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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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学习，顺路回家看看。那是隆冬季节，他头上戴了一顶威武的布琼尼式军帽，身上穿着当时最时髦的军服和军大衣，左袖上缀着团长的标志———四个菱形、一颗星。

　　那时，父亲生活过得挺不错。他修得医道，并且知道一个能干的人怎样利用医道在农村获得好处。他有一所房子，养了些家畜、家禽，还有果园、菜园和养蜂场。大女儿许给了一个合作社职员。家里生活够富裕的了，但还想更富裕。从父亲和后母的谈话来看，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这个。父亲得知谢尔皮林虽然当上了团长，但军饷很少，感到很奇怪，甚至问他想不想退伍回来当医士。当谢尔皮林回答说，他不想回来时，父亲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你自己更清楚……”

　　当他听说儿子娶了自己同志的寡妇为妻，而且还收养了她的孩子，他又不赞成地说：“年纪轻轻的，怎么娶了个寡妇，还带了个孩子来。”

　　父子俩在离别多年之后只团聚了三天，彼此互不了解，彼此都不以为然。

　　他们后一次见面是在三六年，离上一次见面又过了十三年。这一次不是谢尔皮林自己想回去，而是后母叫他去的。她写信告诉他说，父亲病了，“您，费佳，最好回家来看看他。”她用“您”来称呼他。她所以记起他来，大概是由于报上公布了获得军衔的指挥员的名单。他那时在莫斯科服役，在军事学院任教，而且已经晋升为旅长了。

　　他请了假回家。是一个人去的，没有把妻子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带去。他认为这次旅行不会使她感到愉快。

　　父亲果真病了，但还不准备去见上帝。当谢尔皮林到家的时候，他已经能穿着毡靴在家里走动了，而且还准备去上班。他那时已是近七十岁的人了，但还不想领退休金。

　　父亲多半是听了后母的话，向儿子试探，将来他能不能给他们一些生活费？他俩年纪都老了，可以开口谈这件事了。三个女儿都已出嫁，现在都已经分开住了。两个就住在土马，一个嫁给合作社职员，另一个嫁给小学校长，第三个嫁给铁路职工，住在外地。谢尔皮林从后母的口气中听出：她的三个女儿都不肯负担父母的生活费。或者是因为她们知道娘家家境不坏，或者是由于她们缺乏教养。

　　谢尔皮林没多加考虑，就同意每月从军饷中给他们寄一笔不大的款子。

　　“别忙着答应，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再说。”父亲对他说。

　　他们仍旧互不了解。父亲只知道自己的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的脾气，不理解怎么能不同妻子商量就自作主张。而谢尔皮林却了解自己的妻子，认为这种事根本用不着去问她。

　　从他开始寄钱回家的时候起，土马家里就月月给他来信，告诉他汇款已经收到，同时也写一些家里的事情。但是这些信并没有使他和双亲亲近起来，况且通信也没能持续多久……

　　后来，在四三年，在通信中断了六年之后，父亲在写给谢尔皮林的第一封信中说，他那时不给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写信是因为不愿意触动她的愁思，说几句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说空话自然无济于事，但可以采取另一种做法嘛。可以写信对她讲：你来和我们一块儿住吧。但是、即使父亲有这个想法，彼拉盖亚·斯杰潘诺芙娜也是不会同意的。

　　父亲给谢尔皮林写这封信是在四三年三月，这时他在报上读到了授予在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立功的将军们“库图佐夫”勋章的消息。

　　父亲这封信是寄到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后来由莫斯科转寄，几经周折，直到五月份才到谢尔皮林手里，这时他已经在中央方面军了。父亲在信里向媳妇和孙儿问好。谢尔皮林回信说，他们俩都已不在人世了，并吩咐集团军财务主任从自己的战地津贴中取出一部分钱给父亲汇去。

　　那时他没想到要和父亲见面。不久前，在他来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之后，才产生了这个想法，因为他收到了从前线转来的父亲的信，得知家里又接到了第二个女婿的阵亡通知书。他想起不久前他自己也几乎去见上帝，又想到父亲已快七十八岁了，所以他设法给父亲弄了一张进入莫斯科的通行证，并派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乘吉普车去接他。

　　但是事出意外，父亲没有和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一起来。他为什么这样做，很难理解。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也无法解释。头天晚上老头儿还讲，第二天早晨动身。可是到早上该动身的时候，却又说他不舒服，而且要花一些时间作准备。他说，他以后自己乘火车经梁赞来莫斯科。

