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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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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过多地讲到良心和自尊心，对一切事情很少进行具体的、细致的检查工作。
现在，在准备阶段，还可以应付过去，还可以等待，看一看将来会有怎样的结果。但如果将来在战斗的时刻也是这样，就可能会弄到危险的、甚至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就后悔莫及了！
在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中，在通信联络部门，在一切有关部队管理的工作中，漏洞百出。这本来不足为奇：方面军是新编的。然而依李沃夫看来，司令对这些漏洞过于宽容了。主要的是对在这方面有错误的人过于宽容了。他总是下不了决心——甚至对那些李沃夫认为已经无法容忍的人，既不同意撤职，也不同意调职。
他宁可损害事业，而不愿意搞坏关系吗？就拿今天的事情来说，李沃夫告诉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和这一天的实际情况不符，可司令是怎样处理的呢？当李沃夫说后勤副司令“谎报”的时候，他用手势阻止李沃夫，并且说：“您这样讲太过分，不够慎重吧。”
然后他打电话给这个副司令，不是对他申斥，而是用名字和父名称呼他，①用略带责备的语气对他说，没想到他的汇报这不精确，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事情……
①用名字和父名称呼对方，是表示尊敬和客气。——译者
在进攻开始之前可以一直抱这样的希望！但是结果会怎样呢？相互之间客客气气，彼此深信不疑，而弹药基数和汽油却没有备足！
司令的这种软弱、松劲似乎和他过去的战斗经历中的某些篇章很不相称，那时候他担任集团军司令，在艰苦的防御战中以顽强见称。李沃夫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的原因，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司令目前体弱多病，他的糖尿病加重了，大概正是由于这一点而感到信心不足。甚至他下部队去的时候，还随身带了一个女医生，让她坐在吉普车的后座，她每天给他打两次针。
李沃夫今天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如果需要打针，下部队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一个别的什么人。甚至可以从作战处经常随从的军官中派一个人学一下，注射胰岛素并不是复杂的事情。
司令只是气呼呼地说了一句：“嗳，这事您就别管啦……”
这事怎么能不管呢？下面已经有反应了：人们议论纷纷地说，司令到前沿阵地来带着医生。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啦？其他的就不用说了……
显然，由于身体不好，就对自己信心不足，对别人要求也就不严，这差不多总是有连带关系的。
另外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情况：这个人没有大规模进攻的经验。防御的经验，主要是集团军范围内的防御经验，他是有的。而进攻的经验却没有。因此，他抓住谢尔皮林不放，把谢尔皮林的集团军放在主攻的地位。谢尔皮林有进攻的经验，而他本人却没有。
他本人的勇敢，这是有事实可以证明的。那时候，他知道：决不能后退一步，否则就会被赶到海里去——他出色地解决了自己的艰难而又简单的课题。
现在，他将怎样指挥整个方面军进攻呢？既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人又不严厉，缺乏严格要求的精神，怎么能带领部队一天天地向前推进呢？
李沃夫在内心深处经常用自己的情况来衡量别人的一切，认为严格要求的精神能够补救经验和知识的不足。但如果既没有经验，又没有严格要求的精神，那会怎样呢？
未来的进攻使他感到忧虑。由于他是斯大林派到这个新编的方面军来的，因此他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他应有的果断精神：写信报告斯大林，方面军司令不称职，这里需要一个更加刚强、更加严厉的人。
战争的第二年，是李沃夫生活中遭到变故的最困难的日子，他由于独揽大权，把一个虽然学识渊博但优柔寡断的司令压在自己下面，终于自食其果。那时候，在发生变故以前，李沃夫的处境是颇为得意的。他忘记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实际上起着司令的作用，而那个优柔寡断的司令却成了他的顾问。两年来，不管他被派往哪一个方面军，关于那次事件的记忆一直象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因此，他现在反而害怕和一个要求不够严格、意志不够坚决、不能把战斗进行到底的人并肩作战。他感觉到方面军司令正是这样的人。
