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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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李沃夫给这三份密码电报起了稿，朝门外喊了一声：“什列约夫！”当什列约夫带着睡容出现在门口的时候，李沃夫吩咐他去把译电员唤来。

　　什列约夫出去了。李沃夫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把密码电报纸放回保险柜，收好以后，重新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他心里想把给斯大林的那份最主要的文件拖到明天去写，但他打消了这种想法，克服了自己的疲倦，决定不拖延、今天就写好。不过必须把事情的各个方面再考虑一番，主要的，要把自己的论据写得简单扼要。

　　扎哈罗夫愤愤不平地从李沃夫那儿离开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对李沃夫本身说来并不是主要问题。不管是调动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职务的意图，还是想在及时撤换谢尔皮林的打算中挣得支持的愿望——这一切综合起来，也不过是李沃夫对未来的夏季攻势所感到的焦虑的一部分。

　　李沃夫任军事委员时间最长的那个方面军，在一个半月以前一分为二，两个方面军都委派了新的司令，李沃夫本人被派到了这里——实际上是一个一切都处于初创阶段的方面军。

　　划分以后，虽然那一个方面军在力量上要比这一个方面军强一些，但李沃夫并不怀疑，把他派在这个次要的方面军里也是正确的，是由于工作的需要。显然，斯大林认为，只有他李沃夫才能不怕困难，尽一切努力去提高这个新编的方面军的战斗力。如果有什么人妨碍他这样做，他就会不顾情面，毫不犹豫地打报告。

　　他认为，不管他的命运怎样变幻不定，但自始至终不是由其他任何人，而是由斯大林亲自安排的。这种想法是有根据的，而且早就变成一种信念，它使李沃夫在其一生最困难的时刻感到安慰。怀着这个信念，他经常毫无顾虑地接受艰巨的任务。怀着这个信念，他在遭到挫折以后，能顺从地接受任何处分，哪怕把他派到团里去工作也行．只要斯大林认为有这个必要。

　　假如他怀疑，现在还有其他人在决定他的命运，那么，天晓得，他是否还会这样顺服？然而他恰恰没有这种想法，因此，即使受到命运的打击，他仍然我行我素——毫不留情地向斯大林打报告，汇报别人的一切真实的和不真实的错误缺点，而在自己的一生中也从不请求上级宽容自己。

　　当然，在他突然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时候，他不得不迫使自己认为这是正常的。不过他惯于克制自己，克制自己在最初的时刻自然而然产生的委屈和痛苦的感觉，这种习惯早就成了他性格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甚至对自己能够不顾个人的情绪这一点，也引以为荣。

　　他不是一个只会对别人吹毛求疵的人。他对自己的小节也是不放过的。正因为他能苛待自己，所以他认为自己有权苛责别人．

　　今天在谈到切尔年科的时候，他对扎哈罗夫说：“您将来会后悔的。”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想以此恐吓扎哈罗夫。他所指的只是事情发展的必然趋势。切尔年科虽然很勇敢，这一点谁也不否认，但由于他的所谓讨厌文读主义——实际上，在这种借口后面，隐藏着他的懒惰和无纪律性，——他现在不适宜，将来也不会适宜于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这在不久的将来反正会得到证实。到那时候，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对自己的固执感到后悔，到那时候，情况将对切尔年科本人、对扎哈罗夫和对事业都更为不利，而扎哈罗夫就不得不同意撤切尔年科的职，还不只是调动他的工作而已。

　　在集团军里逗留的三天内，李沃夫认为扎哈罗夫是一个有经验的政工人员，能够深入部队，作为军事委员是称职的。虽然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巴斯特留科夫向他暗示，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有偏心，但他并没有对此过分重视。他把扎哈罗夫叫来的时候，认为巴斯特留科夫的话中即使有一部分真实情况，但扎哈罗夫有足够的认识，不仅能够解决切尔年科调职的问题，尤其能够理解集团军在进攻前夕已经三个多星期没有司令的不正常状态。

　　可惜的是，扎哈罗夫对切尔年科的看法表明他是一个还不够成熟的人。而在对待谢尔皮林的问题上，他的发现更坏。在两者中间，他和司令员意气相投，习惯于过一团和气的生活，为了能一切照旧，甚至损害事业也在所不惜。宁可让集团军由于没有司令而受到损失，也不愿让另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来当司令。

