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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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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我明智，真要谢谢您。这话不是从每个病人那儿都能听到的，”这个女人说，同时举起一只漂亮的手，看了看手腕上的男式大手表，又补充了一句：“现在根据我的明智看来，您该去休息啦。”
“遵命。”
谢尔皮林稍稍低下头来，也朝她的带着男式大手表的漂亮的手看了看，并且说：“可有人说，外科医生的手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一手拿凿子，一手拿锤子，是吗？”她一本正经地说。“有多少外科医生，就有多少双手。只是我们比其他的人洗得勤些，洗得仔细些，还用热水、肥皂、刷子、酒精，因此，它们的样儿就不总是很理想。不过现在看来还可以，”她看了看自己的一双手：纤纤的手指和剪得很干净的指甲，又笑了说：［因为跟你们这些将军打交道，我与其说是外科医生，不如说是个保姆。简直搞腻了。我要离开这个莫斯科近郊的乐园，请求调到您的集团军医院里去当一个外科主治医生。您看怎么样？］
［我不知道您这话是不是当真。］
［的确，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当真。我们走吧，您还有什么没看完吗？］她朝地图那边扬了扬头。
［马上看完，］谢尔皮林说，［再过五分钟，我保证就去休息。］
［就算相信您吧。晚上请到我这儿来喝茶。我邀请在先，因为傍晚以前不一定能看到您。］
［谢谢，但我是不是到您那儿去得太勤了？］
［随您的便吧，］她停了半响说。
［我倒是很愿意的。］他老实地说。
［那么就不要抑制自己的愿望吧。据说，这是对身心有害的。］她笑了起来，走出了前厅。他知道她现在是到自己的诊疗室去了，于是便走到窗口，看到她在小路上走，大概已经不再想到他了。她急急忙忙地走着。她那戴着浆过的白色工作帽的优美的头不住地左右摇晃着，仿佛她一边走，一边在自言自语，也许是向自己提问，也许是和自己争论。远远看去，她显得还非常年轻，比近看更年轻。
昨天她无意中说，她快四十了。那么，四一年冬天他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三十七岁……但那时候她看上去比现在老。
他一直在看，直到这个女人在屋角后消失为止。当他离开窗口，重新回去看地图的时候，脑海里仍然浮现着她的倩影。
第二章
午饭后，谢尔皮林久久不能入睡。
他起初想着巴久克，后来又想到了自己的事情，就这样眼睛瞪着天花板躺着、直到午休时间结束。
巴久克跟他见面时那副高兴的样子使他感到惊奇。显然是他把巴久克想得太坏了。巴久克对你怎么会不笑脸相迎呢？虽然你过去对他有意见，但没有在上级面前说他的坏话——你不习惯做这种事——而是尽心竭力地在各方面协助他：你在他手下竭尽参谋长的职责，从工作出发和他争论，说服他同意你认为正确的决定；有时即使在参谋长职责范围内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也是对他有帮助的。
至于后来你接替他司令的职务——这一点不能怪你，只能怪斯大林。
甚至也不能怪斯大林。被派到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军里当副司令，巴久克当然会感到不大高兴。但也不能算受委屈。何况过了一年，他重新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又是近卫集团军，而且在很好的时刻——发动进攻的前夕。
然而又怎么突然发布了这个任命呢？方面军副司令的作用是不会令人注目的，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看来，斯大林终究没有把巴久克置于脑后。战争拖得很久了，剩下的人屈指可数，没有很大的储备量。况且不久以前光是新编的坦克集团军就有六个。还有几个诸兵种联合集团军。每个集团军都要派司令。只要你反躬自问，就能记起，你自己也常常犹豫不决：要不要把一个非常出色的团长马上提升为师长？当团长是很好的，但担任另外的职务，在另一种规模下，是否能称职呢？
而决定派什么人当集团军司令，更要难得多。有时想冒险提升一个年轻的新人，有时又恰恰相反，认为老马识途。巴久克终究已经担任过近两年的集团军司令。不消说具备各方面的经验。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而且有他的勤勉之处，在司令部里待偶税收，每天一早就下部队，我们这儿很看重这一点。巴久克本人非常勇敢，这一点我们也很看重，有时甚至过分夸大了这种勇敢的作用；这在我们俄罗斯已经成为习惯。任命他的原因就在于此。他来到了一个很好的集团军里，那里一切都已安排就绪，有着很好的司令部，很好的战斗传统。他到了那里，开始继续作战，据他自己说，他没有打乱已经形成的制度，也没有调动人员。这在现在不是随便可以做到的：上面不让调动！战事的进行，完全符合经过周密考虑的作战计划，还得到充分的人力、物力保证。从效果来判断，这任命没有错：集团军在巴久克指挥下在克里木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也许在另外一个人的指挥下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但这是无法检验的。这就是评价战争的难处，因此，绝对的公平或不公平是没有的。
