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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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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内玛丽有一头浅色头发，象是染过的，双肩略端，稚嫩痕迹犹在。她有两条象维罗尼卡那样修长的腿，以及很强的个性。不，准确些说，她具有很强的个性，外加其余的一切。据我理解，她只承认那些对她唯唯诺诺的男子的存在。这些男子必须从语言到眼神时时刻刻表明自己认为她是绝代佳人。安内玛丽说，既然她不能进修法语（政治妨碍了她），那就哪怕——她就是这样说的：“哪怕”——学一点儿俄语也好（还是得让政治帮她的忙）。
她每星期向我汇报一次读过的东西。我在她的本子上写下新单词，解释含义。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无拘无束。
卢克不仅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从我这里了解情况，他也希望我更多也了解，了解并热爱建立了新秩序的德国。他嘴里的“雅里安人”、“德国”、“祖国”这些字眼，全然不象我了常说的“俄罗斯人、“苏联”、“祖国”。他说“我们是雅利安人”，就好象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精明强干、最可尊敬的人”。卢克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德意志之光”普照世界。他说，在俾斯麦时代，曾经把几百个德国姑娘送到非洲，嫁给了黑人部落的首领。我起初没有相信他的话，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卢克杜撰出来的。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对那些首领有什么好感，而是出于一种起码的愿望，想尽各种方法渗入黑非洲，在那里获得某种影响，取得一块立足之地，以便有朝一日重新瓜分世界。当然，其中也包括非洲。
这样，当你置身事外的时候，才渐渐地开始对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教育”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我曾经试着和卢克谈起这个题目，他微微耸了耸肩，说道：任何一种政治都是为一定的需要服务的。他说，共产党人为世界革命而奋斗，所以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其他的国际主义口号。从这些口号必然得出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和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些论断．而国社党人认为，世界上各种人种的存在全都发端于上帝。上帝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种。一些人种天生就要领导另一些，统治他们。是的，就是统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的人带领、领导、统治，有的人则臣服其下。亘古如此，永远如此。强者恒胜。如果大家一律平等，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卢克就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细心地听他讲，一边思考着。我现在愈发常常陷入沉思，这使他很高兴。
是的，在这里我有很多感触，明白了许多道理。现在，我感到自己对祖国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真切的感情，对它的责任感也更加强烈了。
我生活在一群极其自负的人们中间。他们陶醉于轻易获得的胜利。他们的道德原则的基础已经被毒化了。
他们相信自己是特殊的人，相信自己有权支配别的国家，统治别国人民。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权把二十世纪，以及今后若干世纪都变成法西斯的世纪。他们这些受蒙蔽的人，十分讲求实际，而且办法颇多。
我心中想着卢克，同时问自己：他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刻？他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还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些道理？……哪种情况更糟些，我也不知道。
假如卢克生活在具有另一种发展规律、另一种动力的社会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和观点呢？环境的影响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使人自私自利，残酷无情……也可以培养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互助友爱、舍己为人的精神……从幼年起，我便受到热爱祖国的教育。热爱它的过去，热爱它的文化，但绝不要让这种感情伤害和贬低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而卢克受到的教育是热爱德国，但是傲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
