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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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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让我怎么办呢？空手而回吗？”
“为什么要回去呢？欢迎您在我们这里作客。请看一看我们怎样生活，象不象资产阶级。”
“那好吧，”连佩斯科夫斯基自己对这个答复也感到有些突然。
第二天一早，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便传遍了８里长的主要街道──和睦街。这条大街穿过整个移民村。在铺砌着鹅卵石的“通行大道”中段，设有村管理所、邮局、两家商店（其中一家窗板紧闭、正等待择吉日开业）、学校和诊所，还有那些最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的住宅。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吕弗尔特的寓所也在这里。
不论是住在“通衢大道”上的头面人物，还是住在“大道”两侧的老百姓，对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都没感到慌乱，大家十分镇静：近年来的事变使移民们学会了如何对待命运的变换无常，学会处变不惊、忍耐克制。其中有些事件使他们久久难以忘怀。
1914年底，在土耳其投靠三国同盟并宣布参战后不久，移民村突然来了一队宪兵。这是一个骑兵排。他们包围了邮局和保利·卡尔洛维奇的家（同邮局毗连）。保利·卡尔洛维奇是一个老实的、不惹人注意的电报员。他和一般日耳曼人不同，有一个很大的家庭。当他被拉出来的时候，全家哭诉不停。邻居们也互相询问，这个老老实实的保利·卡尔洛维奇能有什么事呀？准是误会了，简直是草木皆兵，竟怀疑这么一个人是间谍。可是宪兵们很快又拉出一个大吵大嚷、比比画画的陌生人，他发誓自己无罪，并且把双手伸向天空，呼唤真主为他作证。这是一个土耳其间谍．他搜集在外高加索公路上兵源调动的情报。他有一张桥梁和隧道平面图，准备在土耳其军队到来之前炸毁它们。保利·卡尔洛维奇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从此，移民村便住进了一个名叫伊利亚·彼得洛维奇·里帕的宪兵队司务长。他的任务是维持治安，并把所有可疑的来客报告给上司。
司务长极为尽心尽职，所以曾经两次得到上司嘉奖。一次得到50卢布；另一次因为积极卖力，本来应该荣膺奖章一枚，但因为政权改变而没来得及捞到手。
十月革命后，里帕由于惯性作用，继续照章行事了大约３个月。后来，他竟非常顺利地改行当上了学校园地的看守，开始等待时机。这一变化不仅使他自己，就连别人也感到惊奇不巳。里帕以为，他那监视、探听并及时汇报的习惯会自然而然地改掉。可是当他得知巴库的全权代表到来的消息，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他心中盘算着，怎么干才好些。他明白，平时观察积累的材料足以使他得到一个比眼前屈居的位置不知要显赫多少倍的肥缺。不，他并不想隐瞒自己当过宪兵，但他同样也不想隐瞒，他可以同旧的东西──旧习惯、旧观点、旧时的朋友，以及一切能使人回忆起旧时代的东西彻底决裂。当然，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谁有多少粮食，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如果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全权代表，如果事情干得神不知鬼不觉……，那肯定会提拔他、嘉奖他，也许还会给个一官半职……幻想把里帕带出这间建在校园中央的小破屋；带到九天之外。
清晨，伊利亚·彼得洛维奇把胡子刮得精光，带上那条他亲手用拨火很削成的拐杖，好使自己的身子和思想都感到稳一些，然后慢条斯理地向格吕弗尔特的寓所走去。看到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以后，他规规矩矩地问候了一声。接着便问道，听说有一位姓佩斯科夫斯基的客人，他想和他谈谈，因为从前在下诺夫戈罗德认识一个人，也姓这个姓。想打听一下，那个佩斯科夫斯基是不是他的亲戚。
这时，阿尔谢尼·帕夫洛维奇从屋里一步跨了出来。主人无计可施，只好把伊利亚·彼得洛维奇介绍给他，但悄悄地把这个看守过去的身分告诉了他。村长有意把佩斯科夫斯基和里帕引进餐室。隔着一堵厚厚的屏风式的墙壁，他的女儿马尔塔躺在那里。几天前，马尔塔在牛棚里崴伤了脚。格吕弗尔特顺便到女儿那里，向她使了个眼色，好象说，你仔细听着，记住谈些什么。
