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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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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这个限度的任何其他事情。战争似乎使他摆脱了他对无法办到的事情所负的责任。
但是，现在当辛佐夫的思想脱离了这个习惯的轨道以后，一想到他的战后生活将会跟眼前的战时生活完全不同，就感到有点茫然不知所措。
“好了。”阿尔杰米耶夫站起身来，把他赶写好的几张信纸折成对折。“放在口袋里。耽搁你不止五分钟，而是十二分钟了。”
“再长一些也无妨。要我早上去，还有时间。”
“唉，”阿尔杰米耶夫挥了挥手说，“反正不可能全部写进去。请把回信带来。最主要的是想听你说说你在她那儿的情况。你一回来就通知我。”
“一切照办。”
辛佐夫把信又折了一折，扣上了军便服的纽扣。
“在去莫斯科之前，别忘了把信装进制服口袋里去。”
“我多半就穿这身军便服去”辛佐夫说。他只想到，早晨以前应该缝上干净的领子。
阿尔杰米耶夫重新把两用油布被在肩上，没戴上帽子就跟着辛佐夫走出了屋子。
“你还是到老住所去一次吧，”阿尔杰米耶夫劝辛佐夫说。这时他已经站在自己的吉普车旁边，辛佐夫将乘这辆车去集团军司令部。
辛佐夫听了他这句话，心里想，这个老住所对阿尔杰米耶夫本人来说也是一个后备阵地。也许，他有时还是会想到，他不可能同自己的娜佳白头偕老。
“卡拉什尼科夫，”阿尔杰米耶夫对司机说，“第一，不要急于赶路，天黑林密，还有迎面开来的弹药车。第二，出了树林，过岔道口时，要开得快．他们夜里往那儿打炮。咋天有一辆小卡车被击中……＂
最后一句话他不是对司机，而是对辛佐夫说的。然后他转身问司机：“明白吗？”
“都明白了，上校同志。”
“那么走吧，”阿尔杰米耶夫命令说。
他没同辛佐夫拥抱，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久久没有松开。直到辛佐夫坐上吉普车以后，他才松开了手。车子开动后，他依然站着，目送它离去……
第九章
“把这交给司令，除送信以外，你还要想法子让司令感觉到，我们在等他。能办到吗？我想你能办到，”扎哈罗夫说，同时把信交给辛佐夫。“我们想，他看到你会感到高兴。我听他说过，在困难的时刻，你不是由于职务的关系，而是出于本人的自愿，留在他那儿。就在这一带地方。是这样吗？”
“是这样。”
“这么说，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在疗养院里跟你一起畅谈往事啦。”扎哈罗大笑了笑。“有朝一日，我们大家都会无事可干，光是回忆战争……”他又变得严肃起来，说：“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他的健康情况究竟如何。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既不能催促他，又想催促他。你看情况斟酌着办吧。”
扎哈罗夫没再说什么，打发辛佐夫去见参谋长。
鲍依科将军也把自己写给谢尔皮林的信交给了他。信放在信封里封着，摸上去很薄——只有一张纸。
“您到作战处去了解一下今天早晨的形势，过后向司令报告。准许您携带地图，但不能标上形势。得凭记忆报告。另外，转告司令……”鲍依科压低了声音，虽然屋子里除掉他们两人以外再没有其他人。他命令辛佐夫把还没反映到司令部地图上的集团军最新消息告诉谢尔皮林。
听完这些话以后，辛佐夫等着鲍依科惯常说的一句话：“去执行吧”，但是鲍依科默默地注视了他一下，补充说：“对于司令提出的问题，您要如实回答。不要添枝加叶，也不要凭空臆测，您自己掌握多少就谈多少。”
他这么说，好象预先提出警告似的。他有这种防患未然的习惯。
在办完这一切之后，辛佐夫就动身到莫斯科去了。路上所花的时间要比预料的多。轮胎已经磨平了，备用轮胎也是旧的，不得不接连三次补胎打气；半路上一块钢板弹簧飞了，最后蓄电池也没电了，只得下车推，直到发动机开动。
辛佐夫以为，既然派他给司令送信，那一定会给他一辆好车子，可以不用检查，坐上车就动身。结果他失算了。在路上，辛佐夫从司机嘴里了解到，集团军汽车营营长另有打算：他要把他自己用的那辆吉普车开到莫斯科去，这辆车子已经很旧，早就需要调换轮胎、蓄电池、后桥和别的零件了。他交给司机一张便条，要司机到莫斯科去找他的一个战友——汽车修理厂厂长。凭这张便条，在吉普车留在莫斯科的时间内，应该把能够调换的东西全部换好，翻新以后再开回前线。这位汽车营营长估计，坐这样的车子照样能到达莫斯科：作战处的一个少校，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这当然是对的，但是汽车营营长还是考虑到辛佐夫所担负的任务，不过他厚着脸皮，怀着侥幸的心理，作了三种估计：或许汽车能开到；即使开不到——或许不会向上报告；即使报告了——或许也能对付过去！