　　总之，扎哈罗夫作为军事委员比他原来所想象的要差得多。当然，李沃夫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事实恰恰相反，扎哈罗夫实际上比他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换成别人，也许会对下属——这里指的是扎哈罗夫——的无礼顶撞恼羞成怒。但李沃夫不然，反而认为扎哈罗夫做得好——一个能这样讲话；回答你的人，在别的场合，在和集团军司令的争论中，一定也能坚持自己的观点，而这正是对他的要求！但尽管这样，看来扎哈罗夫是属于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在一个地方一工作得太久了，就会受到和他共事的人的影响，不能用自己的目光来看待一切事物，从而丧失敏锐地发现问题的能力。要使扎哈罗夫这样的人重新发挥作用，应当把他和他所熟悉的人分开，让他和不熟悉的人在一起。只要替他创造另一种环境，他还不至于丧失做一个政工人员的资格。

　　如果正在治病的司令还是要回到集团军里来，那么就得换一个军事委员。如果一个新的司令，那么到那时再看吧。问题还得搁一搁。不过这是很不好的，长时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了！

　　扎哈罗夫认为，关于谢尔皮林的问题李沃夫已经和方面军司今谈妥，其实他错了。相反，李沃夫去和司令谈的时候，预先就料到他们不会取得一致意见。但尽管这样，他还是去了，因为他希望使事情明朗化。

　　李沃夫直截了当地坚决提出另派一个集团军司令代替谢尔皮林——一他习惯于用这种方式提出这类问题，——然而方面军司令并不象他所等待的那样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他甚至宁愿对方采取强烈反对的态度，因为这样便于把争论的问题提到上面去，在那里申述自己的观点，使问题马上得到解决，而不是往后拖——到那时已经太晚了。

　　司令心平气和地把李沃夫的意见挡了回去。他没有直接说“不”，而是转弯抹角地说，李沃夫忧虑得过早了。鲍依科代理集团军司令职务，目前还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甚至出乎意料地好，因此，就可以再等一等，再去询问一下谢尔皮林回来的确切日期。他说，在未来的进攻中，他将让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担任主攻任务，因为由方面军统率的三个集团军中，唯有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具有在广大的纵深地带进攻的经验，而其余的两个集团军和它们的司令都还没有这样的经验。虽然他自己也感到，谢尔皮林在战斗的准备阶段暂时不在未免是个缺陷，但如果把一个和司令部还不能很好配合、对部队还不熟悉的新人派到担负主攻的集团军里去，那就更糟了。

　　“要是他不仅不能及时回来，而且经过车祸和脑震荡之后体力不济，那怎么办呢？”李沃夫问。

　　“我们不能代替医生，”司令对这一点回答说。“在什么样的健康状况下让一个人出院，应该由他们负责，不是由我们负责。况且他们显然知道，他出院后要上前线，而不是参加残废军人大队。我们稍等一下吧！不要急于作出结论。”

　　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一碰了个软钉子！

　　李沃夫急不可待地要立即采取行动，但被司令“过早”呀、“目前”呀等等一套话给难住了。在李沃夫的这个意图中并没有个人的目的。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实际情况：在进攻的准备阶段，恰恰是那个即将担负主攻的集团军已经近一个月没有司令了。如果还是免不了要派新的司令，却不是现在就派，而要在临进攻前才派，哪时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现在就派，为什么预先就断定他不如谢尔皮林呢？剩下的时间还相当充裕，为什么他不能熟悉集团军并且和司令部很好配合呢？为什么不能代替？不能代替的人是没有的。过去由李沃夫领导的那个方面军，如今已由别人接替他的工作，而且在那里正在准备进攻。而他李沃夫则来到了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在这里做着自己的工作。完全没有必要把“配合”这个词神秘化，在战争中，命令你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假如现在谢尔皮林身体健壮，生气勃勃地在这里工作，那么，他的问题显然不会产生。现在既然他不在这里，那么这个问题就产生了！

　　和司令谈话以后，李沃夫想到谢尔皮林就感到恼火，把他看作是实现自己的迫切愿望——把什么事情都弄得一清二楚——的障碍。但是，扎哈罗夫想到，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李沃夫还对谢尔皮林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放心，这个想法倒与事实相去不远。

　　李沃夫并不是不信任谢尔皮林，或者有什么根据认为他是一个不称职的集团军司令。无论是集团军的现状，还是他们俩仅有的一次会面给李沃夫留下的印象，都没有为这一点提供足够的根据。然而从李沃夫被派到这个方面军来的第一天起，他心里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愉快的感觉，老是想到在他属下的三个集团军中，有一个集团军是由战前在集中营里待过四年的人指挥的。