他认为，个性是按照不依我们的理智为转移的规律形成的，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忠诚于本民族的精神。企图压抑人的这些本性，只能导致民族的蜕化。他认为，每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民族，应该证明自己具有这种力量。
他们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了。他们还要在什么地方继续证明这个论断呢？这种论证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才能结束？
卢克把我拉到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地图前指着城镇告诉我，新建成了哪些工厂和电站。他好象在强调，他对我是信任的。可是，我觉得，他进想使自己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
“您应该知道，我们有举世无双的飞机和坦克。这是最优秀的人们制造的。德国总是以具有伟大的学者而誉满天下。可是过去，这些学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我们并不骄傲自满。我们一向喜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对自己说：让人家根据我的能力来评判吧。我们始终记着毛奇①和他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做得多些，表现得少些。’可是，不管我们怎样尽量‘表现得少些’，我们现在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可以干出一番怎样的事业来。”
【 ①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译者】
我将要在马利安圆柱附近同一个陌生人会面。这个人在走近柱子时会想道，我会不会把一条尾巴引来。他知道我是平生头一次干这个。他深信我没有经验。一个不当心的姿势，一句不慎重的话都会使自己招致怀疑。他不能转身，可是必须看清楚整条大街和整个广场（他正走近这个广场）。他必须精神集中，并装扮成一个心里十分坦然、轻松、不知如何消磨时间的人。他会主动向我走过来。
暂时，这是我唯一的指挥员，是把我和祖国联系起来的唯一一条线，因为我写给“爸爸”的那些信没有任何其他含义，那不是密码。
我觉得，这种接头方式不怎么合适。如果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如何是好？（前几天安内玛丽就曾经说过要带我去参观画廊，她说熟悉慕尼黑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电影院、啤酒馆开始。我和她哥哥到这些地方已经去过两三次了。）卢克认为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闲人，所以总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约会……我一直都说“好吧”，十分客气地表示感谢。如果安内玛丽约我去画廊，我该怎么办呢？托辞……可是托什么辞呢？说不舒服？可是我那红扑扑的双颊岂不会泄露天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双须忽然变红了，就象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那样．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也许是因为本地啤酒的功效。说忙……可是忙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时间。我可以不在16日，而在22日的同一个时间到同一根柱子接头，也会有人等我。可是，这６天对我这位陌生的同志该是多么难熬呵……他会想些什么，作什么样的推测，担心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谁能担保我在22日这个严格规定的时间里一定会有空呢？为什么我在同意接头的时候，完全象个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为什么没动动脑筋设想一下，实际情况将会如何，哪些小事会突然发生干扰？
的确，我知道电话号码，可是除非有特殊需要，我不能打电话。
应当问：“是图书馆吗？”
对方答：“图书馆是另一个号码。”
“对不起，问讯台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
“那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
“十分抱歉。”
说完这些预先规定好的话以后，过10分钟我才可以打第２次电话。
这时我就会得知，暗号已经联系上，并且转给了应该转的人，得知那位先生同意进行联系，准备来帮我忙。
现在，我才可以用另一部电话拨第２个号码。
如果不能打电话，那么对方就不说“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而说“问讯台弄错了”。这就算完了，再也不要挂电话了。
我希望不要用电话。
应该好好睡一觉，要充分休息，起床以后头脑要清楚。