辛佐夫担心他们来不及在早上八点钟，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起床时间以前赶到莫斯科，按照命令，他必须在这个时候去见谢尔皮林。最后，他们虽然弄得精疲力竭，但终于在半夜里到达莫斯科市郊的最后一个通行检查站。根据司机的请求，他们把汽车拐进路旁的小树林，就在车子里沉沉地睡了三个钟点。
这样，他们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进入了莫斯科。大波里雅卡街上，如同和平时期一样，正在洒水，不过清洁工现在都是妇女。
然后，他们从石桥上看到，克里姆林宫依然象过去一样巍然矗立着。
虽然辛佐夫不止一次听到，在整个战争时期，没让一颗德国炸弹落到克里姆林宫上面，但克里姆林宫安然无恙地矗立着的景象，仍然使他回想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他最后一次在莫斯科的情景。那时，他在红场上，站在队伍中间，透过越下越密的大雪注视着列宁陵墓，注视着斯大林。接受检阅后，队伍沿街道斜坡往下走去，经过斯巴斯克大门，走过沿岸街，然后沿大波里雅卡街，穿过谢尔普霍夫广场，开赴前线，迎击侵犯莫斯科的德国人。
……高尔基大街已经洒过水了。战争开始以来，柏油路面损坏得很厉害，但由于水还未干，仍然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辛佐夫让吉普车停在中央电报局对面的拐角上。下车后穿过了马路。
电报局里人不多，但是因为时间还早，有些窗口还没开始工作。辛佐夫等了几个人，才轮到他。
窗口里面坐着一个瘦瘦的姑娘，脖子又细又长，象小鸡的头颈，叫人看了心里难受。辛佐夫问她：打到塔什干的加急电报要几个钟点才能到？她半睡半醒似地想了好久，才回答说，六个钟点内应该到达了。
“应该到达，还是能够到达？”辛佐夫问。
她苦恼地耸耸肩膀，似乎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用这种问题来折磨她，然后又迟疑了片刻，回答说，大概能够到达。
“预付回电费的加急电报你们办不办？”
“办。”
“如果回电发到你们这儿，留局待领，需要几个钟点？”
姑娘又考虑了一下说，如果留局待领，回电应该比发出的电报要快，因为不需要送电报的时间。
辛佐夫向她要了一张电报纸，走到桌子跟前，等着仅有的一支钢笔从别人手里空出来，同时心里在考虑，电报发出后结果将会怎样。如果他在莫斯科逗留一昼夜，而加急电报确实能在六小时内到达，并立即送交恰好在家的塔尼雅或塔尼雅的母亲，她们收到电报后，马上到电报局去给他发回电，那么，他将在明天早晨，甚至在今天晚上就可以收到她们的回电。但是，假如加急电报送到时她们不在家，塔尼雅还在医院里，她的母亲在上日班，要到夜里才回家，那么在这一昼夜内他将收不到他们的回电。如果他不能在莫斯科多耽搁，马上要回去的话，那么他将什么消息也得不到。
钢笔终于空出来了，于是他就用这支漏水的笔，在露出麦秆的粗糙的电报纸上匆匆地填上了已经打好腹稿的电文：“速告健康状况中央电报局待领留莫斯科一昼夜吻你万尼亚。”
加急电报里还能写些什么呢？
“回电预计多少字？”姑娘收了他的电报纸问。
“三十个字。”
姑娘在电报纸的上端填写了几个字，然后口中念念有词，花了很长时间计算这份电报该付多少钱。
他付了电报费以后，她说：“您晚上来看看，少校同志，说不定回电很快会到。到底是加急电报嘛。”
辛佐夫从她的话里感到了她对他的同情，因为她从电文中看出了他的不安。他一面从她那孩子一般细的手指中拿取收据和找头，一面想着，这位坐在窗口里面的姑娘说话没精打采，头脑迟钝，计算缓慢，也许并非象他起初生气地想到的那样是由于她没有睡醒，而是由于她饿得虚弱无力，做什么都力不从心，连说话、计算、在窗口里面坐着都感到吃力。
“她大概有职工配给证，但有人要靠她养活……”
他想起塔尼雅去年对他讲过的塔什干人的生活情况，心里更加为她担忧起来：“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不来信？”他离开电报局的大厅，走进了电话总局大厅。除了打加急电报以外，他还想试试用电话传呼，让她们在塔什干的电话局里跟他通话。
