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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宋史-第4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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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为不便，而安石主议甚力，帝卒从之。今悉著其论难，使来者考焉。
帝尝论租庸调法而善之，安石对曰：「此法近井田，后世立事粗得先王遗意，则无不善。今亦无不可为。顾难速成尔。」及帝再问，则曰：「人主诚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谓害者制法，而加于兼并之人，则人自不敢保过限之田；以其所谓利者制法，而加于力耕之人，则人自劝于力耕，而授田不能过限。然此须渐乃能成法。使人主诚知利害之权，因以好恶加之，则所好何患人之不从，所恶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无道以揆之，则多为异议所夺，虽有善法，何由立哉？」
帝谓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安石则曰：「今义勇、土军上番供役，既有廪给，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无租庸调法，亦自可为。第义勇皆良民，当以礼义奖养。今皆倒置者，以涅其手背也，教阅而縻费也，使之运粮也。三者皆人所不乐，若更殴之就敌，使被杀戮，尤人所惮也。」
冯京曰：「义勇亦有以挽强得试推恩者。」安石曰：「挽强而力有不足，则绝于进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滥。初非劝奖使人趋武用也。今欲措置义勇皆当反此，使害在于不为义勇，而利在于为义勇，则俗可变而众技可成。臣愿择乡闾豪杰以为将校，稍加奖拔，则人自悦服。矧今募兵为宿卫，及有积官至刺吏以上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哉！陛下诚能审择，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则异时可使分将此等军矣。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长计也。」帝以为然。
时有欲以义勇代正兵者，曾公亮以为置义勇、弓手，渐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诚然，第今江、淮置新弓手，适足以伤农。」富弼亦论京西弓手非便。安石曰：「揆文教，奋武卫，先王所以待远迩者固不同。今处置江、淮与三边，事当有异。」
帝又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择不精，缓急或阙事。安石则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若不足。以当一面之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则三路事有当讲画者，在专用其民而已。」帝又言：「边兵不足以守，徒费衣廪。然固边圉又不可悉减。」安石曰：「今更减兵，即诚无以待急缓；不减，则费财困国无已时。臣以谓傥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
帝曰：「唐都长安，府兵多在关中，则为强本。今都关东而府兵盛。则京师反不足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处可为，又可令入卫，则不患本不强。」韩绛、吕公弼皆以入卫为难。文彦博曰：「如曹、濮人专为盗贼，岂宜使入卫？」安石曰：「曹、濮人岂无应募？皆暴猾无赖之人，尚不以为虞；义勇皆良民，又以物力户为将校，岂当复以为可虞也？」
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敝，则宜果断，详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彦博等又以为土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流求，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于战守，故可恃；至民兵，则兵农之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谓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如何尔。将帅非难求，但人主能察见群臣情伪，善驾御之，则人材出而为用，不患无将帅。有将帅，则不患民兵不为用矣。」
帝曰：「经远之策，必至什伍其民，费省而兵众，且与募兵相为用矣。」安石对曰：「欲公私财用不匮，为宗社长久计，募兵水法诚当变革。」帝曰：「密院以为必有建中之变。」安石对曰：「陛下躬行德义，忧勤政事，上下不蔽，必无此理。建中所以致变，德宗用卢杞之徒而疏陆贽，其不亡者幸也。」
时开封鞫保户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帝恐其贫乏，难于出备。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去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在官弓矢，不知百姓何故至于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亦不为过。第陛下优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火，逐火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谓赏钱宜出于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何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
帝尝批：「陈留县所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百姓买一弓至千五百，十箭至六七百，当青黄不接之际，贫下客丁安能出办？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筑射垛，又自办钱粮起铺屋。每保置鼓，遇贼声击，民居远近不一，甲家遭贼，鼓在乙家，则无缘声击。如此，须人置一鼓，费钱不少。可速指挥令止如元议，团保觉察盗贼，余无得施行。乡民既忧无钱买弓箭，加以传惑徙之戍边，是以父子聚首号泣者非虚也。」安石进呈不行。
帝谓安石：「保甲诚有斩指者，此事宜缓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权知开封府韩维等言：「诸县团结保甲，乡民惊扰。祥符等县已毕，其余县乞候农闲排定。」时府界诸县乡民，或自残伤以避团结。安石辨说甚力。时曾孝宽为府界提点，榜募告捕扇惑保甲者虽甚严，有匿名书封丘郭门者，于是诏重赏捕之。
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其愿上番状，然后使之，宜于人情无所惊疑。且今居藏盗贼及为盗贼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观长社一县，捕获府界剧贼为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曹既不容京畿，又见捕于辅郡，其计无聊，专务扇惑。比闻为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师亦止有二十许人。以十七县十数万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许人，不可谓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势率众而能令上下如一者。今联十数万人为保甲，又待其应募乃使之番上，比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盗，若任其自去来，即孰肯听命？若以法驱之，又非人所愿。且为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愿而已，则何必立君而为之张官置吏也？今辅郡保甲，宜先遣官谕上旨，后以法推行之。」帝曰：「然。」