这个吩咐使人感到不快，并且有伤人的自尊心，但这是严父之命。马尔塔不知道，也猜不出会谈些什么，但从父亲那严厉的手势看，她感到将要谈十分重要的事情。于是，马尔塔放下书，侧耳倾听起来。
里帕在隔壁谈话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咳、咳，天气还可以，这天气还可以。听说，今年冬天长。您在我们这儿过得怎么样？”
“挺好，” 陌生人不想长谈，只说了两个字。
“我是为了这么一件事来的：1912年，在下诺夫戈罗德我认识一个人，叫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佩斯科夫斯基，在造船厂当工程师。他在德国留过学，是一个十分宽厚的人……我想，这个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是不是您的亲戚呀？…这个姓不常见。我很想知道，政变后他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活着？”
“不知道，我头一次听到阿尼西姆·马特维耶维奇这个名字。”
“那太可惜了。这么说，我白白打扰了您。真对不起。”马尔塔听得出，里帕挪了挪椅子。他大概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她不明白，父亲对这次谈话怎么那么感兴趣。
“顺便告诉您，我对这里的人、这里的生活情况都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说，我非常乐于用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帮助新政权。”
“您这是要干什么？”
“我知道您为什么到这儿来。整个移民村都说，您是来买粮食的。但是他们早有准备，各自找地儿把粮食藏了起来。这些吝啬鬼，没见过世面。他们习惯于靠盘剥我们俄罗斯兄弟发财致富，这伙寄生虫，全都养肥了。我知道谁有多少粮食，都藏在哪儿。如果您愿意……”
“我洗耳恭听，”陌生人冷冷地打断了对方的话。
“我来报告粮食的数量，’里帕以司务长式的恭顺口吻说道。马尔塔感到，他这时一定是站得笔直的。“我不帮忙，您会感到很困难……在这经受考验的时刻，我愿为国家效劳。”
“您真肯帮忙呵，我真没料到……”
“我非常非常高兴。
“只是您的帮助对我毫无用处。”
“为什么没用处？”
“是的，毫无用处。不找帮手也可以过得去。
“您怎么，把我当成了密探？” 在里帕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受了冤枉的调子。“人家到您这儿来是为了，为了…没有我，看您会拿到什么！”
“再见，再见，到时再说吧，我的好先生。”
在隔壁，门砰的一声夫上了。看来，里帕不辞而别，而陌生人脱口骂了一句。
马尔塔把这次谈话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全都告诉了父亲。格吕弗尔特一声没吭，转身出门，径直来到彼得住的小房子。谁也猜不透，村长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夜里，里帕的房子起了大火。火刚起的时候，不知是谁往窗口里丢了块石头，惊醒了这位前司务长。里帕只抢出了皮大衣、靴子和一张旧照片。这张照片是见不得人的，它常常勾起他对往日幸运时光的回忆。照片上，里帕和一群为积极卖命而受表彰的宪兵们在一起，中间端坐着一位双眼外突、上唇蓄胡的长官。
那天晚上，格吕弗尔特在副村长马克斯·坦年鲍姆的家里一直坐到深夜。两个老朋友仔仔细细地盘算了一遍，该怎么办才好，如何答复巴库来的全权代表。
“算了吧，移民村不会变穷的。他这么尊重日耳曼人，还把那个告密的家伙赶了出去，我想，就尽力帮他吧，” 坦年鲍姆说。
“你这么想？”格吕弗尔特问道。
“其实你也是这么想的。”
过了一天。大车一辆接着一辆来到村管理所门前。庄稼汉们默不作声地往格吕弗尔特家的仓库卸面粉。马尔塔在过磅。
“你们怎么运走呀？不害伯吗？周围到处都是土匪。”
“没关系。主要的事情已经办好了，总有法子运走的，”佩斯科夫斯基兴高采烈地答道。“我就知道，同日耳曼人是可以说得通的。您看看，我带来的这些小伙子有多棒！”
马尔塔恳求父亲允许她跟大车到车站去，让医生看看脚。路上，她不住地仔细端详着这位身材匀称、十分自信的俄罗斯人。从前，她只是听说过、读到过关于革命者的故事，今天才第一次看到。
这个俄罗斯委员体态健美，皓齿如雪，双目炯炯有神。看得出，是一把好手。看姑娘一眼吧，哪怕看上一眼呢，这会费他什么力？
可是，佩斯科夫斯基正全神贯注地注意着大车。他带来了５名身体健壮的海军战士，个个全副武装。但是他知道，即使有一股藏在附近树林中的土匪来偷袭，他们的力量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阿尔谢尼不断催促大车快走，想趁天亮赶到车站。他骑的是一匹小马。毫无疑问，这匹马的前几代一定混过驴子的血统，因此它比佩斯科夫斯基所知道的任何一匹马都更加执拗。
