股份，其主营业务为农副水产品种养、加工和销售。
　　　　1999年，中央要求各部委与所办企业和拥有的股权脱钩。1999年3月15日签署的《移交协议》显示，农业部将所持沈阳蓝田股份公司4204。85万股国家股无偿移交给湖北洪福水产股份有限公司。此时，瞿兆玉已成功打造两个资本平台：一是利用蓝田股份在股市里“圈钱”；二是通过拥有巨额注册资本的中国蓝田总公司从银行贷款。
　　　　公开资料显示，蓝田股份自1996年发行上市以后，其财务数字一直保持神奇的增长速度：总资产规模从上市前的2。66亿元发展到2000年末的28。38亿元，增长了10倍，历年年报的业绩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达到1。15元。这些令人兴奋的数字组成了“蓝田神话”。
　　　　2001年10月，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在《金融内参》发表文章：《应立即停止对蓝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