　　有关谢尔皮林的一切事情，应该知道的，李沃夫都知道。他知道谢尔皮林给斯大林写过信，知道斯大林对他的信感到满意，并把他提升为集团军司令。李沃夫还知道以后的情况，这情况谢尔皮林本人却并不清楚，只是心里猜测而已。德国人散发传单说，集团军作战处长皮金降落在他们的阵地上，已经向他们投降。由于这次糟糕的飞行是谢尔皮林亲自批准的，因此，就有人打算撤他的职，并且报告了斯大林，但斯大林不同意，他说：“我信任他。”

　　这一切李沃夫都知道。然而尽管如此，他还是感到不满意：既不满意谢尔皮林待在他的方面军里，也不满意集团军军事委员认为这个人无懈可击，还不满意方面军司令对他特别推崇，强调他的作战经验。

　　现在恰巧有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根据工作上的正当理由把他摆脱掉，然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加以阻挠。

　　李沃夫是一个毫不圆通的人，使他感到难受的是，现在在战争中必须和这样一些人打交道，这些人是从过去他认为一去之后不能复返的那个地方回来的。他不能象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他们，仿佛他们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仿佛他们一点也没有变化，仿佛他们经历了这件事以后，仍旧和设有经历以前完全一样。

　　在战争中，他们目前的职位迫使他无可奈何地容忍着，让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指挥成千上万的人，而且，战争进行得越长久，他们越能博得上面的信任，和那些历史上没有发生过这类事情的人毫无区别。

　　然而在一切由他本人决定的那个部门，他从来不容许自己的直属部下中有象谢尔皮林这样的人，甚至他认为历史上有疑点的人：从敌人那里单独突围出来的，或者从前去过国外的。他希望能够离这些人远些，也希望这些人离他远些。

　　他要求清楚，在他看来，他们这些人终究有点不清不楚。

　　斯大林任用这些人，甚至让他们当方面军司令。假如他处在斯大林的地位，他是不会这样做的。他内心就是这样想的：不，决不能这样做！没有他们也能打仗。

　　生平无论做什么事，要做就要做得彻底，决不中途改变！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本人教导他的。他看重斯大林的这个特点，把这一点看做斯大林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大优点。但既然要做得彻底，就应当在一切事情上贯彻这个原则，不要有任何例外。

　　忠于斯大林是李沃夫生活的核心，他活着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他做一切工作也是为了忠于斯大林。但是，也许正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耿耿忠心，他认为自己有权在内心不赞成斯大林的某些行为，特别是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他心中早已形成的斯大林的形象———他过去的、现在的和应有的那种形象。

　　斯大林让许多象谢尔皮林那样的人回到军队里来，要他们本人和所有其他的人忘掉过去发生过的事情，这在李沃夫看来，是斯大林的一个几乎令人无法理解的弱点。无论如何，他希望斯大林不要这样做。

　　假如处在谢尔皮林位置上的是另外一个人，李沃夫同样要考虑及时撤换有病的集团军司令。而现在，既然这个集团军司令是谢尔皮林这样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那么，李沃夫就更急于要把他撤换，并且对遇到的阻力感到恼火。

　　被叫来的译电员从桌子上拿起三张填写好的电报纸，用询问的眼光朝李沃夫看了看。

　　“今天就是这一些，”李沃夫说。

　　译电员转了个身，响起了皮靴的沉重的　　声。这个突然而来的响声传到了李沃夫的耳朵里。根据这种响声，而不是根据透进掩蔽的窗子的光线，他感觉到时间已经很晚了。

　　然而还是得把给斯大林的报告马上写好，以便早晨派信使送到莫斯科去。

　　李沃夫为这个新编的方面军存在的困难感到不安，在这一切不安之中最主要的一点，是他越来越确信方面军司令日前已经不能胜任，而今后将更加不能胜任他肩负的一切工作。他对人要求过低，软弱而又轻信。说他对未来的战斗的准备工作很少关心，那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是关心的。但怎样关心的呢？他完全相信，人们会按照他所说的那样去做。检查工作做得太不够了。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说，老是让人们感觉到你不信任他们的良心，那无异是损伤他们的自尊心，使他们对自己失去信心。

　　总之，过多地讲到良心和自尊心，对一切事情很少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