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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3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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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琼大姐定。几天后，接卢正珉电话，说因为健康原因，院方不同意罗琼大姐接受采访，婉言谢绝了我的请求。
是的，按情理讲，我不应该去打扰一个年已九旬且正在病中的老人，但罗琼大姐对于我准备创作的这部报告文学实在是太重要了。为了说明我的诚心，我专门给罗琼大姐写了封信，介绍了创作初衷和设想，附列了采访提纲，托卢正珉捎给她。同时，还给她捎去一本我前几年创作的写希望工程的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
卢正珉说：“信和书我一定转交到，不过，罗大姐的病情一直不稳定，采访的事你还得再耐心等待！”
我只能是耐心等待。但我已经想好了，如果采访不到罗琼大姐，这部报告文学我也不准备写了……
难忘西柏坡
我在等待。
我是在等待中走进中国婚姻家庭史的。
关于婚姻，竟然有这么多的定义——
《礼记·昏义》：“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
《辞海》：“男女结合成为夫妻。”
恩格斯：“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
陈独秀：“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则一定是独裁或极权的国家。”
毛泽东：“讨老婆不要钱。”
费孝通：“男女相约共同抚育他们所生孩子的责任就是婚姻。人类有孩子才有婚姻。”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时代的镜子。婚姻家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
而用于记载婚姻家庭制度变迁的便是婚姻法。
婚姻家庭的立法，在中国的古代是伴随着“礼”的形成而逐步产生的。
，
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制度，诞生于公元两千多年前的夏代，正是中国的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方面通过血缘纽带将同姓贵族联合起来，以天子为大宗，以诸侯为小宗，大宗、小宗合成一个庞大的宗族体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异姓贵族间结婚，组成一个广泛的亲属网络。这种宗族体系和亲属网络结合在一起，形成宗法家族组织，也是宗法国家组织。这时候，还没有法律可言，维系这种宗法制度的是名目繁多的“礼”。“礼”的内容包括“家礼”和“婚礼”。“家礼”是指冠、丧、祭等礼；“婚礼”是指嫁娶之礼。“礼”虽然它本身不是法律，却带有国家强制性质的行为规范，用以明确社会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
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国进入了封建社会。“礼崩乐坏”，旧制度在新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已不能维持。这个时期郑国的刑书、晋国所铸的刑鼎、李悝所著的《法经》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先公布的成文法，其内容主要为刑法和相应的惩罚。随 着社会生活的变化，民事立法，包括婚姻法规也应运而生。如中国封建社会最完整的法典——《唐律》，把调整户籍、婚姻家庭关系等的规范列为第四篇，名曰户婚，对于户籍、土地、纳税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如主婚权、结婚条件、程序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此后产生的《明律》、《清律》，基本内容均集中于婚姻关系的成立和禁忌、婚姻关系的解除、夫妻双方的地位等方面。每——项规定大都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作变化。
清朝后期的一·八五一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英雄在建都天京后，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革命军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想。其中关于婚姻制度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特色。《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女”，肯定了经济上男女平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意味着废除买卖婚姻。同时，太平天国禁止嫖妓、纳妾、买卖奴婢、缠足、溺婴等陋习，严格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但是，由于受农民阶级局限性所制约，太平天国虽有“一夫一妇，理所当然”的明文规定，却只适用于低级军官和一般的贫民，东王、西王仍是妻妾成群，洪秀全更是广蓄嫔妃。可见在婚姻制度上，他们并没有超出封建帝王的眼界。他们对妇女的重视，主要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以及由此给妇女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只能算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的前奏。
一九三O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民法》，其第四篇《亲属》是有关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包括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抚养、家、亲属会议等七章。尽管《中华民国民法》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已经被推翻，但该法在婚姻家庭方面依然维护封建婚姻家庭体系，实际上是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延续。
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其基本特征为三：
一、包办强迫。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包办强迫婚姻的合法形式。在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社会里，“父母之命”，实际上是男系尊长之命；而“媒妁之言”，是指婚姻的缔结过程完全要通过媒介，男女双方丝毫没有什么自由可言。这种完全由第三者包办强迫，而不许婚姻当事人本人在婚前建立任何相互了解、相互爱情的不自由的婚姻结合，不仅是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 二、男尊女卑。 我国古代自从进入父系社会以后，女子一直处于卑下、屈从的地位。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夫为妻纲”成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旧中国，丈夫有休妻的权利，而妻子只能“从一而终”。按照封建法律的规定，妻子无人身权，无财产权，完全处于依附于丈夫的无权地位。妻子虽然只有——个，但纳妾不受限制（纳妾不算结婚）。所以，封建社会的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妾）制。
三、漠视子女利益。
封建家长制是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核心。“父为子纲”，“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一家之内，妻必从夫，子必从父。子女成为封建家长蹂躏的对象，根本没有利益可言。
作为封建主义国家制度的派生物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在旧中国延续了几千年之久，它不知葬送了多少万万男女——尤其是妇女的幸福和生命，同时也严重地妨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我在等待。
十二月八日下午三点，那令人激动的电话铃声终于响起来了。卢正珉在电话中告诉我，罗琼大姐的病情稳定了一些，医生准许她回家休养一段日子。老人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九日上午九时，我应约前往罗琼大姐在木樨地的寓所。
