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累累 ［美］昆德伦 著-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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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思。”我说，“我已决定用贝思这个名字。”
　　“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她说，“一切都会好的，贝思。”
　　“你听上去像我的丈夫。”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说，如果你按我们说的去做，一切都会好的。这话听上去像我丈夫说的。”
　　电话那边沉默了，只传来人们的谈笑声与脚步声。那地方一定是机场，人们从那儿前往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在旅行，不是在逃亡。“千万别出错，”帕蒂？班克罗夫特说，“他此刻正在寻找你们。”

　　第　五　章

　　那机构给了我一个下人的活，干勤杂工，而不是当护士。烧饭，清扫，购物。但这很好。好极了。可以到外面去，与人相识。我上门服务的第一个对象是位患脑瘫痪的三十岁妇女，住在一幢外表色彩单调的残疾人公寓大楼里。
　　她叫珍妮弗。她颤抖的双手上系着一根笔直的长木棍，需要我时，她便借助木棍敲击电脑键盘，打出要求。她看上去像只鸟，头上下摆动，像在吃东西，不像在吩咐我她想要什么。她眼珠在打转转，嘴巴呆滞地微张着，好像在笑。“速溶麦片。”她在写我第一天要买的东西，“一加仑脱脂奶。果冻布丁杯。巧克力。TY。”TY代表“谢谢你”（Thank　you）。
　　她也用嘴说谢谢，只是听起来像嚎叫或清嗓子，不像说话。买回这些东西后，我听见接在电脑上的打印机声。我换好小后房里单人床的床单后，看到她用木棍指着打印机纸盒里的一堆材料。十一页痛苦的纪录，连所有住院治疗的日期也记录在案。第一句话是这样的：“我叫珍妮弗。安。
　　马奇，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清晨六点十四分生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出生时，值班产科医生不在，由产科见习生格雷戈里？利特尔用高产钳接生。”
　　“产钳。”声音大了点，我本来不想出声的，她却又发出嚎叫，头上下来回摆动，像是说，对，对，就是因为那个产钳和见习医生才造成你今天所看到我的这副模样。要是没那把高产钳，我这个三十一岁的女人会在公共网球场上打球，晚上会在公路快餐店里做女招待。再不然，凭我的智慧和勤奋所掌握的医学史，我就是一个三十一岁的女博士，正在做博士论文，研究单细胞有机物或十九世纪的宫廷音乐。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致残的原因作一番解释，而难产是脑瘫痪的最好解释，是对自己为何斜着身子躺在那里、一切被禁锢在体内、靠提供这一页页不空行的材料让我明白她也是一个人的最好解释。
　　“这是给我看的？”我问，她的头又摆动起来。电脑屏幕上魔术般地出现了一些文字，是一些在闲聊室里唇枪舌剑的人传来的消息。“本周末的流星雨大得惊人。”屏幕上最后一行写道。“从马尼托巴地区看，流星雨像是银色烟火。”
　　“我现在要走了，”我说，“星期二回来。要我带些什么东西给你吗？”
　　她的头左右摆了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大约有一英寸长。我知道，每天早晨都有一个护士来给她穿衣服。父亲常说，各人都有各人的福。把别人的不幸算作自己的幸福是可耻的。她喉头深处又发出了嚎叫声。
　　“不用谢。”我说着，随手带上了门，走进外面的炎热中。
　　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说得对；也许就在我将布丁和牛奶放进珍妮弗的冰箱里时，博比正在到处找我。但我在回去的路上也一直在寻找他。每次干活我都走不同的路线，仔细往停着的汽车里观看，如果有人在我身后慢慢跟上来，我就会转过身去。每天上班的头一个小时，我和辛迪都自愿在学校图书馆帮忙；她可以告诉切尔西她在学校大楼里，我也能留意罗伯特，留意着在图书馆大门对面的校门。虽然我们不必在停车场上流汗了，可换来的却是听脾气暴躁的老帕特里尼太太的摆布，干着装书架和包书皮的活儿。