　　听叶弗斯吉格涅耶夫说，两老在战时的生活过得并不坏。晚饭时，他们给他吃油煎鸡蛋，早上又请他喝奶茶——他们养了一只母山羊。

　　“依你看，他到底为什么不来呢？”谢尔皮林再三问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但叶弗斯吉格涅耶夫只是耸耸肩膀，不知是真的不明白呢，还是不愿意讲。

　　“算了，他愿意怎么来就怎么来吧，我不再派人去接他了，”谢尔皮林想。“开了吉普车去接过他一次也够了，还有司机、副官也随车去接了。是啊，我们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以在各方面利用这些条件。但有时也使用不当！”

　　他这样想，并不是指自己，因为他认为象父亲那样的年纪，派吉普车去接是应该的。

　　应当给父亲写封信，因为他已经老了，而你自己年纪也不轻了，何况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出写些什么好。不过他却记起了一件事：可别忘了把准备给父亲的钱留在安尼雅那儿……

　　一个女卫生员出现在房门口：“将军同志，有个妇女要见您。”

　　谢尔皮林刚刚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卫生员身后的门就打开了，一个长着一张善良的胖睑的丰满的中年妇女轻捷地挤开了那个干瘦老太婆，走进了房间，说：“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请多多原谅，我是皮金娜。”

　　谢尔皮林向她问了好，请她坐下，把拍纸簿从桌上收掉。

　　“看在上帝份上，请您原谅，我打扰您啦！”

　　“您没打扰我。不过，半个钟头之后我得去参加医务会议。要是您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午饭后来的话，那我就有空了。”

　　“没关系，没关系。”她说着，脸上掠过欣喜的微笑。“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正好有便车，就把我带来了。总之，请您原谅！”

　　谢尔皮林望着她，想起过去皮金提到她的来信时常说：“我那傻女人给我来信啦。”也许，她真是个傻女人，但心地大概是善良的。这种善良的心地不仅可以从她那现在已发胖而风韵犹存的脸上看出来。在她整一整披在肩膀上的厚围巾时那种沉静的动作中也可以觉察到这一点。她的双手柔软而肥胖，手指头肉鼓鼓的。花白的头发梳成大方的平分头，一个大发客稳当地扎在后脑勺上，无论是她的双手还是发式，都给人一种善良的感觉。

　　“大概正是太傻了，竟然还戴着钻石耳环，”谢尔皮林想。“到我这儿来为什么要戴耳环呢？”

　　“看到您我很高兴，费多尔·费多罗维奇，”皮金娜说。她在说话之前深深地吁了几口气，这倒不是由于悲痛，而是因为她喘息未定。“我一眼就认出您了。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曾经寄给我一张他和您一起照的相片。不过您现在的样儿比相片上好看，而且显得年轻。您身体怎么样？车子出事之后身体复原了吗？”

　　显然，她知道他为什么住在这儿。

　　“复原了，”谢尔皮林说。“医生再检查一次，就可回前线去了。”

　　她以为这是在催她，所以急忙说：“请您放心，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她说着，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只信封，用她那只指头胖鼓鼓的柔软的手把它顺着桌面推过去。“这是您在皮金出事之后给我寄来的钱，我非常感激，现在奉还给您。我生活还过得去，所以没动用它，但是我没有把它寄还给您，怕引起误会。我一直在等待机会，想当面对您的好心表示感谢。”

　　“这哪儿是什么好心！”谢尔皮林没接桌上的信封，气呼呼地说。“我觉得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了，我当时认为这对您也许用得着。难道您手头真的这样宽裕，连钱也没处花了吗？”

　　“我马上把全部情况告诉您。”

　　她把两只肥胖的手掌合起来，她那神情象是要把全部情况讲给一个孩子听似的。谢尔皮林微微一笑，但她没有发觉，仍旧是一本正经的样子。

　　“您也知道，由于我的弟弟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的缘故，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在二五年不得不从军队中复员。”

　　谢尔皮林这时才想起她叫什么名字。皮金曾告诉过他，但他忘了。现在他记了起来，她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前在俗时是个有钱人，开了一家大商行。他自己既是企业家，又是工程师，这在当时是合时的。可是后来却……”

　　她没有讲下去，在找合适的词儿。可是谢尔皮林不理解她为什么用“在俗。这个奇怪的词儿。“在俗”，“在俗”，这个“在俗”指的是什么呢？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由于拒绝交出财产，在财产被没收以后被流放到索洛夫基。您知道，这就影响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和我的命运，他不得不转业当了会计。”

　　“这我知道，他对我讲过。”