我们所有的人都积累了经验，所有的人，或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提高了作战能力，巴久克显然也并不例外。但提高了多少？这就是个问题。无论对他、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
假如不宽于责己，回顾以下十五个月来自己指挥集团军的工作，那么，应该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各次战斗的情况并不完全一样。
谢尔皮林自己是在十分顺利的环境下接受集团军的。先前已有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经验，况且大胜之后士气正旺，人们都觉得，他们今后简直能够排山倒海。
有了这样的开端，使人感到前途将会一帆风顺，然而结果却并不这样，自己的第一次战役却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集团军被紧急地调到重新被德军占领的哈尔科夫城郊，必须再度经受已经不再习惯的一切。起先是堵住一条三十公里长的缺口，然后是边战边追，在没有防御装备的阵线上阻挡德军。这一切都刻不容缓，战士们刚下了军用列车，踏上遍地是雪和水的三月的泥泞道路，立刻就投入战斗……
当时的情况是原先的计划中没有估计到的，一会儿缺这，一会儿缺那。后勤部队下车较迟，没来得及安排工作，马上就开始撤退了。
应付不了紧急局势的方面军司令被撤职了，任命了新的。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来到了前线。德国人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以后。还在三月的哈尔科夫城郊张牙舞爪。必须拼死挡住他们。在阻击过程中，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到他这里来过三次。最后一次和他的谈话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不禁使他想到：自己可能会被撤销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虽然他已经竭尽全力，但假如把他撤了下来，他也不能怨天尤人，因为他退却了，没有能完成挡住德国人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的谈话中还听到了他最不爱听的话：他的集团军不象是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他本人也不象个司令，而是……他默不作声。因为他无言可答。
后来终于在一处地方稳住了阵脚，在第二处，第三处……接着又抵挡不住，后退了数公里，然后又有一个师稳住了阵脚，接着是第二个师……稳住了，坚持下来了。假如在四二年，这显然是抵挡不住的，但现在他终于把德国人挡住了。所以能够挡住，那是因为他和他的战士们毕竟经受过斯大林格勒会战的考验，已经今非昔比了。
在新调防以后，开始了战争中的第三个夏天——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长时间的间歇，难堪得简直令人无法忍受。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人在哈尔科夫城郊重新耀武扬威，促使我们对未来的战斗准备得更加努力，甚至超过命令规定的范围。德国人在夏天将用他们所能集中的全部力量来打击我们，这一点从上到下所有的人都感觉得到。这样纵深的防御工事过去从来没有建筑过。我们废寝忘食地训练部队，似乎每一天的训练都决定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实际上也确实如此。
还在德国人发动进攻以前，就把两个自行火炮团，一个［喀秋莎］旅和九个炮兵团配属给集团军。应当学会的已经不是怎样堵住漏洞——这是过去的事——而是怎样控制全局。
最后的检验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战斗。尽管作了这一切准备，尽管有守住的信心，最初的三天在德国人的打击下终究还是后退了——有的地方退三公里，有的地方退五公里，有的地方甚至退八公里。直到第三天夜里，才终于能够报告，集团军前方的德国人已被全部挡住。
第五天的战斗和以前一样激烈。在旁观者看来，也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周而复始。然而并非如此。德国人虽然继续在遵照命令行动，但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命令是不可能完成的。
到第六天早晨，谢尔皮林已感觉到，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他的集团军后退一步了。
他等待着，希望德国人重新向他进攻，并且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攻中耗尽自己的力量。