车站已经在远处出现了，马尔塔请车夫把大车停下来，她走到佩斯科夫斯基跟前。抓住他的马蹬，从下往上把他看了一遍。
阿尔谢尼霍地跳下马：“您有什么话要说吗？”
马尔塔难为情起来，细声细气地喃喃说道：“我只想……问问，您以后还到我们这里来吗？”
“不一定来了，亲爱的。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如果我知道您还再来……日子…会过得轻松一些。”
“噢，原来是这样，”佩斯科夫斯基感到有些惊讶。他暗暗对自己说，恭喜您，阿尔谢尼同志。只是不明白，您怎么会使这么一位美人情销魂断的？瞧，她的微笑多么和善。您什么时候最后一次见到这样的微笑？不要白费力了，您想不起来。就连您自己也成了一个不爱笑的人。请问，您怎么会有这样的福份？“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话，亲爱的马尔塔。可您，可您完全不了解我呀。”
“了解，” 姑娘深信不疑地答道。
佩斯科夫斯基心里想：“我很会记人的面孔。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天以前，只知道她叫马尔塔，是阿尔贝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女儿。而且十分可惜，有些跛脚。”他不由地朝马尔塔的脚望了一眼。
“我的脚崴了一下，”她看透了他的意思，说道。“我想让车站的医生看看。我们那位医生老得不行了，什么也看不见。我看，他巳经记不得什么药治什么病了。我一直坐在车上，刚刚才下来。
“亲爱的马尔塔，你们这里好极了。我非常高兴，你们全家、你父亲帮我完成了革命任务。”
“我们也很高兴。”
“你说的是真心话？这些粮食你们本来可以卖更多的钱呀？”
“革命会给勤劳的人带来些什么，我们有人明白这个道理。”
“咳，这和我，和我有什么关系？告诉我……为什么你希望我再来？万一我是坏人呢？”
“不，这不会的。我知道。我听到了你们的谈话……这当然不好……可是我听到了您和里帕的谈话。
“你告诉过别人吗？”
“只告诉过父亲。
“是这样，现在我有点儿明白了。
“明白什么？”
“我明白了，为什么我要多少粮食，我应该买多少粮食，你的乡亲们就送来多少，一声不吭，也不讨价还价，一斤都不差。现在我懂了，是谁帮了我的忙。让我谢谢你，还有…”
“还有什么？” 马尔塔把脸凑到他跟前，柔顺地、期待地望着他。
“假如我能象亲吻朋友那样吻你……”
“在你们俄罗斯人当中，‘象朋友那样’吻是什么意思？”
“马尔塔同志，你提的问题很难回答，”佩斯科夫斯基声音喑哑地说。
“你有妻子吗？”
“顾不上这些，亲爱的马尔塔。战争啊！我在加利西亚①、在波罗的海沿岸都打过仗。后来，闹起了革命……顾不上啊。”
【①西班牙城市。——译者】
“今天是我的好日子。我知道，今天是好日子：我做过梦了。”
“你相信梦？”
“梦总是应验，怎么能不信？”
她好象一直在热切地盼望着这次会面。移民村按照自己似乎永世不变的规矩已经生活了１００多年。它们与外界老死不相往来，总是在警觉和猜忌中度日。最初几代移民所具有的那种端庄、惹人喜爱的仪态，在年轻人的面容里一辈比一辈少。在可怜的彼得身上，留下了因信守不与外人通婚的习俗而遭到惩罚的痕迹。过去，移民村主要有两大姓，他们彼此通婚。命中注定的结合已经重复过多次，蜕化愈来愈明显…，这一切马尔塔都看在眼里。她一直期待着，虽然有些胆怯，但却坚信，命运会帮她找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健壮的人，一个具有健康血统的人。
她看着阿尔谢尼，低声说道：“上帝啊，帮帮我吧！让我们分别得不要太久吧！求求你，求求你，让我们重逢相聚吧，帮帮我吧…”，她虔诚地祈祷着，忽然，她感到，她那凝聚在对上帝祈祷中的思想已经传给了这个走在她身边的人。他用异样的目光，颇有兴致地注视着她。
“亲爱的马尔塔。怎么对你说呢？碰到这样一位姑娘，真叫我高兴……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可是……可是，我身不由己啊。”佩斯科夫斯基想了想，十分坚定地说：“假如给我这种权利，假如这种权利能给我……”他象头一次倾吐爱情的中学生一样，忽然沉默了。
马尔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不由地看了看四周，看看海军战士们是不是在瞧他们俩。可是马尔塔却根本顾不上那些人。她感到非常幸福，这样的幸福她从来没有感受过。车站就要到了，这使她非常惋惜。她感到大车走快了，其实车子还是那样慢悠悠地晃着。
“我在巴库等你。”
“真的？等－－我？如果你说声‘是的’，我的脚马上就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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