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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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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罗卓成卡问。
“你静一会儿不行吗？”
“你干吗这么冲人哪？”
“我不是冲你。我不爱说话。走吧，要不就迟到了。”
她把女邻居轻轻地推了一下，让她走在前面。
在林荫道上，她们碰到了一个年纪很轻的女卫生员。她迎面走来，跟她们打招呼，脸上的表情仿佛她也已经知道了什么似的。也许，这不过是巴兰诺娃的感觉罢了——做贼心虚嘛！
看到了女卫生员，她不禁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这个女卫生员和其他所有的女卫生员一样，都叫她青年医生，而管罗卓奇卡叫老医生，虽然罗卓奇卡并不比她大多少，总共只大七岁。
“你笑什么？”罗卓奇卡问。
“没什么，”她这么回答，但心里却在想：“再过七年，我也要四十七岁，和现在罗卓奇卡一样年纪了。那时，我也要变成老医生了……不，我不会……可是，整个说来，七年以后的情况将会怎么样呢？难道现在能够设想，谁在七年之后会怎么样吗？”
于是，她又一次不安地想起了自己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
第十四章
谢尔皮林把叶弗斯吉格涅耶夫代他从莫斯科定购来的一包书放在衬衣和皮背心上面，啪的一声关上箱子，看了看手表。东西整理得太快了，他甚至觉得遗憾。现在是七点四十分。到八点半，才能上路。而巴兰诺娃最早也要在他动身之前十分钟才能来。她不可能早来。虽说是碰头会，其实，开会的时间也不会短。
他检查了一遍房间，看有没有忘掉什么。他看到窗台上有一瓶喝了三分之一的白兰地，就把瓶塞子揿紧，重新打开箱子，把酒瓶放了进去。
白兰地是他昨晚喝的，由于什马柯夫突然来访，他才破戒喝了点酒。原来，什马柯夫到疗养院来治疗已经有好几天了，就住在附近的房间里。但直到昨天晚上他才得知谢尔皮林也在这儿，于是，便在打熄灯铃之前不久，撑着拐杖走来了。
两个人喝着白兰地，在一起坐了一个半钟头，回忆着四一年什马柯夫被派到团里来当政委时的情景。
什马柯夫受伤之后回到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研组任教。他从前是一个很出色的人，现在仍然是这样。只是他失去了一条腿，名副其实的一条腿，截肢一直截到大腿。残肢经常折磨着他，痛得他寝食不宁。已经动过一次手术，看来，还得动第二次。
什马柯夫凭记忆引用美国公布的关于德国军事潜力的材料——开始是多少，现在还剩多少。材料表明，不管美国和英国怎
么轰炸，德国的许多种军用品的生产水平仍未下阵，有一些甚至还上升了。但这是垂死挣扎。潜力已经挖到顶了。
听在这些分析，谢尔皮林怀着敬意想起四一年夏天他们还在突围时他的政委讲过；德国人野心勃勃，妄想一口吞下一头大象。他从这一点看出，德国人由于缺乏潜力，害怕战争持久进行下去。
时至今日，得出这样的结论算不得怎么高明，然而在四一年而势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却必须有敏锐的头脑，才能冷静地思考问题，而不光是伤心痛哭。
而且，这些话不是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喝白兰地的时候讲的，而是在森林里啃着最后一块用水泡软的黑面包干的时候讲的。那时他们隐蔽在一条大路旁边，德国坦克轰隆轰隆地在路上驶过，通宵不断。
“是吩，这是个真正的政委！”谢尔皮林望着什马柯夫想。什马柯夫坐在他的对面，拐杖靠桌子放着。“我那时候能有这样的政委，真是幸运！”
“我现在驻扎的地段，几乎就是开始和你并肩战斗的地方。”
“战争拖长了，德国人失算啦，”什马柯夫说。
“也不能说，在战争开始之前，我们把一切都估计到了。”
“是的，”什马柯夫表示同意。“但有一点补充：他们在选定发动战争的那一天，认为自己是作好了准备的。而我们是被迫的，我们没有估计到战争会从六月二十二日开始。我们以为这将要在四二年、甚至四三年才开始……”
“糟就糟在这里！”
“但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我说的是德国人失算的问题。这一点越是往后，就越是明显。”
“一般说来，他们的计算能力是不错的，”谢尔皮林说。
“不过，也许那些计算得比较切合实际的人当时没有讲话的机会吧？”他朝什马柯夫看了看，往酒杯里斟满了白兰地。“谢尔盖·尼古拉耶维奇，我们来干一杯。”
关于德国人对战争的计算方法的高谈阔论突然使他感到讨厌，因为大地上还有另外一笔帐，那就是祖国土地上亲人的坟墓数字。战争目前还在祖国的国土上进行。只有在南线占领了几个罗马尼亚县城，其他战线仍旧在祖国的国土上。今年秋天必须大大跨出一步，把战场推到国外去。
什马柯夫记起，谢尔皮林在莫吉廖夫和他进行的第一次坦率的谈话中曾对他说：“唉呀，谢尔波·尼古拉耶维奇，我的同一个教门的弟兄，和我共同挑着团的担子的患难兄弟……”想到这儿，他笑了起来。