一日，帝谓安石曰：「曾孝宽言，民有斩指诉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于蔡骃。赵子几使骃验问，乃民因斫木误斩指，参证者数人。大抵保甲法，上自执政大臣，中则两制，下则盗贼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乡人问之，皆以为便。则虽有斩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盗，固可渐习为兵。既人皆能射，又为旗鼓变其耳目，且约以免税上番代巡检兵；又自正、长而上，能捕贼者奖之以官，则人竞劝。然后使与募兵相参，则可以销募兵骄志，且省财费，此宗社长久之计。」
帝谓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难成，不如便团结成指挥，以使臣管辖。安石曰：「陛下诚能果断，不恤人言，即便团结指挥，亦无所妨。然指挥是虚名，五百人为一保，缓急可唤集，虽不名为指挥，与指挥使无异，乃是实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骇扰而事集为上策。」帝遂变三路义勇如府畿保甲法。
冯京曰：「义勇已有指挥使，指挥使即其乡里豪杰。今复作保甲，令何人为大保长？」安石曰：「古者民居则为乡，伍家为比，比有长，及用兵，即五人为伍，伍有伍司马。二十五家为闾，闾有闾胥，二十五人为两，两有两司马。两司马即闾胥，伍司马即比长，第随事异名而已。此乃三代六乡六军之遗法。其法见于书，自夏以来，至周不改。秦虽决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众而强也。征伐唯府兵为近之。今舍已然之成宪，而乃守五代乱亡之余法，其不足以致安强无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为可忧者，所见浅近也。」
安石又奏：「义勇须三丁以上，请如府界，两丁以上尽籍之。三丁即出戍，诱以厚利；而两丁即止令于巡检上番，如府界法。大略不过如此。当遣人与经略、转运司及诸州长吏议之，及访本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或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否？」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后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于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豪杰多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向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尔。」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亡命强梁之人。」文彦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安石曰：「以兵强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方其能刚强，必不至柔弱。张皇六师，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当专务兵强尔。」帝卒从安石议。
帝曰：「保甲、义勇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之费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于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又为上言：「今河北义勇虽十八万，然所可奖慰者不过酋豪百数十人而已。此府兵之遗意也。」帝以为然，令议其法。
枢密院传上旨，以府界保甲十日一番，虑大促无以精武事，其以一月为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计一年余八月当番，若须一月，即番愈疏。又昨与百姓约十日一番，今遽改命，恐愈为人扇惑。宜俟其习熟，徐议其更番。且今保甲阅艺八等，劝奖至优，人竞私习，不必上番然后就学。臣愚，愿以数年，其艺非特胜义勇，当必胜正兵。正兵技艺取应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劝心也。」
元丰八年，哲宗嗣位，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曰：
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闲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自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阵，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关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聚之教场，得赂则纵，否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
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攻，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国家承平百有余年，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扰，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属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糜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苦劳役，不感恩泽。农民之劳既如披，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使之戍边境，事征伐，则彼远方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大半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敌人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县尉，但主草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而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以除盗，乃更资盗也。
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猖炽已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
且向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开拓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有云：「应缘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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