过去一段时期，李沃夫能够凭自己的地位和自信力擅自把司令撂在一边，独揽大权。在军队中，这个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斯大林还是把他派到这里来，那就是说，继续对他寄予厚望。方面军司令对未来的进攻不能应付裕如，而他李沃夫处身其间，却不能及时扭转局势，这种忧虑最近以来一直折磨着他。
他决心要写一份报告，把这一切情况告诉斯大林，同时提出集团军司令至今出缺的问题。决心是有了，但他现在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对着写报告用的拍纸簿和铅笔——他这样坐着，迟迟不能下笔。想到可能产生的后果，他就举棋不定。
如果斯大林不理解，或者不想理解他的意思，那会怎样呢？
四二年的那次事件——他起初把方面军司令撇在一边，越 代庖，后来在战斗中遭到失败——终于成了他本身的悲剧。
在那次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尽了自己的一切努力，来救一切尚能救的人。而且他极少考虑自己的生命安全，以致后来有人说他想以死自赎。这是不确实的。他并不想以死自赎，因为他既没有考虑到自己，也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那次事件是那样的严重，足以给他带来一切严重后果。但他对此并不感到怎么可怕，他感到最可怕的，是他辜负了斯大林的期望，给斯大林添了麻烦。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他受了撤职和降级的处分，被派到前线当集团军军事委员。但是，他还有希望，因为斯大林并不就此把他一脚踢开，而仍旧把他当作一个有用的人；比起这一点来，职位上的变迁也就而得微不足道了。
他的职责缩小到只及过去的十分之一，但这个工作是斯大林亲自派他做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件以后，只有斯大林能够决定怎样对待他。
他知道，那些不喜欢和不了解他的人是怎样设想他的，他们料想今后他会变得谨小慎微，缩手缩脚。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仍旧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他来到集团军当军事委员，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可是他一到之后几乎立刻就直接写信给斯人林，报告他在前线看到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对他们的集团军，而且就整个战事来说，都是严重的问越。他写了，还提出自己的建议，其中一部分被采纳了。
经过那次事件以后，斯大林不想见他。不能轻易地原谅他。然而他写给斯大林的信，斯大林看了，并已采纳了那些自己认为必须采取的措施。在李沃夫当了几个月集团军军事委员以后，斯大林又任命他为方面军军事委员。
然而，在四三年，他突然第一次感觉到斯大林不再了解他了，总而言之，不象以前那样了解他了。
以前他仗着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认为自己有权对任何人都不信任。在这一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作用，并且竭力争取发挥这种作用。他把自己对别人的不信任看作政治生活的准则，他不顾情面，把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一切足以引起对某个人不信任或需要予以警惕或加强控制的事情，都向斯大林报告。
他并不捏造反面的事例，但在收集事例方面却不遗余力，他认为不能把事例本身分成值得注意的和不值得注意的。因为任何一个所谓细小的事例，都能在一定的环境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如果一个人没有重大的、明显的缺点，那么必定有细小的、不明显的缺点。不可能不是这样。应当去搜寻和发现这些不明显的缺点，这种缺点也可能会造成危险。
他在四三年初担任方面军军事委员以后，就急忙写信给斯大林，报告方面军司令的缺点，暂时还是所谓“细小的”缺点。
两个月以后，他从这个方面军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事后他知道，方面军司令向斯大林告了状，要斯大林决定，他和军事委员李沃夫两人中间究竟谁留在方面军里。显然他们两人不可能在一起工作。
在第二个方面军里几乎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他和司令之间找不到共同语言。这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他的一生中，他和其他人也没有找到过共同语言。他没有想到要找，而且并不认为寻找共同语言是他的任务的一个部分。他只是孜孜不倦地汇报他在任何人的工作中看到的一切缺点、错误和违法乱纪的现象，还写信报告关于某些人自私的和不道德的行为，或者他认为是这样的行为。结果，五个月以后，他又被调到了另一个方面军。在这第三个方面军里，他和新的司令又无法找到共同语言，他们同时把问题提交斯大林，这一次两人都被解除了职务。
一个半月以前被一分为二的那个方面军，是他待过的第四个方面军，而现在这一个是第五个。可是他本人却依然故我。他不让别人欺侮自己，也并不由于碰了钉子而变得聪明起来。他仍旧把自己认为应该写的一切都写信告诉斯大林，从不考虑后果。