“我当时还以为你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呢。谁知你却是医士出身！”
他重又沉浸在回忆中。但是谢尔皮林对此不感兴趣，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去了。他怕什马柯夫会突然谈起巴兰诺夫来。现在他不想谈这件事情。
熄灯铃响过后，他才把什马柯夫送走，所以到巴兰诺娃那里已经迟了一会儿。他对她说，一个同事把他耽搁了。
她并未见怪，只是抬起头来望着他，好象在等他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他没有再说什么，为此他们在早晨发生了第一次龃龉。原来，她对他有一种使他感到不习惯的要求。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什马柯夫到你那儿去过了？”她问。“首先，要想瞒我是愚蠢的，我们这儿反正什么都会知道。但是，要是我不知道，那就更糟。什马柯夫来访，这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事。你们两个大概在一起谈论和回忆了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事情。但是这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
“关于你的事，我们既没谈论，也没回忆。”
她伤心地叹了口气说：“难道我只是想知道这一点吗？我也不认为你会和他谈起我的事，相反，当我知道他坐在你那儿的时候，我就确信，象你这种人是不会和他谈起我的事来的。”
“的确是这样。我确实不想和他谈起你的事，甚至故意把话题引开了。”
“瞧！你怎么还是不明白，这一切对我是多么重要？”
“你指的是什么？”
“指一切。为什么你不想和他谈起我的事？你和他谈了些什么？回忆了哪些事？为什么你见了他之后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补色异样，满脸愁容，好象刚送丧回来似的？你在竭力摆脱这种情绪，但一下子摆脱不掉，我看出来了……对于你的这些情况我怎么能不了解呢？关于衣着、饮食方面的问题，我不会来过问。也许这不好，但我不会这样做！然而你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脸色跟往常不一样……这些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你自己想想！我们俩应当相K了解，要么了解彼此的一切，要么什么都不了解。假如彼此什么都不了解，那彼此也就根本不需要了，至少是我不需要。”
他赔了个笑脸，支吾了过去：“我有错，今后改正。”
他感到高兴，因为她笑了，后来她就没有再谈起这件事。
是啊，老习惯不是一下子能够打破的。他自己也感到奇怪，他原来以为，在他的一生中，有多少事情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会说，然而在这几天里他却突然说了出来。也许，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知道自己对一个女人什么事会讲，什么事不会讲。
他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从今天早晨的这番谈话甲，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她需要知道你的一切，你自己知道多少，她也要知道多少。他对于这种亲密的程度感到不习惯，感到困惑：今后他们将怎么办呢？
他平常不愿意把现在的生活与过去他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共同度过的日于作比较。但是现在他想到了这一点。在那已成为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双方都是真诚的、和瓦林琴娜·叶果罗芙娜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生活不可能不这样。但是，这种真诚和今天她对他要求的那种真诚却是不同的。从前，他的真诚表现在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行为和决定，但考虑问题，作出决定，却习惯于独自一人来做。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总是“先斩后奏”。至于为什么决定这样做，怎么决定的，他却从来也不讲。如果两人发生什么分歧，他们常常是彼此缄默。
而现在，她不仅需要了解他的行为，而且还要求他披露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个要求的实质就在于她希望和他共同思考问题，共同决定问题。可是，怎么能共同决定问题呢？生活可确实没教会他这种习惯啊！