早晨德国人通常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刻过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开始进攻，过了一小时，又是一小时，他们始终没有开始。他并不象过去处在这种情况下那样感到松一口气，而是感到失望，这实际上就是感到自己对敌人已占优势。
之后，我们转入了进攻。不论是北边的奥廖尔，南边的别尔哥罗德，还是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驻防的地方，我们都转入了进攻。谢尔皮林的集团军前进的方向，没有尽人皆知的大城市。在最高统帅部发布的通报中，他的集团军一共只被提到过三次。他的集团军收复的那些居民点，对收音机的听众来说，大概从通报中才第一次知道。
谢尔皮林的集团军非但没有进入大城市，而且，还得渡过许许多多的中小河流，通过泥炭沼泽和变成沼泽的洼地。在广阔的战线上进攻的时候，几乎永远是企样的，总会有一个集团军要穿过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会儿掉在后面，一会儿又赶上那些比较幸运的友邻部队，用自己的行动来保证友邻部队在通报中取得荣誉。
在战争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必须有非常坚强的性格，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集团军所担负的默默无闻的劳动是必不可少的，并且不对友邻部队感到愤愤不平。如果把目光 于自己的界线以内，如果对左右友邻部队的情况漠不关心——一管它们是死是活！——那么你还不能算是集团军司令，只能算是一个受过高等军事教育的市侩。当然，在大合唱中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想独自引吭高歌，好让大家都听到你的声音！然而在战争中现在很少独唱，而且指挥很严格。不过这也很好，这就是说，战争走上了自己的轨道。
没有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许会感到这种说法有点古怪：战争是不是走上了自己的轨道。好象战争还会有什么轨道似的。不过谢尔皮林心里正是这样想的。
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夏季攻势，他就记起了将在十天以后召开的医务会议。他不由得摸了模自己的锁骨，心里思忖着：“医生说，长得很好，再好没有了。的确，儿乎一点也不觉得疼。不过手还不能挥动自如。”
他想从病床上站起来，双手小心地作了医疗体操中的几节动作。然后把左手捏紧、放松，一连试了几次。手仍然感到麻木，而手指象被针刺一样痛。
但总的说来，他感到比来的时候已经好多了。头已经不痛了，不再常常惊醒。而最初的时候，由于做到着非常逼真的困人的恶梦，每夜总要醒四、五次。
在战场上可以说只考虑到精神，而肉体是没有时间去考虑的。他的肉体有时坐在吉普车里，有时在堑壕里走来走去，有时看地图，有时打电话，一昼夜匆匆忙忙地吃两顿饭，夜里尽可能沉沉地睡一觉，再在颠簸的吉普车里打一两个钟点磕睡。它默默地干着向他要求的一切。可是在这里，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医生一下子又是怎么说的呢？不久，在发生车祸以前，他认为自己完全健康，可是照医生的说法，他全身都是病。他不想争论，医生怎么吩咐就怎么办：打针就打针，浴疗就浴疗，做操也好，电疗也好，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既然全身都是病，那就彻底治疗吧。
他把治病看作工作，这样就比较容易忍受离开自己集团军的痛苦。为了不妨碍治疗，他甚至把需要乘车到莫斯科去的几次拜访也取消了。从一开始到现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跟儿媳妇见了几次面，在她的休假日，她在午休时间以后带了孙女儿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来看他。
他看了看表，走出房间，到了花园里。副官迟到了十五分钟。
［她们出了什么事？也许孙女儿病了吧？］他心里想，但几乎同时就看见自己的副官叶弗斯吉格涅耶夫沿着林荫道向疗养院大楼走来。
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好象在想什么心事，突然看到了谢尔皮林，脸上露出了惊慌的神色。
［她们出了什么事？］谢尔皮林问。
“安娜·彼得罗芙娜不来了……”副官脸上仍旧带着惊慌的神色。
“怎么不来了？为什么？”
“这是给您的便条。”
副官走上一步，把提在手掌里的便条交给谢尔皮林。
在半张方格练习本纸上写着：“您好，爸爸！我没有来，请您原谅。我不能来，我不好意思见您的面。一切情况由阿纳托利面告。安尼雅。”
“既然她托你转告，那么你就讲吧。”谢尔皮林慢吞吞地把目光从便条上抬起来，看着仍旧站在他面前的副官。
副官站着一言不发。在他带有稚气的和善的圆脸上，露出一种感到难以启齿的惶恐。
“你怎么不说话？”谢尔皮林不耐烦地提高嗓子说。他一生中已经养成一种习惯：反正不幸的消息迟早总要知道的，倒不如早些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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