　　老太太把我俩都呼做“妈眯”。学校秘书认识了我，她希望常见到我。“如果罗伯特有什么麻烦，能给我打电话吗？”有一天，我给她从自助餐厅带了一罐冰茶时问道。“绝对没问题。”她说，一只涂成粉红色与白色的指甲将一袋“低糖”弹人她的杯子里。
　　查德不去玩具城的大多数日子里，我与辛迪过后都一块喝咖啡？“初为人母的人谈起孩子从床卜摔下来，就跟谈起泰坦尼克号沉船似的。”她不屑地说，“要是我再听到有人为放管子治疗耳炎争辩，我会啐他一口唾沫。”然后，我们上班去。辛迪将她几只黑色仿皮展箱放进微型货车，我动身去看望病人。每周到珍妮弗那儿去两次。还有一个叫梅尔文的透析病人，住当地医院，皮肤黄得像人造黄油。给他量血压、听心脏时，他的眼睛还是一刻都不离开电视屏幕。他看金融网上的股票行情，记在标准记事本上。“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妻子说。他是个长途卡车司机，正等待换肾。
　　同时，他在纸上玩股票，在脑子里买进卖出。通用汽车公司，特克斯特朗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GAP公司。他每天上午都让他妻子去方便小店买彩票。“你觉得祈求器官移植不对吗？”他的妻子说，她名叫埃达。
　　“你为什么觉得祈求器官移植错了呢？”
　　“我说把我的一个肾给他，可医生说没用，总有人要死的。我是说，要有人死他才能得到一只肾。祈求别人死，这太残忍了。”
　　“别担心，埃达。”
　　去看梅尔文也是每周两次。我很同情埃达，她每天用洗涤剂洗去他床单上的汗渍，但我无法对他有好感。我主要的工作，也是我最喜欢的工作就是照顾莱维特夫妇，他们住在我家外面那条公路对面的大楼里，那幢楼叫望湖楼。
　　到这儿的路很远，步行得二十分钟。矗立在我面前的两幢老年人塔楼就像海市蜃楼，它四周是一片白灰泥墙、红瓦屋顶的小房子，空调一开，房子会跟着震动？有时候，我会在这家或那家的台阶上坐一会儿，用纸巾擦擦额头，锯齿状的开花灌木挡住了别人的视线。有时我会在方便小店门口站下，买一大杯饮料。“天气真热。”柜台后的亚洲人总这么说，成了口头禅，听上去像一个多音节词，他还满脸堆笑，作为在这个极度疯狂的国家里做生意的代价。我很有可能是莱克普拉塔唯一不坐空调车的人。自从来到佛罗里达，我脸上多数时候都红得发紫，血液透过薄薄的肌肤一目了然，毫毛像针一样横七竖八。
　　第一次去莱维特家正赶上“教师发展日”，学校放假，不得已，我只好将罗伯特托给卡斯特罗家。我慢慢地大声地问米拉格罗。卡斯特罗我不在时是否能照看一下他。
　　“我来告诉她吧。”本尼说，转向他母亲。男孩说着像鸟语般的西班牙语，他母亲则死劲点头，说了点西班牙语后再点了点头。
　　“她说她会像照顾我们那样照顾他的，她说他是个好孩子。”
　　卡斯特罗太太说了一连串的话，头和手不停地舞动。
　　“她说，罗伯特将与我们一块吃午饭，很高兴他能来。
　　她说，他是个好孩子，她不会让他脱离自己的视线。行了，妈，够了。”本尼转过身去。“她还一个劲儿地祈祷。哦，不完全是祈祷，但总之是上帝之类的话。行了，妈妈，她明白了。”于是，两个男孩一边进卡斯特罗的公寓，一边在争论哪个超人是不可摧毁的。我与本尼的母亲像贴在一辆飞驰而过的车的车尾上的洋娃娃，咧嘴笑着，相互鞠躬。人们似乎在说，女人就爱弯腰鞠躬。网格门响了一下。罗伯特走了出来，他将我拉到一边，悄悄问道：“你什么时候回来？”卡斯特罗太太则笑着看着我们。
　　“四点左右。”我说。
　　“下午四点？”
　　“你肯定不想同我一起去？我说过，你可以和我一起去，坐在门厅里。”
　　他摇摇头。“我就想知道这。”他又回到本尼那儿，我则朝着望湖楼和莱维特家走去。
　　“瞧，欧文。”莱维特太太说着，第一次给我打开她的公寓门。我站在弥漫着来沙尔消毒剂味及老人味的过道里。
　　“瞧，”她踮脚从猫眼里看过后说，“他们派了一个新的来。”
　　莱维特夫妇住一个单间公寓，厨房很小，我与莱维特太太不能同时在里面做冰茶和三明治。这儿的阳台与纽约许多公寓大楼的阳台一样，大小只够站人，又小又难看，毫无用处，纯属现代建筑的点缀物。莱维特太太听气象警报时用它察看风暴，还有就是晾晾手洗的衣物。有时我走近大楼，凭晾在沉闷空气中五花八门的紧身衣就能判断哪是莱维特家。
　　公寓的内部结构像盒子一样简单，但里面摆满了洛可可风格的家具。餐具柜边是高脚橱，大型组合柜带织锦软垫，软垫年久变软，像婴儿的皮肤。几个透明合成树脂镜框里夹着各种黑白照片，镜框放在角落里的一个五斗橱上。
　　房里有坐椅，但没有餐桌，有几何镶纹的茶几和不结实的塑料小桌。房间的一端塞着东方地毯，比周围长出六英寸。