他力图保持原来的习惯，而这个女人却想动摇它。他想到，他不曾和她商量就自己一个人作出了决定：他们不能一起上前线！可是，后来他又想：不，这不是我一个人作出的决定！当他在考虑怎么决定以及在跟她谈这件事的时候，他始终感觉到，她是在竭力克制自己，使他能够作出这个决定。
不可能想象她以后会责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决定？”即使她要说什么，那也只会说；“我们当时不该这么决定。”象她这样的女人，不可能说别的话。
他想到了她的两个儿子。她在给他们的信中会怎么说起他呢？这两个和他素不相识的人——一个是上尉，一个是炮兵学校学员——收到她的信之后，会有什么感受呢？他们将会对母亲采取什么态度呢？他知道，这种事情在部队里会比在其他地方引起更深的感触。于是，他感到自己对不起她的两个儿子。
一切M仿佛都很正常：他们在他们该在的地方，干他们该干的事情。他们的父亲，不管他是好是坏，已在三年前去世了，而母亲在经历过前线的艰辛之后又将重返前线。如果说，她到了四十岁的年纪还希望得到女人的幸福，那也是光明正大的事。没什么错。但是，对她的两个儿子，他总怀着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他每想到这个和他相恋的女人就会想到他们。
她的大儿子己经打了两年多的仗，小儿子在军校的速成班受训，也赶得上打仗。说不定，他们中间的一个，甚至两个，一去不能复返，那将会给他们母亲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使她原来的生活一无所存。
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不同意现在就和他结婚？她想等两个儿子凯旋归来之后再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但是，她当时为什么不这么说呢？是不是因为这种话她说不出口？
可是，如果他们一块儿上前线，她为什么就同意结婚？这是因为她想和他在一起。现在，她不仅仅为两个儿子担心了。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她在为他的安全担心。他一次也没有和她谈过这个问题，他觉得他们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是他没有想过。在战争中，任何人都可能发生意外。似现在已经不是四一年，也不是四二年了，可以说，集团军司令没有被打死的危险了。
“不该为我担心，应当为孩子们担心。”
“司令同志，可以进来吗？”
门开着，门口站着叶弗斯吉格涅耶夫。
谢尔皮林用诧异的目光望了他一眼，然后看了看下表：八点整。
“怎么，我的命令没转达给你吗？为什么又来了？”
“我送老大爷来了。”
“他在哪儿？”
“在吉普车里坐着呢。请他来吗？”
“我亲自去接。他什么时候到的？来的什么车？”
“乘从梁赞来的火车，昨天晚上十一点钟到的，下车以后直接到安娜·彼得罗芙娜住的地方去了。我们不想打扰您，而且他路上也累了。”
“你们把他安排在哪儿过夜？”
“让他睡在房间里的床上。”
“嗯，他打扰了你俩离别前最后一夜的好梦。”谢尔皮林一面想，一面戴上制帽。
吉普车就停在大楼拐角处。
父亲还没有下车，他坐在前座，坐在司机旁边，正在向司机打听什么事。
谢尔皮林走近汽车，听到了片言只语：“那么，比方说，如果妻子死了，军饷证该交给谁呢？”
“你好！”谢尔皮林走到吉普车跟前，他父亲坐着的那一边，说。
父亲好象没听见，并未转过身来，只是把手掌贴近耳朵。等了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从吉普车上走下来见儿子。
谢尔皮林扶着父亲下了车。然后，他脱下制帽，和父亲亲吻了三次。他闻到了马合烟味。他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因为他在不久前才戒了烟。
父亲的老花眼睛里噙着泪水，这在从前是不曾有过的。“我们总算见面啦！”这是他用谢尔皮林感到陌生的颤抖的声音讲出的第一句话。但是他马上又用一种坚定的、熟悉的声音补充说：
“当上将军啦，费奇卡①！我听说了，在报上也看到了，但是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得慢慢儿习惯。”
①“费奇卡”是谢尔皮林的小名。——译合
他叫谢尔皮林“费奇卡”，这不是因为他叫惯了，而是故意当着儿子的司机和副官——将军的这些随从的面这样叫，以此表示：对你们来说，他是一位将军，可对我来说，他仍旧是费奇卡。
谢尔皮林依稀记起了母亲的慈容以及她对父亲的那种百依百顺的样子。那时候，父亲身上有着某种力量，使得母亲一心一意地跟了他。
即使到现在，父亲虽然显出了老态，但他年轻时那种粗暴而又威严的作风，依稀犹在。
“我们进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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