罗琼大姐端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九十九岁老人，上背微驼，身材瘦削，不过气色还算不错。卢正珉把我介绍给她，说：“罗大姐，这就是一直想采访您的那位海军作家。”
老人示意我坐下，和蔼地问：“你一个军人，怎么会关注起《婚姻法》来了？”
我说：“婚姻法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每一个人。但是，对于几部婚姻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特别是对一九五O年那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基本没人知道。还有，婚姻法是——个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晴雨表，通过对婚姻法制定过程和贯彻过程的研究，可以涉及更多的内容，我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我觉得也应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
老人说：“我佩服你们军人的执著精神……有关第一部《婚姻法》的起草过程，参与的几位大姐都走了，我要再不说，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就没了。从这个 角度讲，我也有这种责任。”
罗琼大姐打开了记忆的闸门，缓缓为我们讲述了半个世纪前的那段历史……
一九四八年初秋，西柏坡。
滹沱河两岸的高梁熟了，酱红色的高粱穗子，组成了满山遍野的红色“火炬”。红色“火炬”倒映在清澈见底的河水中，整条河都泛着红波。这个原先非常不起眼的小山村，如今却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开始指挥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刘少奇、朱德则主要负责解放区的土改和挺进北平的准备工作。
去年，也是金秋时节，罗琼来到西柏坡。在她的眼中，西柏坡是世界上最令人神往的地方。
一九一一年，罗琼出生在江苏省江阴一个暴发、暴落的商人家庭里。从青年时代开始，便投身于妇女运动。她作过农村调查，参与发起上海各界妇女的救国会。抗战爆发后，罗琼与人合著了《战时妇女工作》一书，动员更多的妇女群众投入到抗日第一线。她还参加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组织各界妇女到医院慰劳伤兵，到难民收容所组织教育难民。一九三八年，她参加了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军部直属教导队，罗琼为来自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班排干部和来自城市工人、知识青年讲课。她讲授社会发展史、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妇女解放问题。由于工作出色，一九四O年，罗琼当选为新四军出席中国共产党“七大”的候补代表（后补为正式代表，是新四军唯一的女代表）。四月从皖南出发，跨过重重封锁线，历尽坎坷，十月抵达延安。由于“七大”延期召开，在延安期间，罗琼参加了整风运动、边区大生产，编辑《中国妇女》副刊。“七大”结束后，罗琼被派往山东解放区。她最先办起了生产推进社，既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又支援前线作战。
罗琼是一年前，接到中组部的调令，来中央妇委工作的。从山东渤海区出发，经河北南部平原，急匆匆赶到西柏坡，到中组部报到时，她问：“中央妇委在哪里办公？”人家笑着告诉她：“在‘土改’里。”
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央妇委委员们都到农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当时，中央妇委书记蔡畅在东北解放区，副书记邓颖超在阜平县，秘书长帅孟奇，委员康克清、张秋琴、杨之华、李培之等分别在晋察冀解放区的农村蹲点搞土改。
罗琼热切地要求马上到土改第一线去，中组部将她安排到离西柏坡十里地的夹峪村。对于当时参加土改的情景，罗琼依然是记忆犹新，她说：“我去夹峪村时，土改已经开始，我参加了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平分土地等几个阶段的工作。地主剥削农民，尤其是超经济剥削，如果不是亲耳倾听苦主的痛诉，就没有那么深的认识；农民需求土地的迫切心情，不是亲眼所见，也是难以相信的。”
从九月开始，解放战争进入了全面战略反攻。中央妇委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九月二十日，会议开幕，朱德代表党中央致开幕词，周恩来作政治报告，邓颖超代表中央妇委作工作报告。
会议期间的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会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
从东柏坡到西柏坡也就二三里地，转过一个小土坡转眼间就到了。
刘少奇与王光美那时刚刚结婚不久，住在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刘少奇热情地把她们迎进屋里，请她们吃花生和红枣。
“会议开得不错吧？”刘少奇问。
邓颖超说：“太好了！大家认真总结了过去的工作，讨论了当前的方针任务，而且还要研究制订今后妇女运动方针。”
刘少奇说：“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党中央领导的伟大的战略反攻已经开始，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再有一年左右时间，我们就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起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片刻，刘少奇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新中国一成立，你们妇女工作者的任务更重了。有些工作现在就要开始着手准备和研究。今天，找你们来，想先交给你们一项任务，先吹吹风。”
听说有新的任务，大家都很高兴，邓颖超连忙说：“少奇同志，请给我们布置吧！”
刘少奇说：“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说罢，刘少奇转身从那只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里，取出一本已经发 黄的小册子：“这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一九三一年毛泽东同志亲自签发的。这是从封建婚姻制度中解放妇女群众，实行真正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条例，体现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你们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解放区的婚姻状况，总结解放区这些年来执行婚姻条例的经验教训；反复讨论，再动手起草。”
邓颖超兴奋地说：“太好了！这些日子，大家通过在农村蹲点搞土改，更加深切了解贫苦农民，特别是妇女们深受封建婚姻统治的痛苦，他们迫切要求婚姻自由。”
十月五日，会议闭幕前一天，刘少奇到会作重要报告。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专门讲到婚姻法问题。他说，婚姻问题是妇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解放区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例，均不同程度地保留了封建婚姻的旧传统。新中国即将成立，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有一部统一的婚姻法，现在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你们现在就要组织力量起草新婚姻法，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先准备一个草案，新中国成立后，由党中央送交中央人民政府，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审定后公布施行。
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妇委立即成立了婚姻法起草小组。由邓颖超主持，成员有帅盂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王汝琪。
东柏坡是个群山环抱，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中央妇委借用于老乡前后两个小院，前院两间土屋，一铺土炕，几张桌子，办公用；几位大姐和工作人员，住后院两间土屋。
起草一部体现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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