　　“但是，我自然不能对弟弟一点也不关心。他在索洛夫基时，我去探望过他，后来他恢复了自由，住在托木斯克，我也去过。在西伯利亚，他丢掉了世俗的事务，担任了教职。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在沃罗涅什教区任职，直到那儿遭到轰炸后才奉上级教会之命离开了沃罗涅什。”

　　“噢，原来四二年夏天她弟弟在那儿！”谢尔皮林想。“他待的地方离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井不远。不同的只是：他是奉教会领导之命离开了遭到轰炸的地区；而我们这些世俗的罪人则按照我们领导的指示，冒着轰炸，一直坚守到最后一分钟。”

　　不过，关于小舅子当上了主教或者甚至总主教这件事，皮金没讲过。也许是他不好意思讲，也许是怕别列日诺依会嘲笑他。

　　“在俗时，我弟弟叫谢尔盖，担任教职之后，就改名叫尼科基姆了，”皮金娜讲这句话的语气使人感到，只要谢尔皮林一听见这个名字，就会知道她的弟弟是谁。

　　他的确记得，他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名字。这个尼科基姆可能是法西斯暴行调查委员会的委员，曾在这个委员会的文件上签过名，也可能是在号召教徒们为红军捐献坦克和飞机的呼吁书上签过名。

　　“从他移居莫斯科之后，我就为他料理家务。可是，那算什么家务呀！”皮金娜把双手一摊，仿佛表示：一个神职人员会有什么家务呢？“不过，用不到为柴米油盐发愁。而且，除此以外，”她稍微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我妈过世时还给我留下了一些首饰。战争刚开始时，我把她的两颗宝石坠子和一枚胸针捐献了出来。但我还留了一点以防万一。”

　　她略微举起手，指了指耳环。

　　“噢，所以你戴上了耳环，”谢尔皮林想。“原来是为了向我表明，你生活并不困难。”

　　这时，皮金娜又用刚才指过耳环的那只手彬彬有礼地把信封顶着桌面推过来。

　　“那好，不需要就不需要吧。”

　　谢尔皮林拿起信封，把它塞进放在桌上的军用背包里，决定把这笔意外之财加到留给父亲的款子里去。

　　“您有没有听到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的消息？”皮金娜问。她早就在等机会提这个对她来说是最为重要的问题了，不过她不愿意在解决这笔使她不安的款子之前就提这样的问题。

　　“很遗憾，没有听到，”谢尔皮林说。“我们是不会听到这一类消息的。也许，根本就毫无消息。”

　　他确实没有听到任何关于皮金的消息。一点都没有。去年秋天，在皮金的事已经过去，不再查究以后，而库尔斯克会战已经结束，谢尔皮林又一次立功受奖，于是他便写信给军需机关询问：被俘将军的妻子是否能按规定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

　　皮金恰好在被俘前夜获得将军衔。但当时战斗非常激烈，他还没来得及换上将军服，所以在德国人的公报里仍旧称他上校。可是在我方军需文件上已列入将军一级了。

　　回信很快就来了。军需机关通知说，被俘将军的家属可以领取抚恤金和生活补助，但必须有材料证明他们不是叛徒。

　　因此，打算让皮金的妻子领取生活补助这个念头只好打消。现在也没有必要把这一切告诉她。

　　“现在只能相信根纳季·尼古拉耶维奇结实的身体能经受住俘虏生活的折磨。况且，现在离战争结束的日子不会太远了。至于他被俘后的表现，我本人对这一点并不怀疑，”谢尔皮林把自己认为应当对她说的主要一点作了补充。

　　“这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她低声说，说得很随便，好象在谈一件谁也不会怀疑的最平常的事情。“但愿他的身体能够顶得住。他在战前就得了糖尿病。”

　　“我怎么没看出来，”谢尔皮林说。他想，大概皮金不让别人知道他有病，他不是那种一有病就哼哼的人。

　　“还有一点使我担心，”皮金娜叹了口气说，“报上说我们的盟军正在轰炸德国，炸得可厉害啦！但愿他别挨到炸弹！可是轰炸时炸弹是乱扔的。我曾想通过红十字会去了解他的情况。我去见了叶卡杰琳娜·巴甫洛芙娜·彼什科娃。她是一位非常可爱、很有教养的女人。但她告诉我说，红十字会也毫无消息。据说，我们过去没有在一个公约上签字，所以现在无法了解被俘人员的情况。英国人和美国人能够了解，而我们不能。”

　　这话使谢尔皮林大为震惊。是的，他当然知道，甚至还清楚地记得，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有过一个红十字会。通过红十字会可以了解俘虏的情况，甚至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