他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不改变与人们相处的关系。不管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不和司令在一起，而是自己单独地生活和工作。他不去配合司令的工作，不给自己寻找安定的生活。他每到一个地方，就让别人明白，他既不纵容别人，也不宽贷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应该的：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斯大林对自己的信任，不论何时何地，不惜任何代价，都坚决不辜负这种信任。
然而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合他的理想，他不能彻底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他认为，这一切的根源是由于斯大林已经不再了解他了。怎么会不再了解他了呢？为什么在战争初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事情搞得很糟糕的时候，他似乎还能称职，而现在，尽管有许多缺点，事情进行得比以前好得多的时候，他倒反而不行了，不称职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他所做的一切，以前是非常需要的，而现在虽然也需要．但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吗？为什么现在上面对他送去的一些关于失职和不正常现象的报告，往往置若罔闻？这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从什么事情上开始的？
现在回想起最近一年半来他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他很明白，甚至非常明白，写信给斯大林要求撤换方面军司令，并且还要在三个集团军司令中撤换其中一个司令，这件事现在对他可能包含着多么大的危险。
他几乎从来没有完全信赖过任何人，现在在自己的内心忍受着不能向任何人倾诉的悲哀。他不明白，为什么斯大林现在对他的信任不如以前了，相反，对其他一些人的信任却比以前增加了，这些人尽管立过战功，通晓军事，但在政治上和他李沃夫比起来，却只是些初出茅庐之辈。
这是什么原因？究竞发生了什么变故？
现在如果退缩下来．那是个么简单啊！和所处的环境妥协，这中间包含着多大的诱惑力！给自己找一个借口，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既然不相信——一那就算了吧；既然不重视——那就算了吧。
但他一贯鄙视这种思想，也鄙视把这种思想作为行动准则的人，因此，一想到这里，他就把拍纸簿移到身边，戴上眼镜，拿起铅笔，用自己粗大的字体在纸的上端写上：“呈斯大林同志”。
他给斯大林同志的报告一贯是这样写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和现在都是这样，——只写“呈斯大林同志”，不写名字和父名。称名字和父名——这是后来在晚一辈人中间时兴起来的习惯。而在他和斯大林的关系中，还保持着二十年代的习惯。那时候他刚开始和斯大林一起工作，在斯大林身边，向斯大林学习怎样工作。
“呈斯大林同志”——他写了这样几个字，而在正文中又重复了一遍。
“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
第六章
三三二步兵团团长、苏联英雄伊林中校同集团军作战处派来的一位少校一起返回自己的团部。他们一清早出去巡视团的前沿阵地，沿着朴罗尼亚河滩的沼泽地带整整走了一天。前沿离莫吉廖夫的距离，假如按直线计算．是五十公里，但如果正式进攻的话，当然还要远些。
他们整天都步行，现在回团部时才骑马。伊林命令在傍晚前给他们备两匹马，另外再派一名护马兵来。左翼的一个营驻扎在树林里。从营部到团部的这一段路还没视察过。
德国人用一两门炮每天进行若干次骚扰性轰击。由于团部在这儿设防已经一个多月了，因此人家都清楚，他们一般在什么时间、往哪些地方开炮。除此以外，只是偶然才能听到枪炮声。
天色阴沉，但天气很暖和。傍晚时分下了一阵蒙蒙细雨，路上尘土不扬。经过一天的劳累，现在骑着训练过的快马返回团部，心胸为之一爽。去年冬天，伊林当了团长后，马上下令把前任团长骑的一匹劣马换掉。既然按规定可以有一匹马，那就该备一匹好马。伊林喜欢骑马，也擅长骑术。他喜欢凡事样样在行。
早晨，伊林从电话里得知集团军作战处要派一个军官到他的团里来，他心里感到不痛快。不论是集团军作战处的军官还是军部作战处的军官，他们总以为有能力帮助你指挥你的团。战争中老是讲互相帮助，甚至在妨碍你的时候，还认为是在帮助你。
可是伊林却有个毛病———就是不喜欢别人帮助他。团长本来就不是孤家寡人——他有团部，有副团长，有编制规定的全部助手。如果除此以外，上级还要派人来帮助他，那事情就糟了！
伊林独自思忖着。他才二十四岁，但当步兵团的指挥员已有五个月了。然而，他这样想并非由于年轻气盛，因为经过三年的战争，他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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