大厅里密密层层地挤满了人；这儿的情景顿时使人想到，战争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啊！人们互相拥挤着慢慢移动，有的人站在墙边或坐在椅子、长凳和窗台上。每当扩音喇叭发出沙哑的声音，招呼人进通话间听电话的时候，人群中就有人警觉起来，但另一些人也许从昨天晚上起就已开始等候了，因而挤在一起打着瞌睡。
辛佐夫挤了半个钟点，才挤到窗口跟前。人家告诉他，塔什干的线路坏了，即使修复，也要到二十四点以后，也就是塔什干时间半夜三点以后，才接受新的预约。但是，在塔什干，谁会半夜三更去找她们，叫她们到电话局去接电话呢？
他在窗口又站了一会儿，这时人们推推搡搡地涌上来，把辛佐夫挤到了一边，他就向出口走去。
大厅墙上的时钟指着六点四十五分。他从军便服口袋里掏出表来，拔快了两分钟。过去他把表戴在手上，但是，现在如果把表戴在右手上，那就得用左手的假指去扣表带——实在太费事了！
如果仍旧把它戴在左手上，那也不方便：必须把表戴在装假指的皮带上。
该是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见谢尔皮林的时候了。路上花四十分钟就够了，但应该留有余地。
辛佐夫把表放进口袋，记起了阿尔杰米耶夫的信，于是他取出信，看了看地址：高尔基大街四号六室，就在这儿附近，电报局的对面。
信封上没写姓，只有地址、电话号码和名字、父名：娜杰日达·阿历克赛耶芙娜。早先他也看过信封，但直到现在才想到为什么信封上没写姓。
这可能是由于她嫁给阿尔杰米耶夫后没有改姓。虽然柯赛廖夫早已死去，但是他的名字人们还记得，从西班牙战争起他就闻名了。因此，她没有改姓。而阿尔杰米耶夫出于自尊心，不愿意在信封上写别人的姓。原因很简单。
辛佐夫走到公用电话跟前，按信封上的号码拨了号：他决定一清早就打电话告诉她，他给她带来了丈夫的信。
听筒里连续响起了长长的铃声。他数到十，就挂上了听筒。也许，那边房子里的人还在睡觉呢。
辛佐夫到达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时间要比预计的早。他从登记处打听到了谢尔皮林中将住的大楼和病房，就穿过花园，来到大楼前，时间才八点缺一刻。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都知道司令总是在六点正按时起床的，但在这儿疗养期间怎么样，谁知道他……既然命令你八点钟到，就没必要早去。
辛佐夫在林荫道尽头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解开军用背包，又检查了一下包里装的东西，然后重新扣好背包．心里盘算着，如要申请归队，应该今天直接跟司令谈：不会有比这更方便的机会了。
他看了看表——还要等十分钟。但是当他把表放回口袋时，看到谢尔皮林从大楼里走了出来。谢尔皮林身上穿着蓝色滑雪衣，脚上穿着便鞋，站在台阶上。
他对着太阳心满意足地眯起眼睛，一会儿手心向下，手臂向两边伸开，一会儿握紧拳头，把手弯向肩膀——他大概为自己能够做这样的动作而感到高兴。
后来，他张开眼睛，看见了走到他眼前、现在离他只有五步远的辛佐夫．
“瞧，”他几乎没有流露出半点诧异的神色，走下了台阶。
“司令同志……”辛佐夫按规定报告了自己的身分，说明奉谁之命来到这里，然后动手解军用背包的皮带，准备取信。
但谢尔皮林制止了他：“等一会儿给吧。首先得向你问好。”他用力握了握辛佐夫的手，把辛佐夫的手指捏得隐隐作痛——他开了个玩笑，借以表明他已经恢复了健康。松开手后，他自己也笑了起来。“我们就在这儿长凳上坐下吧。离开太阳很可借。你瞧，今天的太阳多好啊！正在恢复健康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对什么都感到高兴，有时甚至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谢尔皮林没戴上眼镜就看起信来，只是把信纸拿得离眼睛远一些。辛佐夫坐在司令旁边，从侧面看着他，感到他现在比在前线时显得年轻。他穿着蓝色滑雪衣，好象一个足球教练或拳击教练：人虽瘦，但筋骨结实，短上衣下面的肌肉隐约可见。
谢尔皮林把鲍依科的信看了一遍，扎哈罗夫的信看了两遍。看完第二遍，他皱起眉头，沉吟片刻，然后转身问辛佐夫：“有铅笔吗？”
辛佐夫把铅笔递给他，把军用背包放在他的膝盖上，便于司令在公文袋上签字。
谢尔皮林签了字，注明了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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