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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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林马上就来，”他们互相拥抱后，扎瓦里欣说。“现在在那里多耽搁一会儿，待会儿就可以不再离开这儿了。”

　　“明白了。”辛佐夫注视着扎瓦里欣，看到他意想不到的变化，脸上露出了微笑。

　　对某些人来说，他们改变模样，这是意料中的事，但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似乎应该永远保持你原先记得的样子。在辛佐夫的想象中，扎瓦平欣正是这后一种人。

　　然而，他却变了，而且变得多么厉害；过去，他的圆框眼镜架在瘦削的脸上，显得特别大，可现在他的脸发胖了，眼镜也就显得小了。

　　“你笑什么？”扎瓦里欣含笑问。他的笑容也跟以前不同了——过去，在他瘦削的睑上，腼腆的微笑一闪即逝；现在，在他的圆圆的睑上，笑容就消散得慢了。

　　“老实说，象你这样不安静的人，我没料到会这样，”辛佐夫说。

　　“我自己也没料到，”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斯大林格勒会战以后，看到我们已经必胜无疑，心里感到踏实了，结果就变成了这副样子……上个月我到集团军医院去了一次，”他收敛了笑容说，“第一个医生说我心跳不正常。第二个医生说我新陈代谢失调。第三个医生完全是胡说八道，要我留院检查……真是天意莫测：我还象过去一样走路，一样吃饭、睡觉，工作增加了，心事不少担，可结果呢——你瞧！”

　　“可能还是心脏有病吧？”

　　“什么都可能，”扎瓦里欣说。“也许老天早就作了安排：战争的前半期让我骨瘦如柴，好象一支没有配备齐全的部队，然后才逐渐补足配齐。同我一起生活的人对此已经习惯了。伊林有没有告诉你，我差一点被调去同德国佬闲扯？”

　　“他告诉我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摆脱这份差使的吗？我向上级打了报告，说我不愿意去，于是我马上被召到方面军司令部，直接去见李沃夫同志。我，上帝的奴仆，到了那儿，站在他面前。‘为什么您拒绝到七处处去？这件工作的重要性您知道吗？’‘是，我知道。’‘您会德语吗？’‘是，我会。’‘那么究竟为什么不去？理由是什么？’我回答说：‘我请求留在火线上。没其他理由。’他听了，挖苦说。‘您是政治副团长，你待的地方哪算得上什么火线呢！’‘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说。‘我是以列兵的身分参军打仗的，并没提出过要求授予我军衔。要是您认为我离火线不远，那么我准备重新当列兵。’”

　　“你是这么说的吗？”

　　“一字不差。我那时给他气坏了，什么都豁出去了。”

　　“那他怎么说呢？”

　　“在谈话结束之后，我只听到他说：‘走吧。’我来了个向后转，

　　朝门口走去，就回到了团部！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心中压抑不住的怒火救了我。原来，他有个毛病：喜欢到火线上去。他认为谁在他面前发抖，谁就会害怕到火线上去。而我却相反，提高了嗓门！甚至后来他到我们这儿来教训我们时，也没有撤我的职。只把我带到前沿阵地去走了一圈，试试我的胆量。真是个疯子！怎么直到现在他还没丢掉脑袋！”

　　辛佐夫听着扎瓦里欣的话，感到他不单单是外貌起了变化。在战争中，他变得成熟了，以往那种软绵绵的性格已经不见影踪，连同他那腼腆的、一闪即逝的笑容消失了。现在很难想象，他的脸上曾经有过这样的笑容。

　　“你能不能坦白告诉我：既然你会德语，为什么不愿到七处去工作呢？”

　　辛佐夫嘴里向扎瓦里欣提出了这个问题，但心里却同样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也想到这个团里来？你在那儿有什么不好？

　　“是这么回事，”扎瓦里欣说。“这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德语是我童年时代的语言，是天真、纯洁的儿童读物上的语言，在我上学前，妈妈就是用这种书教我识宇的。虽然我母亲是俄罗斯人，但是，由于我们两人在一起生活，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她都教我说德语，所以德语不仅是我童年的语言，而且也是我妈妈的语言。后来我妈妈就在那儿，在列宁格勒饿死了，因为我无法把她从那儿接出来。我所以不能把她接出故是因为我那时在打仗，而所以在打仗，是因为……由于德语是我小时候学会的，所以我同现在这些德国鬼子讲话，不仅不感到容易，反而更感到困难了。对我来说，德国鬼子讲的语言并不是德语！我从小就会的那种语言和现在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完全不同的，并且那时讲德语的德国人和他们也完全不同……当然罗，假如强迫我到七处去的话，我也会去的。但是，我自己不乐意去。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俘虏他们，越多越好。至于他们的过去和未来，就让其他人去跟他们谈吧！总而言之，离上层建筑远些，离经济基础近些，”扎瓦里欣苦笑了一下。“到我们的营里去过了吗？”