我的房间在二楼。一条螺旋形楼梯从大门口直通我的房间。不过，从院子穿过镶着玻璃的走廊（当厨房用），再走过饭厅也可以到我的房间。伯父的卧室在我下面。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入睡，以为我早就睡着了。可是我听到，女管家乌尔苏拉大婶还在厨房里做活。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象从来没有须略过男人的温存，因此对所有的男人都抱有同样的怀疑态度。
我早就把灯关上了。我躺在床上，竭力想象明天接头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睡着。抛掉一切念头，安安稳稳地睡一夜。第二天一早起床。做早操，踮着脚尖小跑一会儿，兔得吵醒伯父，他一般醒得很晚．主要的是要睡着。
我３点多钟才睡，因为半夜收音机广播了法国即将投降的消息。投降书将于1940年６月22日签署。希特勒现在会把军队调到哪里去呢？英国会怎样？
差5分1点。我来到马利安圆柱旁。细雨霏霏，令人生厌。在这种天气里，除非有特殊必要，没有人会出门。我离开伯父时，说想到图书馆去。乘上空荡荡的公共汽车。车子在广场上调头，然后，我在离圆柱不远的地方下了车。
整个广场空无一人。差两分１点，我开始穿过广场，时而看两眼为数不多的几个行人。１点正，我走过圆柱，左手里拿着一张卷成简状的报纸。我放慢了脚步，朝两边望了望，继续慢步而行，再也没有回头。我的表和收音机对过了，不可能有错。应该来的那个人没有来。我在广场上走了一圈，不时地往圆柱方向张望。
日子过得又慢又长，使人感到厌倦，我东翻翻西看看，和人聊聊天，出去走一走，看点儿什么东西。可是所有这一切，包括安内玛丽17日带我去参观的画廊，在我的记忆中都只留下了十分淡薄的印象。
不久以前，我还在担心，如果因为有事，我不能如期到圆柱接头，那就会使他因情况不明而苦恼．可是，结果恰恰相反。这说明，我训练得还不够。没料到我会把第一次失败看得那么重。
“你有什么心事吗？”安内玛丽十分诚恳地问道。她发现，我心不在焉地听导游人解说。
我只记得导游人穿着一双咖啡色的布便鞋。这是一个跟足的年轻人，蓄着又长又黑的胡子。他在讲现代派画家，而我耳朵里听到的只是一阵“嗡……嗡……咕……咕……”的声音。
我强迫自己听进去，听到了一些个别字词，但是这些断断续续的字词固执地不肯联成句子。
“我什么心事也没有，亲爱的安内玛丽．我只是想，这里汇集了多少珍品呵。我想，在我没到博物馆来以前，我的精神世界是多么贫乏……我还想，你……”
“说下去，说下去，弗朗茨同——志，我非常想知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对德国小姐有什么想法……”
“我想，她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她不吝惜时间，为启蒙一个－－”
“好啦，一切都明白了。现在让我们静静地听导游讲解。”
导游拖着博物馆特制的布鞋，开始讲述佛来米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在到22日的几千分钟里，用了15分钟来听讲解佛来米派的作品。
22日他仍然没来接头。
第八章 在将军的办公室里
“上校，我请您来，想向您提几个问题。请坐。”
安东·弗罗洛维奇·奥夫钦尼科夫将军身材矮小，他不太喜欢体格高大的人。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会使他想到自己身高只有１６３公分，这还得包括厚厚的鞋底、厚厚的鞋跟和特制的厚鞋垫。将军的前额方方正正，一双安详的眼睛上方长着两条弧形浓眉；他说话不多，但十分坚定、明晰，是那种习惯于和善于指挥的人所特有的语言。他的外表和话语都表明，这是一个聪颖过人、意志坚定的人。
盖竭力从声调上判断将军的情绪。老天啊，不管是那种微笑，还是那故作平静的音调，都不是什么好兆头。他不慌不忙地坐到一个很深的安乐椅里，立刻便陷了进去，于是两人的头正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奥夫钦尼科夫递给上校一包烟，上校虽然不会吸，但也不敢谢绝，只好勉强吸了一口，极力忍住咳嗽，仔细地听将军讲。
“我想问问，你们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怎么样了？”
将军把重音放在“你们”这两个字上，然后微微一笑。只有充分感到自己比对方优越，而且不打算掩饰这种优越感的人，才会这样笑。
“将军同志，我理解您的问题。没什么新情况，可是我们也没有根据…那里一切正常。”
“您这是自我安慰，上校。自我安慰。如果德国反谍报机关把一个22岁的学生，而且是半个德国人搞出来，您懂不懂，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您认为那会引起什么后果呢？谁会首先对您说一句谢谢？您知道是谁吗？那就是在慕尼黑和张伯伦签订过协定的那些人．您是不是估计到了这种可能性？”
盖突然感到自己失掉了一部分信心，他从来没有感到过信心不足。盖觉得自己完全不是几分钟前刚刚走进这间办公室时的那个人……在他的头顶上乌云密布……这乌云将会随着将军说出的每一个字，变得越来越令人可怖，直到雷声大作。他多么希望能改一个时间谈这次话，哪伯等将军稍稍缓和一些，等他自己能够集中思想，作好准备，甩掉那些束缚思想的无形桎……他情愿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理解成具有特殊的含义，然而他却没有加进这种意思。他的报告也会带上自我辩解的色彩。
“凡是参加作决定的人，都相信佩斯科夫斯基的坚强信念和赤胆忠心，也相信他会慎重处事。”
“可是，决定是我和您作出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人……佩斯科夫斯基总是挂在我的心上。”
“将军同志，请允许……这是一个牺牲在富农手里的战士的儿子。司令部认为他在政治上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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