　　客厅一角放着一张医用床，还有一张牌桌，上面放着药品、清洁喷剂、成人尿布，一幅黑森林大油画镶在一个精致的镀金框里。我在做实习护士时曾去家访过一个七十岁的癌症患者。他是一个皮毛商，他家的小空间利用率与此相仿。
　　“他们人老了，萎缩了，但家具依然与原来一般大小。”我的医务指导说。
　　我第一次去莱维特太太家时，她打开门，看着我上班穿的蓝色聚脂纤维的前开宽松直筒连衣裙说：“这色彩看上去缺少生气。”这种连衣裙激发并吸收汗水，与我在妇女杂志见过的那种塑料减肥外衣差不多。
　　“不管怎样，我还要说声，你好。”我说。
　　“哦一呼，欧文，”莱维特太太说，“这一个很幽默。”
　　莱维特家其实没什么要我做的事。我与莱维特太太一起给欧文翻翻身。他得过中风，失禁还失声，多数时候瘫痪，不能动弹，偶尔来一阵抽搐。我们一起给欧文换床单和内衣，用吸管给他喂浓豆汤和肉汤，给他换尿布，其他时间就坐在一起喝茶。
　　“可以用电话给我儿子打个电话吗？”第一天时我说，“市内电话。”
　　“妈，我很好，”罗伯特不耐烦地说，“我们正忙着呢。”
　　“我马上就回家。”我说道，从他的话音、呼吸、轻微的哼哼声中听得出，他并不在乎，他正在慢慢地恢复正常，开始体现出身上固有的男孩脾气来。
　　“说实话，亲爱的，”莱维特太太的英语带着异国口音，“欧文住这儿，我确实需要有个帮手。再说，有个说话的伴儿也是件乐事。这不是说欧文不重要。不过，欧文，你从来就不善言谈，对不对？”她朝我眨了一眼，抬起一只手，摸摸她那头浓密的灰白头发。头发好像曾经烫过，过后长时间没再整理。“一开始考虑退休，他就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地说个没完。人人都想去佛罗里达。我说，欧文，我到佛罗里达去干什么呢？第二天我们醒来，外面下了一英尺厚的雪。
　　哦，伙计，我心想，就为这个。接着我便知道，他在交易市场上买了房子。你看这。”她手撑雕花弧形扶手从红木椅子里站起身，示意我走到客厅与卧室间的过道放着扫帚的壁橱旁。里面有吸尘器、一只满是樟脑味的折叠式金色旅行袋、一副高尔夫球杆。
　　“你打高尔夫球吗？”莱维特太太问。我摇摇头。许多警察都打高尔夫球，增加一些运动量，改变一下生活方式，以免总坐在外面院子里，闲扯些临时警察是笨蛋、巡警车需换减震器之类的事。但博比喜欢举重。他的前臂像解冻前的全精牛脊肉。上帝，他的身材真棒。“你没啥好抱怨的，弗兰。”有次在汉普顿湾举行的公共房产管理局烤哈野餐会上，一个警察的妻子看看博比，再看看她丈夫后这么对我说。而她丈夫常拍着他自己的大肚子说：“肚里的孩子喜欢喝啤酒。”
　　莱维特太太穿着卧室用平底拖鞋，踢了踢高尔夫球杆。
　　“他说他想学高尔夫球。七十一岁了，还觉得自己是叫什么亚瑟来着的人，一个出色的高尔夫球手。欧文，是不是？你就在游泳俱乐部里从伯尼？梅尔松和他那帮人那里捡了这些废话。你觉得我在报上登个广告试着将它们卖了怎样？”
　　“高尔夫球杆？”
　　莱维特太太点点头，重新在椅子里坐下，喝茶，吃饼干。
　　她向我倾过身子，放低声音。“麻烦的是，”她说，眼睛斜看着我，“万一有人买了球棒，而欧文又康复了，或出现这样类似的事。”她朝着角落挥挥手，似乎指那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可调节床背，尿布盒，导管袋。“他会说，塞尔玛，我的球杆究竟上哪里去了？你卖了？什么，塞尔玛，你以为我要死了？”她耸耸肩，柔软的身子有规律地一升一降，显得很无奈。我朝欧文看去，一具木乃伊，一双潮湿的黑眼睛，手指在抽搐，他呼吸的样子，似乎让人觉得他要说话。床斜放着，这样他可看到莱克普拉塔全景：一片杂乱的、七零八落的景象，小屋顶紧挨着小屋顶，只有骨架似的水塔架和盒状的w超市、K超市打破这种单调。可他似乎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也许他还能感觉到自己体内咚咚的心跳声，谁知道呢？很难想像他能挥动高尔夫铁头球杆。
　　“别管他。”莱维特太太说，“对这个在奥兰多失踪的姑娘你怎么想？我敢说肯定被男友杀了。”哦，我也这么认为。
　　听莱维特太太说欧文，就像我结婚后多次野餐时与其他警察的妻子坐一块聊天。在那些夏日午后的日子里，我有时想，博比说得对，我在吹牛。坐在博比朋友巴迪在长岛的错层式房屋的后院里，听巴迪的妻子玛丽、她妹妹泰丽，还有玛丽的邻居安玛丽聊天。泰丽也嫁了个警察，安玛丽的丈夫是消防警。听她们说起来似乎婚姻是苦路十四处①，是天经地义的，是丈夫对自己的考验。
　　“他可以坐在那儿，俨然一位全美年度优秀父亲，可是上帝不让他给孩子洗澡或买双鞋。”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