　　辛佐夫默默地点点头。扎瓦里欣明白他为何沉默不语。当时，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正是他们这个营在伊林的指挥下，不顾坦克的冲击，坚守住阵地。后来，到夜里撤出阵地时，整个营只留下十九个人。何况在这以后又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战争……

　　“三营啊三营，”扎瓦里欣若有所思地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时，我已经是政治副团长了，”他补充了这一句，好象在为自己还活着作辩解。过了一会儿，他问：“哈尔钦柯大尉你看到了吗？”

　　这是过去他们营里留下的、辛佐夫现在唯一能够看到和实际上已经看到的人。

　　“对不起，来迟了，”伊林走进屋子，打断了扎瓦里欣的话。“为什么还不吃饭？”

　　“我们在等您的命令，”扎瓦里欣说。

　　“请吧，”伊林掀开盖着饭菜的报纸，第一个坐了下来。

　　桌子上摆着一只军用水壶、一只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大瓶子、四只有柄的杯子、一盘堆得高高的面包片、一碟压得变了形的粗粗的腌黄瓜、两罐头美国灌肠以及一只盖着锅盖的军用饭盒。

　　伊林一坐下来就揭开盖子，往军用饭盒里瞧了瞧。

　　“土豆还是热的，没剥皮。你们随便吃。肉饼子和茶马上就送来。丘贡诺夫我们不等了。”伊林把头朝第四只杯子一摆。“他在营里有事。过一会儿来，会赶上我们的。好，各取所需吧。”

　　他拿过装着黑色液体的细颈瓶，给自己倒了满满的一杯。

　　“他喝的是什么？”辛佐夫问。

　　“这是他自己用干果做的酒，”扎瓦里欣噗哧一笑。“早上他吃干果，到晚上就从名厂的酒瓶里倒这种玩意儿喝。我们怎么样，喝真正的酒吧？”他把军用水壶拿在手里，拧开了壶盖。

　　“我们喝真正的酒，”辛佐夫说。

　　扎瓦里欣斟了伏特加，于是他们同伊林碰了碰杯。

　　“欢迎你，”伊林说着，把杯子里的果汁一饮而尽。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一下，”扎瓦里欣喝完酒，朝喝过果汁正在吃脑黄瓜的伊林扬了扬头，说。“这位是团长尼古拉·彼得洛维奇·伊林中校。也叫柯里亚。他不抽烟，不喝酒，也不骂人。战争结束后我们马上把他送到展览会去。”

　　“什么展览会？”辛佐夫含笑问。

　　“这倒不知道。但总会有这样的展览会。否则这样的奇男子我们往哪儿送呢？在展览会上他会得第一名，成为模范团长，如果到那时他还没有升师长的话。”

　　“吃土豆吧，再胡扯下去，就一个也不剩了。”伊林把盛土豆的饭盒椎到扎瓦里欣面前。

　　扎瓦里欣跟他开玩笑时，他已经吃完了黄瓜，把土豆剥去皮，蘸上盐，接连吃了三个。

　　“我已经打过电话，说你今天在这儿过夜，明天把你送到邻团去。师长不在师部，到军部去了，参谋长同意了，”伊林又拿起一个土豆，边剥皮边说。

　　“昨天我开始工作时，师长也不在，”辛佐夫回想起来说。“屠玛年一个人在师部。”

　　“老是操练啊操练，”伊林说。“一会儿操练，一会儿地形侦察。不知怎的，直到现在还没授予我们师近卫师的称号。这次战役以后，我们也许会得到吧？”

　　“你说的是哪个战役？”辛佐夫故意逗他。

　　“怎么，我们整个夏天就这样待下去吗？随便乱说不行，但不能禁止人们用脑子去思考，去领会！难道能不准人们懂得象二二得四这样尽人皆知的真理吗？”

　　“不准懂得二二得四，当然办不到。”

　　“在路旁沼泽地带我们一营的阵地上，有三辆我们的‘BT－7’型坦克，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辛佐夫说。

　　“从四一年起就在那里了，真可怜，里面已经什么也没有，只剩下空壳子了。但是，有的地方绿漆还没完全剥落，你注意到了没有？还有一辆装甲车，在转弯的地方，你看到了吗？我几乎每天都看到，不由得为四一年的事怒火中烧！这笔帐我们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彻底清算？你可知道，在我们视察我们过去的那个营时，我一直注视着你。整个营只碰到一个熟人，对吗？”

　　“对。但是，在经过如此残酷的战斗之后，我没抱任何别的希望。能够看到哈尔钦柯，就该谢天谢地了。”

　　“你说是残酷的战斗，”伊林说，“这种说法我不以为然。什么叫做‘残酷的’战斗？战斗要么是顺利的，要么是不顺利的。每一次战斗总有一方是不顺利的。而残酷的战斗——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谁对谁残酷？我们对他们，还是他们对我们？假使我们打死他们的人多，那么对他们来说，这次战斗是残酷的；假使他们打死我们的人多，那么对我们来说是残酷的。对任何一次战斗我都这么看：鲜血要流得少，战果要取得大。我就是从这一点出发来指挥的。另外，我还希望做到亲身深入体验士兵的生活。这会使指挥员清楚地了解，在战场上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你所谓的残酷的战斗，在我看来，就是决定性的战斗。在这种战斗中，我们作出了切实可行的决策，并在战前就采取措施确保这些决策得以实现。这种残酷的战斗我不怕，它对德国人才是残酷的。只有当我们一个劲儿往前冲，可是仍旧寸步难移时，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残酷的。那年冬末，我们在斯柳迪杨卡河地区的战斗就是这样。继续进攻已经没有力量了，而转入防御的命令还没下达。这是最糟糕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这帮人却偏偏象来找麻烦似的，从上面一个个接踵而来：一个来自师部，另一个来自军部，第三个来自集团军司令部。他们全都搡着你的背催促，检查你的每一份报告。我并不反对检查。但是，应该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别以为我们当团长的只要把自己的情况报告清楚，就万事大吉啦。我是一丝不苟的，是什么情况就报告什么情况，至于我的邻接部队怎么报告，这不干我的事！可是，如果你的报告跟邻接部队的报告不一样，这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你的团跟你左邻和右邻的团一样，进展都不大，只取得表面上的成功。然而你严格根据事实上报了，而你的邻接部队却说得很活。你报告说敌人损失二十人，而他却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一个连’。什么叫做‘近一个连’？不到一个连都可以称作‘近一个连’。这样，在相同的情况下，在跟邻接部队相同的作战条件下，假如你的报告接近真实情况，你就比别人差。问题不在于你本人，问题在于你的团似乎比别的团来得差！”

　　“那么，你看该怎么办呢？我们究竟要不要对你们进行检查？”辛佐夫微微一笑。

　　“办法只有一个：尽量打好仗，以取得真正可以报告的内容，”伊林愤愤不平地说。“可是我们有些人是怎么做的呢？关于人员的伤亡，他们能如实上报，困为这是无法隐瞒的。推进多远，也能接近真实情况，因为撒了谎，早晚总会被戳穿。这样，只有在一个题目上可以大做文章：他们面前的敌人非常可怕！在遭到失败的时候，更是如此。如果同他们作战的敌人是不属于同一个团的两个营，他们就报告说是两个团；如果消灭了一个连，就说是‘近一个营’。要核实的话，他们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夸大事实是最危险的风气！要养成这种习惯并不难，但以后要摆脱这种习惯，却谈何容易！幸亏对这种大吹大擂的人越来越不相信了。过去往往报告过就完了，现在还要求你证实！”

　　伊林转身对扎瓦里欣说：“你把那件事讲给他听听。”

　　扎瓦里欣微微一笑。

　　“今年春天，军政治部对邻师某团的一份政治报告进行了查核，”扎瓦里欣说。“当时的战斗，正如伊林所说的那样，是很糟糕的，进展微乎其微。可是有一个聪明人写了一份政治报告，说敌人损失了近两百名，狼狈逃窜了。既然是狼狈逃窜，那就无法追上敌人，加以查核。可是两百具尸体在哪里？于是就派人去那儿核实。这个团在占领林边的地段后，确实在前沿阵地上埋了二十九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一点核实了。然而其余的尸体呢？嘿，这个聪明人被查问时也没惊慌失措。‘其余的尸体，’他说，‘都被他们拖走了。他们总是尽力要把尸体拖走！’尽力要把尸体拖走，这也是确实的，但既然是狼狈逃窜，他们怎么能把这一百七十具尸体一下子全部拖走呢？笑话归笑话，报告的撰稿人被撤了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切尔年科亲自来处理了这件事。不管是谁扯了这种谎，他都不会轻易放过。”

　　“我们撤这种人的职还太少，”伊林说。“因此，如果报告写得完全实事求是，你在签署的时候，有时不禁会暗自思忖：傻瓜，你真是个傻瓜！”

　　“我有点弄不清楚：你这是在骂自己还是在称赞自己？”扎瓦里欣问。

　　“是在称赞自己，”伊林顶了他一句。

　　“那好，既然是称赞，你就别忘了，这样的傻瓜不只是你一个人。还大有人在。他们在凭良心写报告这一点上并不比你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